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一衣帶水的國家在許多方面都有着相似性。近些年，中國電子行業突飛猛進，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許多國家的強力打壓，而歷史上，日本的電子行業也經歷過一段類似的時期。
本期的智能內參，我們推薦中國銀河證券研究院的研究報告《以日本為鑑 ， 看中國電子行業未來之路》，通過還原日本電子產業的興衰史，看中國電子行業的發展方向。
本期內參來源：中國銀河證券研究院
《 以日本為鑑 ， 看中國電子行業未來之路 》
作者： 傅楚雄 等
一、 70-80 年代的日本電子行業1、中國與日本彼時具有相似的宏觀經濟背景經濟總量均位於世界第二，GDP 增速放緩，人均 GDP 水平相當。從經濟總量上看，1968年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 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 GDP 增速上看，中日兩國均進入增速放緩期，日本從 1955 至 1973 年保持了近 20 年的高速增長，年均 GDP增速達到 9.25%，1975 年後進入經濟轉型期，GDP 平均增速降至 4%。
中國從 1991 至 2011 年也維持高速增長，年均 GDP 複合增速達 10.5%，而 2015 年之後 GDP 增速降至 7%及以下，2019年中國 GDP 增速為 6.1%。2019 年中國的人均 GDP 為 10262 美元，綜合物價因素，現今中國人均 GDP 應該只相當於 1978 年左右的日本人均 GDP 8822 美元。
中日GDP 增速對比(單位：%)
中日人均 GDP 對比( 單位：美元)
中日具有相似的經濟結構，二、三產業比重上升，基本完成工業進程，城鎮化率達到 60%以上。二戰後，日本的產業政策以重工業為主，第一產業佔比迅速萎縮，第二、三產業佔比擴大。1955 年日本三大產業佔 GDP 比重為 19.20%、32.70%和 47.00%，1985 年變動為 3.10%、36.30%和 60.70%。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1985年中國三大產業佔 GDP 比重為 27.93%、42.71%和 29.35%，2019 年變為 7.1%、39.0%、53.9%。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並且第三產業佔比大幅提高。
日本三大產業產值佔比變化
中國三大產業產值佔比變化
中日經歷快速城鎮化進程，日本城鎮化率自二戰後快速增長，1945 年為 27.8%，至 1970年達到 70%左右。中國城鎮化率自 1980 年以來駛入快車道，1980 年、2019 年分別為 19.4%、60.6%。儘管目前中國城鎮化率與 70 年代的日本尚有差距，快速提升的城鎮化水平對工業和服務業的生產效率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中日城鎮化率對比
舊經濟增長模式以投資拉動為主，矛盾 逐漸凸顯 ， 經濟面臨轉型 。二戰後，日本戰後以特大企業為中心的新興產業協調投資主義，讓 1955 至 1970 年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但這種以民間設備投資為主導的增長模式埋下了產能過剩的種子，並且導致環境的破壞和公害的泛濫，以至於在 70 年代產生了“四大公害”事件。70 年代，日本開始推行產業轉型，消除過剩產能，開發節能技術和新能源，生產高附加值高科技高精尖產品。
中日資本形成總額 GDP 中的比重
中日人均能耗（千克油當量）及二氧化碳排放量（公噸/人）
同樣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很大程度是由投資拉動為主的，本世紀以來，資本形成總額拉動 GDP 所佔比例都在 50%左右，實現 20 年的經濟增長後，以基建和地產為主導產業的投資型經濟結構觸碰到高槓杆問題，2015 年中國面臨經濟增速換擋問題，產能過剩、資源環境的破壞等亟待解決的問題使投資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和當初的日本一樣，現在中國在大力進行產業轉型實行供給側改革，轉向高精尖高科技製造產業。
中日都是全球出口大國，對美貿易順差佔比為 50% 左右。日本二戰後經濟快速崛起歸因於開放的經濟政策，日本政府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1973 年鋼鐵、汽車、家電等產業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日本製造”風靡全球。同樣中國自 2001 年加入WTO 以來出口規模快速擴大，2007 年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中國製造”憑藉勞動力與成本優勢搶佔全球市場。同時美國對中國和日本貿易逆差不斷上升，其中商品貿易逆差中中國和日本佔比最高達到 48%（2015 年）和 56.39%（1991 年）。
中日出口規模 ( 單位：億美元)
美日中貿易差額（單位：百萬美元）
2、電子信息產業成為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點領域隨着兩國產業結構的鉅變，製造業都為兩國的重點發展對象，電子信息產業成為獲得產業改革的關注重點。在此期間，日本經濟的主角從鋼鐵和造船業等“厚重長大”的產業轉換為半導體等“輕薄短小”產業，其表現為鋼鐵生產量和原油進口量的減少，以及對半導體集成電路硅材料需求的增加。
