新華社北京9月15日電（記者張瑩新）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在相當長時間內一直是全球報告確診和死亡病例數最多的國家。經歷過今年1月的“至暗時刻”，7月中旬以來美國又迎來第四波疫情。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數據顯示，截至美國東部時間14日，美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4100萬例，累計死亡超過66萬例。
為何美國擁有世界一流的醫療資源，卻遭遇抗疫“滑鐵盧”？去年以來已有多家機構覆盤、反思美國抗疫策略的失誤。歸結起來，從疫情信息發佈、防疫措施實施，到患者救治、疫情數據統計，再到疫苗及其他醫療物資分發，在疫情應對每一個環節上，美國都表現得混亂不堪，不僅造成病毒在本土肆虐，也給全球抗疫大局帶來極大破壞和挑戰。
這些現象背後的“病根”，則是美國政治體制和價值觀的深層次缺陷。
“病根”之一：黨爭為大
兩黨制的美國，一些政客始終將黨派利益放在民眾生命健康安全之上。新冠疫情成為兩黨互相攻訐的“武器”，政客之間“權力的遊戲”給抗疫帶來巨大破壞。
早在2020年1月初，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就已收到警報，預測新冠疫情將在美國發生並可能發展成“全球大流行”。然而為了保持經濟和就業數字“好看”、贏得支持率，當時的共和黨政府刻意淡化疫情警告，限制醫學專家向公眾發佈信息，甚至發佈虛假信息誤導民眾，稱新冠是“大號流感”，感染風險和死亡率“非常低”，導致防控“黃金窗口期”被白白浪費。
民主黨也半斤八兩，一些民主黨官員在“打嘴仗”上花費了比抗疫更多的精力。不久前因性醜聞被迫辭職的紐約州前州長科莫曾在疫情初期嚴厲指責聯邦政府不作為，其支持率一度飆升。然而紐約州總檢察長今年1月公佈的調查顯示，科莫自己的報告就大幅壓低了該州養老院新冠死亡人數。
抗疫政策也淪為黨爭“籌碼”。兩黨政客圍繞核酸檢測標準、是否應戴口罩、是否復工、醫療物資分配以及救助法案條款等頻繁展開拉鋸戰，延遲了抗疫措施的實施。美國《時代》週刊網站去年5月報道，美國在社交隔離措施上的遲緩導致了90%的新冠死亡病例。
“病根”之二：“散裝”體制
美國實行聯邦、州和地方三級政府治理，新冠疫情等公共衞生事務屬於各州的州權，以州和地方政府為主管理。“散裝”的分權體制使美國在應對疫情時面臨巨大障礙，聯邦和州政府各自為政、相互掣肘，難以迅速整合資源協調應對。
美國聯邦政府的抗疫措施缺乏強制性規定。去年3月開始，各州陸續宣佈本州的“居家令”，但有的州到4、5月份就急於重啓。去年4月，紐約州等東海岸7個州組建“多州協定”，加州等西海岸3個州組建“西部州協定”，不接受聯邦政府領導，自行協調防疫和復工等問題。
聯邦政府對防疫物資保障的指導缺位、籌措調配混亂，導致聯邦、各州和地方政府陷入搶奪防疫物資大戰。在去年疫情蔓延高峯期，紐約州、加利福尼亞州、伊利諾伊州等爭相搶購呼吸機，相互之間不斷抬價，甚至鬧矛盾、互相指責。
美國國會眾議院冠狀病毒危機小組委員會主席克萊伯恩批評説，疫情在美國暴發6個月後，美國政府仍未制定統一的國家戰略來保護人民健康，其直接後果就是各州抗疫步調不一。
“病根”之三：生命鴻溝
美國多數醫療機構和醫療保險企業是私營的，醫療成本高昂長期為人詬病，而美國政府既沒有意願也缺乏能力改變資本的主導地位。資本優先、利益優先使民眾的生命權、健康權得不到平等保障。所謂“民主燈塔”在疫情中留下了侵犯人權的新紀錄。比如，一些醫療機構就默許對新冠患者“選擇性救治”，貧困民眾、少數族裔及其他弱勢羣體首先被放棄治療。
英國《衞報》網站刊文指出，在新冠病毒面前，美國富人和權勢羣體優先獲救。在蓋洛普諮詢公司一項調查中，14%的美國成年人表示，如果自己或家庭成員出現新冠感染相關症狀，將因為擔心負擔不起治療費用而放棄治療。
美國疾控中心今年6月數據顯示，拉美裔美國人感染新冠的風險是白人的2倍，死於新冠的風險是白人的2.3倍；美洲原住民和非洲裔人羣感染新冠及病亡的風險也都高於白人。美國公共衞生局前局長亞當斯表示，美國非洲裔新冠病亡率遠高於總體病亡率，並非出於生理或基因原因，而是由於社會因素使非洲裔更易被感染。
疫情重創美國經濟，大量民眾長期失業，貧富分化、種族衝突等矛盾進一步加劇，底層民眾生活更加艱難。芝加哥大學和聖母大學等機構的研究顯示，美國貧困率從去年6月的9.3%快速上升到同年11月的11.7%。
《大西洋月刊》評論説：“不是新冠病毒撕裂美國，而是疫情暴露了美國的撕裂。”
“病根”之四：社會極化
美國一些羣體片面強調個人自由。戴口罩、社交隔離、打疫苗等措施遏制疫情的效果在科學上早已證明。然而在美國國內，要不要推行這些措施變成了價值觀之爭，上升到是否“侵犯個人自由”層面。伴隨而來的是反口罩、反隔離、反疫苗等各種抗議活動，嚴重阻礙了防疫措施的推行。價值觀分歧又與黨派之爭交織在一起，變得更加激烈而極化。
去年4月，美國20個州的部分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州政府頒佈的“居家令”，很多抗議者既不戴口罩，也未保持社交距離。
在今年7月以來的第四波疫情中，美國新增兒童確診病例數連連上升，然而多個州仍深陷“該不該強制在校戴口罩”的爭論中。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7月發佈行政令，禁止學校強制學生戴口罩，稱決定權應在家長手中。
“病根”之五：美國優先
新冠疫情是一場席捲全球的公共衞生危機，需要世界各國攜手應對。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不僅沒能承擔起應負的國際責任，反而任由病毒向別國擴散，在疫情急劇擴散期放任大量美國民眾出國旅行；大搞“疫苗民族主義”，囤積遠超其國民所需的疫苗並限制疫苗出口；在抗疫關鍵時刻宣佈退出世界衞生組織，擾亂國際抗疫大局。
超過66萬生命凋零，沒能讓美國政客反思國內抗疫失敗的原因。他們反而急於借病毒溯源問題向中國“甩鍋”推責，以轉移民眾視線。為了利用溯源問題達到政治目的，美國政府企圖施壓世衞組織發起針對中國的“定向溯源”，還動用情報機構炮製所謂的溯源調查報告。
俄羅斯政治觀察家弗拉基米爾·丹尼洛夫説，華盛頓正以最無恥的方式推行“美國優先”政策。“其他國家的關切……根本不在拜登政府考慮之列。”
種種以鄰為壑的行徑，是美國長期以來奉行的以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為特徵的對外政策的體現。美國一直信奉“美國例外論”，執迷於鼓吹自身體制和價值觀的優越性，而實際行為又是自身利益優先，這種“説一套做一套”的虛偽越來越招致國際社會反感。
“我們正在辜負彼此”，今年8月《今日美國報》週末版以此為題報道美國當下的第四波疫情。如果不祛除政治體制和價值觀的種種深層次“病根”，可以預見，美國的疫情難以真正得到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