同時，日本政府“舉國體制”政策加持助力電子產業的發展，1976 年開始實行“DRAM 製法革新”國家項目，籌資 720 億日元，並設立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共同組合技術創新行動項目（VLSI），幫助日本企業打造 DRAM 集成電路產業羣。此外，為半導體企業提供了高達 16 億美元的資金，出台了包括税賦減免、低息貸款等資金扶持政策。
日本半導舉國體制發展歷程
截至 2019 年底，中國集成電路產值高達 7562.3 億元，自 2002 年起年複合增速達 21.70%。當前中國也開啓了扶持半導體大基金計劃，中國政府於 2014 年 9 月成立了中國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CICIIF)，簡稱“大基金”計劃，以服務於半導體行業投資和併購，被譽為“新型舉國體制”，迄今第二期已開始運轉，註冊資本金高達 2041.5 億元。
科創板的設立有益於電子行業的投融資，2020 年 8 月 4 日國務院發佈《關於印發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從税收、投融資、人才、市場等多方位，對集成電路產業發展進行支持。
中國集成電路銷售額變化（億元）
3、電子行業都處於黃金髮展期1970-1985 年為日本電子行業的黃金時代。二戰期間美國專注于軍用電子生產，日本乘機打入美國民用電子市場，根據《日本人電子產業興衰錄》，1970-1985 年日本電子產業產值增加了 5 倍，內需增加了 3 倍，出口增加了 11 倍，出口是絕對的行業增長拉動主力。隨着日本在全球半導體市場份額的持續上升，根據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統計， 1978 年日本在全球半導體總收入中佔比 46%，超過美國佔比 30%，機器人、集成電路等高新技術均領跑世界水平。
日本的發展導致美國同類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本土產品市場也遭日本產品擠壓，美國對日鉅額貿易逆差成為美日貿易戰的直接導火索。美日貿易摩擦中對日半導體採取了知識產權委員會限制技術外流、《日美半導體協議》協定最低價格和美國在日本半導體市佔率大於 20%、加徵關税等措施。
美日電子貿易戰過程
中國電子產業黃金時期始於 2007 年，一直持續至今，根本原因在於大陸在勞動力、市場等方面的比較優勢，直接原因是蘋果系產品對國內消費電子產業鏈的帶動。本輪中美貿易摩擦始於特朗普於 2018 年宣佈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關税，關税清單中和電子領域相關的有電容電阻、PCB、半導體設備等關鍵組件，之後又遭遇了芯片禁運、加徵關税等貿易紛爭。
中美電子貿易戰美國對華通信公司措施
二、日本電子行業的崛起與分化歷程1、1950-1970 年代，戰後日本電子行業的復甦與發展從宏觀背景看，在美國全力支持下，日本經濟全面復甦，尤其是電子行業。二戰剛結束時，為防止日本再次發動戰爭，由美國控制的盟軍駐日司令部採取了一系列非軍事化政策遏制日本的再工業化。但出於美軍實際需要，美國支持日本發展通信和交通行業，大力推動電話電報和廣播事業復興。1950 年 6 月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的戰略地位大幅提升，美國將日本視為“戰時臨時後方”，開始全方位地支持日本經濟發展。
在技術上，美國大規模向日本轉移先進技術，1950 年轉移項目只有 22 個，但僅僅 2 年內，轉移的項目就已達到 133 個。在經濟上，戰爭期間美國向日本採購了大量軍用物資，累計高達 10 億美元。與其同時，戰爭時期開設的現代化工廠是日後電子行業繁榮發展的温牀。在美蘇冷戰影響下，美國延續了對日支持的經濟政策。
從經濟數據來看，1950 年日本 GDP 僅為 3.95 萬億日元，到了 1970 年，日本 GDP 已經增長為 73.34 萬億日元，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 15.7%。這一階段日本經濟發展是全方位的，全產業的，並不侷限於電子產業，實際上，當時日本的鋼鐵和造船業也具有顯著優勢。日本電子產業是戰後日本經濟復甦的縮影。
日本戰後 GDP （萬億日元）
從產業政策看，日本政府高度重視電子行業發展，出台一系列支持性政策法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1957 年日本政府制定的《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通過立法扶持電子產業，減少電子產業公司的徵税，投入大量資金、人力用於研發新技術，在技術上緊跟美國，甚至在部分細分領域實現超越。
日本自執行電子振興法以來，電子工業產值由 1957 年的 1678 億日元（4.7 億美元）上升到 1971 年的 33516 億日元（94.5 億美元），增長了十幾倍，年均複合增長率 23.8%，成為了僅次於美國的第二電子大國。
引進吸收先進技術，民用電子引領日本電子產業強勢復甦。日本這一階段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於民用電子消費產品。由於朝鮮戰爭，美國電子產業主要生產軍用電子產品，1950 年，美國民用電子產值為 15 億美元，佔電子總產業產值的 69.8%。到了 1957 年，美國民用電子產值僅僅增長了 2 億美元，而佔比下滑到了 29.3%。
日本電子企業抓住了美國民用電子市場的空缺。1955-1970 年期間，日本黑白/彩色電視機、洗衣機、冰箱、吸塵器、收音機等產品基本完成了國內普及，並且大幅對外出口，其中最大的出口地就是美國。以收音機為例，20 世紀 50年代日本生產的半導體收音機曾經風靡全球，被譽為世界“收音機王國”，1958 年半導體收音機產量超 600 萬台，居世界首位。
1950 年美國軍用、民用電子產值 （億美元）
1957 年美國軍用、民用電子產值 （億美元）
NEC） （日本電氣）：NEC 成立於 1898 年，在二戰前，NEC 主要從事無線電通信業務，並於 1924 年成立了日本第一家無線電廣播公司。在晶體管技術誕生後，NEC 緊抓科技創新，迅速掌握了晶體管制造技術，並應用於無線電設備生產。NEC 生產的電子產品在海外非常受歡迎，公司在上世紀 60 年代開始了全球擴張。
NEC 的成功在於技術跟隨與海外擴張。無論是晶體管、集成電路還是個人計算機，其實美國都具有先發優勢。但 NEC 公司重視技術跟隨，能在短時間內掌握相同技術，始終保持在技術上不落後，反而能以更好的質量淘汰掉美國產品，這在美日電子產品競爭中建立了巨大優勢。同時，NEC 公司也注重海外擴張，在海外建立分公司和工廠，專門負責海外銷售業務，為個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服務。
NEC 重要經營歷程
SONY） （索尼）：如今家喻户曉的索尼公司也成立於日本電子產業興起的浪潮中，1946 年，盛田昭夫成立了索尼的前身“東京通信工業株式會社”。成立初期，索尼的經營並不順利。直到1954 年，索尼以兩萬五千美元的低價購買了貝爾實驗室的晶體管專利權。1956 年，索尼開發出了第一台晶體管收音機“TR-55”。由於晶體管收音機小巧便攜，在市場上一舉成功。1968 年，索尼開發出“Trinitron”的彩色映射管技術，其畫面比起同時代的普通顯示器顏色更加鮮豔。
“Trinitron”技術使索尼的電視機在全球熱賣。通過購買專利權的方式，索尼掌握了最新的晶體管技術並應用於研發收音機。“Trinitron”彩色映射管技術的基礎是液晶顯示，液晶顯示技術也是美國先發明的。在這兩項技術上，索尼都不具有先發優勢，但索尼重視技術學習和技術應用，實現了彎道超車。
2、1970-1985 年，日本電子行業的黃金時期舉國體制推動產業結構轉型，日本電子行業快速追趕國際先進水平。戰後日本經濟是漫放式發展，產業發展缺乏重心。當時日本最大產業是鋼鐵與造船業，但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限制了日本進一步發展“重、大”工業。70 年代石油危機爆發後，石油價格高漲。資源依賴型重工業成本普遍上升，日本重工業受到嚴重影響。因此，日本政府舉全國之力將發展重心向技術集中度高的電子產業轉移。
從產業政策角度，日本政府實施了《特定電子工業及特定機械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1971-1978 年）和《特定機械情報產業振興臨時措施法》（1978-1985 年）。日本推動產業轉型的效果是顯著的。硅是半導體制造的原材料，是電子產業的基石。
1970 年，日本對單晶硅的需求逐年上升，與此同時，日本的石油進口量和粗鋼生產量基本停滯，説明新增資金不再投資於鋼鐵產業等重工業部門。1985 年，日本電子產業貿易順差 8.92 萬億日元，同年日本整體貿易順差 10.87 萬億，電子產業貢獻了其中的 82%，電子製造業已經成為日本的支柱產業。
產品打入國際市場，出口導向的日本電子產業迎來黃金時期。1970-1985 年，日本電子產品在海外非常受歡迎，出口額逐年上升。1970 年，出口佔日本電子工業產值大約為 25%，到了 1985 年，出口佔比接近 60%，出口拉動型的日本電子產業發展迎來了黃金十五年。日本電子產業主要的出口產品集中於兩個方面：動態隨機存取儲存器（DRAM）市場和家用電器市場。
從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市場份額可以看出，1975-1985 年美國的市場份額快速下滑，而日本的市場份額快速提高。80 年代初，日本在 DRAM 市場所佔的份額首次超過美國，躍居世界首位。1986 年，日本企業在世界 DRAM 市場所佔的份額達到了 80%。
各國家和地區 DRAM 市場份額的變化
在家用電子消費領域，日本電子企業延續了既有優勢，以索尼、松下等為代表的黑電企業開始大舉進軍國際市場，逐步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黑電產業的領導者，在彩電、VTR（家用錄像機）以及後期的消費電子領域也都形成了壟斷性的領先優勢。以 VTR 為例，VTR 是日本歷史上出口額最高的民用電子產品。
在全盛時期，僅 VTR 產品的產值就超過了 2 萬億日元，其中出口額 1.6 萬億日元，出口佔比接近 80%。在其他消費電子產品，出口也是拉動產值增長的重要因素。
日立、東芝、NEC 等企業聯合建立“ 共同研究所” ，保持科技競爭力。日本電子產業的發展也離不開自身的技術創新。實際上，從 1980 年開始，由於日本在電子產業已經威脅到了美國的龍頭地位，美國對日本開始採取了限制措施。
日本企業為應對美國企業的競爭壓力，於1976 年組建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VLSI）共同研究所，並取得了巨大成效，保持了日本在電子產業的科技競爭力。日本政府也投入大量資金支持企業共同研究所。1976年至1980年，日本通商產業省（現經濟產業省）用於支持 VLSI 項目研究的補助金支出為 291 億日元，佔同期通產省補助金總支出的 49.2%。
共同研究所涵蓋了當時日本國內最優秀的電子企業，包括日立、富士通、東芝、三菱、日本電氣。這些企業組建了聯合實驗室，打破了企業界限，合力研發新技術和新產品。在共同研究所的推動下，日本的技術創新一直領先於其他國家。以 DRAM 市場為例，64 KB 時代的日立製作所、256 KB 時代的日本電氣(NEC)以及 1MB 時代的東芝，最大供應商的地位一直都被日本企業佔據。
3、1985-2000 年，貿易摩擦背景下日本電子行業的內需拉動式增長日美貿易摩擦，日元大幅升值，90 年代日本經濟基本停滯。20 世紀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上半期，全球經濟快速增長，全球貿易規模不斷擴大。日本逐步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對美出口進一步擴大。到了 1985 年，日本對美貿易順差達到歷史最大值，為 93693.35 億日元。
1986 年，日本對美出口佔日本總出口的 38.4%。由於日美貿易的長期逆差，美國對日政策由扶持轉為遏制。1985 年，日美簽訂“廣場協議”，其主旨就是“推高日元，貶值美元”以此來緩解美國的貿易逆差。日元在短時間內大幅度升值，日本產品的國際價格競爭力喪失，導致以出口為導向的日本經濟受到了嚴重打擊，日本經濟在 90 年代基本陷入停滯。
美對日發起反傾銷訴訟，日本半導體份額被搶佔。1985 年，美國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發起了低價傾銷訴訟。1986 年，日美簽訂了《日美半導體協議》，該協議限制了日本電子產品在美國的銷售價格和市場份額，同時要求日本開放 20%國內市場給美國電子產品。
1987 年，美國政府以日本未遵守協議為由，對日本部分電子產品徵收了 100%報復性關税。1991 年，日美續簽了五年期的新半導體協議。這一系列限制性措施使得美國半導體企業的競爭力有所恢復，韓國半導體產品異軍突起。日本半導體的市場份額在 1986 年後停止增長，在 1990 年後，其市場份額迅速被韓國、中國台灣搶佔。
日本對美貿易順差及出口佔比
匯率與日本 GDP
日本電子產品出口困難，家用消費電子領域優勢不在。1985 年“廣場協議”簽訂後的 10 年間，日元幣值平均每年上升 5%以上，日幣升值導致日本電子產品在國外市場價格上升，失去了價格競爭力，直接打擊了出口。在計算機市場，在 1985-1990 年間日本計算機出口增速明顯下滑，1990 年後甚至出現了出口額減少的情況。在無線通信設備市場，在 1985 年後日本無線通信設備出口基本不再增長。而在日本具有傳統優勢的家用消費電子領域，VTR 產品的出口額驟減，在 1985 年前後形成了“倒 V 型”。
日本計算機產值、進出口情況
日本無線通信設備產值、進出口情況
採用獨立標準，脱離全球產業鏈，保護本國市場。日本採取了與國際標準不同的產品設計標準，變向保護了本國市場，卻脱離了全球產業鏈。在國際分工合作的趨勢下，日本喪失了自己的角色，無法參與到國際合作中。在計算機方面，日文處理成為海外品牌計算機進入日本的障礙。1982 年日本電氣 NEC 發佈的 PC-9800 將漢字做為一種硬件進行了加載，這與國際通用模式難以兼容。
即使 1990 年，IBM 推出了兼容日文的 DOS/V 規格，但日本電子產業仍然固守自己的標準。在通信設備方面，日本在架設 2G 網絡時沒有采用國際通用的 GSM 規格，而是研發了特有的 PDC 規格。這使得 90 年代國外手機廠商無法走進日本，日本手機廠商也很難打開國外市場。因此，日本手機廠商偏安一隅，缺乏競爭和創新意識。在進入 21 世界後，隨着智能手機的出現，日本手機徹底失去了競爭力，手機產值在 2003 年後逐漸下跌。
日本手機產值歷史變化情況
固守縱向聯合型經營理念，日本電子企業隱憂重重。 從 20 世紀 80 年代後半期開始，世界電子產業出現了設計和製造分工的經營模式。日本企業卻對這種分工方式抱有抵抗心理，固執地堅持縱向聯合和獨立經營。從大型機向個人消費電子產品的轉變是促成設計製造相分離的水平分工模式的一大原因。在大型機時代，由一個企業獨立完成計算機的設計和生產能夠保障大型機的使用壽命和穩定性。
但到了個人計算機時代，產品更新換代更頻繁，用户對使用壽命的要求降低，對性能的要求提高。硬件、軟件、處理器、操作系統可以來自不同的公司。日本電子產業沒有順應這一趨勢。日本企業既沒有轉型成像蘋果這樣“設計為主”的品牌終端，又沒有出現有競爭力的代工廠。過時的縱向經營模式使得日本電子企業創新乏力，難以推出具有革命性的新產品。當國外廠商推出智能手機、個人筆記本電腦後，日本產品在國內也失去了競爭力。
縱向聯合與水平分工
4、2000 年以後，日本電子行業整體衰落伴隨實力分化互聯網泡沫破裂後，日本經濟一蹶不振，電子產業走向衰落。1995-2001 年，全球資本市場經歷了互聯網投機泡沫，大量資本湧入互聯網科技公司，造成股價虛高。電子產業也受到了影響。費城半導體指數是全球半導體景氣程度的主要指標之一，反應了全球電子行業的興衰，日本 TOPIX 電氣指數是日本電子行業的代表性指標。半導體指數在 1999 年迅速爬升，在 2000年達到峯值，2001 年互聯網泡沫破裂。
半導體指數在互聯網泡沫破滅後大幅下滑
互聯網泡沫破滅重創日本電子產業。2000 年，日本電子產業佔日本總 GDP 的 5%，到 2018年該比例下降至 2.2%。受電子產業衰落影響，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尤其是 2006 年後，隨着智能設備的出現，日本電子產業受到了嚴重打擊，連帶導致日本經濟下滑。
日本電子產業與日本經濟
日本電子產業佔總 GDP 比重
日本政府投入大量科研資金，但基礎研究無法轉化為經濟效益。日本政府投入大量資金用於基礎研究，試圖挽救低迷的經濟。2000 年後，日本政府對科學技術發展的預算資金不低於 4 萬萬億日元。如此高額的投入，卻無法挽救走向衰落的日本電子產業。對於商業世界來説，沒有市場化的創新是沒有意義的。
日本電子產業注重基礎研究，在轉型期也投入不少的研發經費，但始終無法獲得成功，原因就在於無法將技術變為產品，將產品塑造成模式。日本無法將基礎研究通過商業創新轉化為經濟效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於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其內需市場的消費能力有限，無法提供一個可以試驗新商業模式的環境。另一方面，日本長期的科研注重技術創新，而缺乏對技術應用的重視。大量工程師、科學家都致力於基礎研究，而缺乏與產業界的交流。
日本科技預算投入（萬億日元）
傳統經營理念根深蒂固，業務分離不徹底。進入 20 世紀後，面臨威脅的日本電子產業尋求轉型。2002 年，NEC 將半導體業務獨立出來成為子公司。2003 年，日立和三菱的半導體業務部門合併，成立瑞薩科技。在半導體成為獨立部門之初，企業都計劃將其轉型為水平分工模式，即工廠單獨分離成代工企業，但這一設想在新公司成立的時候就被管理者否決了，理由是工廠獨立將喪失“製造”優勢。
從 2013 年，半導體銷售額前四家公司的經營類型可以看到，英特爾與三星是設計與製造兼具的公司，但其製造部門是獨立的工廠。而台積電和高通分別是典型的代工企業和設計企業。因此，無論是獨立成代工企業或者轉型為設計型企業，日本電子產業都能夠找到出路。但日本企業傳統的“製造為上”的經營思路限制了其企業轉型。
2013 年主要廠商半導體銷售額
日本電子產業整體衰落，部分細分市場保持優勢。日本電子產業在 2000 年後經歷了兩次較為明顯的衰落。第一次是在2000-2002 年，由於互聯網泡沫破裂導致的電子行業整體產值下滑。第二次是在 2006 年後，隨着智能設備的出現，日本部分電子消費產品被淘汰出市場。
以視頻設備為例，2007 年，日本出口視頻設備 1.6 萬億日元，僅僅兩年後，視頻設備出口額就下滑至 0.9 萬億日元。在集成電路市場，日本的出口額也出現了大幅下滑。日本電子產業開始分化，向細分市場發展，在電子應用設備和連接部件市場，日本產品仍具有優勢，其出口額在穩步緩慢上升。雖然日本電子行業整體衰落，但 2010 年後，日本電子產業逐漸找到了自己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角色，在零部件和材料市場方面逐漸確立了優勢。
日本電子產業細分市場出口額（百萬日元）
日本電子產業在電子元件、材料和精密設備市場實力 強勁 。現如今，雖然日本電子產業已沒有在巔峯時的盛況，但日本企業對質量和可靠性的追求，使其在電子元件、材料和精密設備市場仍具有強勁實力。在電子元件領域，日本廠商在多層陶瓷電容器、電阻和電感市場都有絕對優勢。在材料領域，日本在半導體原材料方面具備技術優勢，日本生產的半導體基礎材料純度高、質量可靠。在精密設備市場，日本在多個關鍵環節具有近乎壟斷的地位。日本電子產業在這三個的市場份額都具有較大優勢。
2016 年日本廠商電子元件市場份額
2017 年日本廠商半導體材料市場份額
三、日本電子行業演進的啓示1、美日貿易摩擦對行業發展有長期影響，但不是決定性因素客觀説美日貿易摩擦對日本電子行業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一方面使得日本電子終端產品出口受到了較大抑制，另一方面對於日本電子產業向上遊零部件、材料領域轉移起到了加速作用。美國通過限制本國技術外流、要求日本放開國內市場、加徵關税、逼迫日元升值等手段，使得日本電子產品失去了價格優勢，造成過去以終端產品出口為主的發展方式難以為繼。
從1985 年起，日本電視機、VTR 出口大幅下滑。終端產品市場逐漸被韓國、中國台灣企業所佔據。這種情況客觀上倒逼了日本電子產業從低附加值的終端產品製造向上遊零部件、材料領域轉移。1985 以後日本電子產業中零部件所佔比例快速提升，從 1985 年的約 30%提高至 2000年的 65%左右，到 2013 年佔比接近 80%。
電視機和錄像機（VTR ）的出口額及日元匯率
日本電子產業中零部件佔比
另一方面，我們認為美日貿易摩擦對日本電子產業的衰落與分化不是決定性的。
首先，美日貿易摩擦的時間跨度集中在 1985-1991 年間，同期雖然日本終端電子產品的出口受到了較大抑制，但日本電子行業總體上還是處於上升通道，行業產值從 1985 年的 17 萬億日本提高到 1991 年的 24 萬億日元，2000 年達到 26 萬億日元。其中內需增長貢獻主要力量，但出口總體上也有提升。
從技術水平的提高、新產品的推出、企業的國際化等角度，日本的電子行業在上世紀 90 年代都有大幅的提高。一些生產基地轉移到了海外，這也是 90 年代後期日本電子產業產值增長緩慢的一個原因。日本電子產業真正衰落主要還是 2000 年以後開始的。
其次，從產業結構升級視角看，貿易摩擦後日本電子產業的演進規律是從終端產品向上遊核心零部件以及設備的進化，其本質上是從低端低毛利產品到高端高毛利進化的過程，日美貿易摩擦雖然具有加速作用，但不是這一進化的根本原因。從一國產業發展規律來看，日本電子製造業的這一升級並不是遭受了貿易摩擦的日本一國獨有的專利，即便是美國電子產業也是向着附加值不斷提高方向演進的，只是因為貿易摩擦的影響使得日本電子製造業在 1985 年就開始被迫需要升級。
日本電子產業的產值、內需及貿易情況
2、能否把握技術創新與模式創新潮流或是關鍵電子行業是科技行業的基礎與重要分支，科技行業的基本特徵是依賴於創新建立壁壘，從而在競爭中取得先機。創新又可以分為技術創新與模式創新。縱觀全球電子行業發展歷史可以看到，目前在電子行業領先的國家無不是在創新方面把握住了機遇。美國在全球電子行業的壟斷地位本質上源於其對技術發展潮流的引領，從晶體管的發明，到計算機的誕生，再到後來互聯網革命與智能手機興起，美國一直都是技術創新的引領者。
即便是科學技術水平全球領先的美國公司，其研發支出/營業收入並未隨着行業技術日趨成熟而下降。模式創新同樣會顛覆市場的格局，韓國、中國台灣電子行業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後迅速崛起，一個重要原因是把握了電子行業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機遇，採取了水平分工的模式，從製造環節為切入點，逐漸建立起行業的領先地位。
日本電子產業衰落與分化深層次原因是沒有把握產業創新趨勢。
一方面，日本沒有抓住科技創新的趨勢。在 1985 年之前大型機時代，日本電子製造業處於鼎盛時期，當時日本 DRAM 半導體的全球市佔率接近 70%。日美半導體貿易摩擦在 1991年以簽訂《新半導體保證協議》結束，新條款當中對日本 DRAM 的最低價格決定者已經從美國變更為日本，由日本廠商參考全球 DRAM 平均價格自行決定最低售價，相比由美國決定最低售價已經寬鬆很多。
但是在之後日本沒有把握住個人電腦興起的趨勢，仍然沿用大型機時代半導體極致追求可靠性與壽命的做法，而在成本方面逐漸喪失優勢，而這與個人計算機對半導體壽命要求降低、對成本更為關注相背離，日本 DRMA 半導體份額逐漸下滑，1992 年被韓國超越。而從 2000 年互聯網 1.0 時代開始日本更逐漸與行業最新潮流脱鈎，日本產業界在很長時間內對互聯網甚至表現出不屑的態度，以至於持續錯過了互聯網 1.0 以及 2.0 時代。
蘋果智能手機的出現，更是替代了很多傳統的電子產品，如鬧鐘、手錶、相機、遊戲機、導航儀、攝像機、CD、DVD、錄音筆、電子詞典等，而這些都是日本電子產業的優勢領域，蘋果完成了對日本電子產品的降維打擊。
美股科技行業長期保持較高的研發費率長期較高
DRAM 行業市場格局
另一方面，忽視產業內水平分工的模式創新是日本電子企業失敗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上世紀 80 年代，電子行業出現了幾種新的分工模式，包括 IDM 模式、Fabless 模式和 Foundary模式。設計與製造的分工逐漸盛行，自身沒有工廠的 Fabless 設計公司和專門提供半導體生產服務的代工企業分工合作的生產方式慢慢地發展了起來。
這種分工的好處是使得設計公司可以避免大規模的工廠投資，將更多精力聚焦在芯片設計方面，而代工企業憑藉規模優勢，在生產方面降低成本。日本的半導體企業則沒有采用這種設計和製造分工的方式，仍然堅持垂直一體化的生產方式。這樣做的結果是當銷售額減少的時候，由於前期的鉅額投資，折舊費用依然龐大，導致企業利潤承壓，對後續的生產經營造成影響。
半導體芯片行業的運作模式
3、舉國體制是實現追趕的有效方式舉國體制是實現電子行業追趕的有效模式。日本電子行業起步並不高，1950 年之前日本電子產業非常弱小，只是藉着美國在戰後的支持從收音機開始做起。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的收音機出口開始快速增長，但是讓索尼引以為傲的晶體管收音機的核心晶體管技術也是從美國購買的。在日本政府高度重視電子行業發展，將之作為國家重點產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動行業發展，使得日本電子產業在較短時間內由無到有，由弱到強。
1957 年日本政府制定的《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法》，通過立法扶持電子產業，減少電子產業公司的徵税，投入大量資金用於研發技術。1963 年，日本政府要求 NEC 將獲得的半導體技術與其他企業分享，由此三菱等企業也開始進入半導體產業。1971 年頒佈《特定電子工業及特定機械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強化了發展以半導體為核心的電子產業的力度。
1976 年組建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VLSI）共同研究所，共同研究所涵蓋了當時日本國內最優秀的電子企業，包括日立、富士通、東芝、三菱、日本電氣。這些企業組建了聯合實驗室，打破了企業界限，合力研發新技術和新產品。在共同研究所的推動下，日本的技術創新一直領先於其他國家。1976 年啓動“DRAM 製法革新”國家項目。1989 年制定了投資 160 億日元的“硅類高分子材料研究開發基本計劃”，為後來日本在半導體材料領域的領先優勢奠定了基礎。
日本電子產業主要政策
保持技術與市場開放，融入全球體系對行業長遠發展至關重要，這也是國內 雙 循環為主的背景下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根據《日本電子產業興衰錄》，日本第二代手機曾在“鎖國”狀態下繁榮發展。彼時，手機具有多種通信技術規格，從全球範圍看，GSM 是主導，2G 技術中80%都採用 GSM 規格。但是，日本卻採用了一種獨特的規格 PDC。獨特的技術規格使國外的手機廠商無法進入日本，日本的手機廠商也很難打開海外市場，在國內市場日本手機廠家的生存環境還是十分安逸。
因為當時正值日本實際市場快速發展的時期，而且日本人口眾多，所以僅憑國內市場日本的手機廠家也衣食無憂。但是，日本的移動產業在國際上的存在感十分微弱。第三代手機之後，日本市場也開始採用國際規格，原本封閉的市場開放了。這之後，以美國蘋果手機為代表的智能手機進口量從 2005 年左右開始不斷增多，導致無限通信設備的進口額激增，但是出口依然微乎其微，最終導致無限通信設備的貿易赤字在 2013 年左右超過了 2 萬億日元。同期，日本國內無線通信設備的產值快速下降。
日本無線通信設備的產值、出口及進口額
4、產業週期是決定股票市場表現的核心因素從日本經驗看，產業週期是決定股票市場表現的核心因素。1970-1990 年期間，日本電子產業產值一直保持較快增長，同期代表電子行業的東京證交所 TOPIX 電器指數也一路上揚，漲幅達到 760%。1990-2000 年間，產業週期總體向上，但出現一些起伏，股市也隨之出現震盪上揚的走勢。2000 年以後，產業週期回落，電子產業產值從 26 億元回落至 2013 年的約 12億元，降幅超過一半，TOPIX 電器指數也從 2000 年的高點 3371 點回落至 2012 年底的 1053點，降幅達到 69%。
日本電子行業市場表現與產業週期
從 1970 年以來日本實際利率、日元匯率與 TOPIX 電器指數的走勢看，電子產業股市表現與利率、匯率等宏觀因子直接關係較弱。
日本電子行業市場表現與實際利率無明顯相關性
日本電子行業市場表現與匯率無明顯相關性
從估值水平看，隨着產業週期回落以及行業由成長趨於成熟，2000 年以來日本電子行業長期估值中樞呈下降趨勢。1993 年以來，日本電子行業三年複合增速雖然有所變動，但長期處於下降通道，行業長期增速下滑也使得市場對電子行業的估值溢價有所回落，東京證交所TOPIX 指數的市盈率呈下降態勢。
東京證交所 TOPIX 電器指數 PE 呈下降趨勢
四、中國電子行業崛起之路1、當前的中國電子行業與 70-80 年代的日本有何不同中國電子產業全球競爭力尚不及彼時的日本。日本遭遇與美貿易摩擦時，日本的電子產業已經崛起，電子龍頭企業索尼、東芝、松下等，都在全球享譽盛名。1985 年全球前十大半導體企業中有五家都來自日本，其中 NEC（第一）、日立（第四）、東芝（第五）、富士康（第六）、三菱機電（第十）。並且日本國內有完整的縱向產業鏈，無需依賴美國的電子產業。
全球前十大半導體商營收排名（單位:）
中國電子產業仍處於努力追趕世界先進水平中。2019 年全球前十大半導體企業仍然被國外企業所佔據。國內電子行業鏈仍不夠完備，在半導體設備、材料、代工等方面存在諸多卡脖子環節。中國目前重要的 ICT 企業華為、中興、中芯國際等，以及創新能力衰弱的聯想等知名企業，與日本當時龍頭企業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2019 年全球半導體行業市佔率
日本對外依存度高，中國具有本土市場優勢。日本的電子產業從一開始就是由美國一手扶持起來的，1950 年以來日本對外依存程度一直在不斷上升，1985 年日本電子製造業的出口金額佔到了行業總產值的 56%。1985 年日本與美國的貿易衝突激化後，轉向發展國內市場，然而日本本土市場狹小且受國外低價產品衝擊，只能轉而發展更上游的元器件、材料和設備，總產值受到一定限制，到 2013 年日本電子行業呈現貿易赤字狀態。
相反，中國國內市場巨大，自 2008 年金融危機後我國電子製造業的出口比重一路下滑，當前中國出口金額佔行業總產值僅為 40%左右，並且在持續下降。造成中國這一情況的原因是出口總額多年來沒有上升，其中生產總額從 2008 年來增幅接近 300%，而出口總額增幅只有 40%。中國旺盛的本土需求對電子產業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比如 2018 年我國智能手機本土品牌華為、OPPO、小米等在全球市佔率達到 40%，其中中國市佔率達 80%。
2018 年全球智能手機市場市佔率
日本長期堅守縱向一體化生產機制，中國充分融入全球水平分工的產業鏈。1951 年日本政府宣佈“解散財閥”工作結束後，戰前各大舊財閥復甦，並開始競爭。為儘量在新興行業佔據一席之地，財閥集團狂熱投資電子產業等科技產業，促成了日本大而全的高科技產業鏈，但其為了制裁對手只允許集團成員負責所有技術和配件，堅持垂直一體化的生產模式（IDM），並且在國家層面上，日本通產省提倡企業聯合體，將幾大龍頭企業成立了“超 LSI 技術研究組合”，到 80 年代日本就具有了半導體制造裝備產業鏈的 70%。另外，日本也忽略地理上的水平分工，主張“設計部門和生產部門必須屬於同一個地區同一個企業”。
A 股電子產業鏈部分核心供應商
中國充分融入了全球化水平分工的產業模式，從組裝和代工開始中國出現了富士康、聞泰科技和立訊精密等為全球領先的成品組裝和代工企業，隨後圍繞 iPhone 發展出了成熟的配套零部件企業，如歌爾股份、信維通信、歐菲光、藍思科技和舜宇光學等，目前正在突破高端元件和新材料環節，如以華為海思為代表的半導體設計商持續突破關鍵芯片，光學領域的反射膜、偏光片和電磁屏蔽膜已實現進口替代。從對外貿易來看，當時日本的出口額是進口額的接近 5倍，而中國仍不斷從外國進口大量集成電路成品，如果説日本是全球電子產業的“供給者”，那中國就是“參與者”。
中日集成電路進出口金額（單位：億美元）
2、國產替代是國內電子行業發展的必然選擇日本受反傾銷影響大，中國主要受制於出口禁運。由於日本的電子製造業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對外依存程度很高，其產業結構導致了其必然將受限於反傾銷調查，美國對日本的貿易控制手段也是圍繞反傾銷和最低價格協定等控制其出口，但日本廠商並不依美國的半導體元部件。而中國電子行業受制要點是高端材料、設備及芯片的禁運，從華為、中興和晉華事件來看，禁運對中國電子企業影響較大。
美對華科技戰再升級，瞄準產業鏈薄弱環節。美國已高密度發動數起對中國科技類企業的制裁的案件，主要針對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出口領域及大力發展的高科技領域，強行推動中美科技脱鈎。2019 年美國對華為的制裁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華為、海思仍然發展良好。
因此，美國在 2020 年以來進一步加大對華為的制裁力度，科技戰繼續升級：2020 年 5 月美國加大對華為制裁力度，對半導體產業鏈中的核心環節 EDA 軟件、半導體設備及相關的芯片代工廠等領域進行了精準打擊，在美國的壓力下，台積電宣佈於 9 月 14 日之後不再向華為供貨；2020 年 6 月，美國美國國防部決定將包括華為、海康威視等 20 家中國高科技企業列為“中國軍方擁有、控制或有聯繫”的公司清單；2020 年 7 月，美國宣佈將歐菲光等 11 家公司納入“實體清單”，進一步針對中國存在技術優勢、市場優勢的企業施加威脅。
2020 年 8 月 17 日，美國商務部、國務院官網分別就華為事件進行了更新：進一步收緊了對華為獲取美國技術的限制；修改了外國直接產品規則，在新訂規則下，華為作為“買方”、“中間收貨人”等方式參與第三方芯片設計公司的交易，均需要獲得美國商務部的許可。同時，美國將華為在 21 個國家/地區中的 38 個華為子公司全部列入“實體清單”，子公司將可能陷入由於元器件斷供導致的研發停滯的困境。
近兩年美國高密度發起對中國科技類企業的制裁及政策
底線思維要求關鍵環節實現自主可控。目前我國的電子技術是基於全球化分工下發展起來的，許多關鍵技術均以成品形態購於外國，且我國開啓科技進步的時期比國外晚，導致我國的技術都是從世界已有技術基礎加以發展的，缺少基礎研究和基礎部件。這樣的發展模式使我國陷入關鍵環節缺失的狀態，一旦缺少國外核心技術和部件的提供，整個產業鏈就難以繼續運轉。儘管我國沒有必要在全球化分工的現狀下完全掌握整個產業鏈技術，但為了防止科學技術政治化的情況下，關鍵技術會危及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有必要在關鍵環節逐步實現國產替代、自由可控。
3、實現基礎研究和底層創新的突破，才能贏取下一個時代全球的半導體霸權仍掌握在美國和日本手中，我國尚有三大基礎技術短板。2019 年全球前五大半導體設備商中有三家為美國企業，而另外兩家日本的東京電子和荷蘭的阿斯麥都受美國把控，而設備這類“一代技術、一代工藝、一代產品”的性質使後進者難以超越。EDA 軟件是芯片設計環節的核心，具有仿真功能，可大大減少芯片設計的成本，其 IP 庫存儲有各類標準化模板，需要完整匹配於設計商、代工廠、PDK 等，持續使用舊版本或即使完成了新 EDA軟件的開發都難以應用於生產中。
2019 年全球設備貢商前十名
目前我國芯片設計位居世界第二，但我國最大的 EDA 軟件廠商華大九天在全球的市場份額僅為 1%，美國三大廠商 Synopsys、Cadence 和 Mentor Graphics（2016 年被西門子收購）佔據了全球 80%以上的市場。一旦 EDA 軟件受限，我國再先進的芯片設計技術都沒有用武之地。至於更上游的半導體材料製備，一方面需要高標準的基礎科學儀器，另一方面還需要實驗室到生產車間的工藝積累，這些都需要長期的專注投入。
由於材料對產品效果的影響極大，幾萬美金的材料足以影響數十億美金的生產線產品，因此製造商們在選擇材料時往往也只會選擇高水平認證、長期合作的企業。2019 年，日本企業在全球半導體材料市場中所佔份額達到 66%，在佔據產值三分之二的核心材料硅片、光刻機、電子特氣和掩膜膠中領域，日本全部佔有 70%的份額，這是我國在短時間內難以超越的。
Synopsys 軟件示意圖
光刻機示意圖
基礎技術研發是我國電子科技突破口。從1703年的二進制建立到如今的機器語言，從1874年布勞恩整流效應到現在的晶體管應用，還有基於等離子物理的刻蝕機，我們可以看出基礎技術是長期電子科技進步的根源。電子科技強國無一例外都將基礎技術視為掌上明珠，美國從1957 年就對大學基礎學科進行財政支持，目前有 7 所位列全球物理學科前十，有 5 所位列全球材料學科前十，有 6 所位列全球數學學科前十。
美國還通過超級項目支持各類技術落地應用，1968 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撥給大學基礎研究經費 2 億美金，到 2018 年該項經費已經高達 42億美元，在該項目中獲得獎學金的研究生已誕生了 42 名諾貝爾獎得主。1958 年 NASA 啓動阿波羅登月計劃和航天飛機工程使大量尖端技術找到用武之地，其中包括有光刻機零件、晶體管顯像等。
還有日本在美日電子貿易戰中選擇進軍高精尖材料，最終成為材料霸主的過程中，過去 30 年內三大自然科學領域共計斬獲 16 個諾貝爾獎，其中有 6 個為化學諾貝爾獎。2018 年基礎研究經費佔科研經費比例僅為 5%，遠少於美國的 17%和日本的 12%，我國試驗發展經費佔比卻達到了 84%，我們認為通過基礎研究向下發展取代國產替代向上突破才是發展電子科技的良方。
中國與其他國家研發經費對比
4、長期看，電子行業估值或漸進式向成熟市場靠攏我國電子行業仍處於成長階段，相對於滬深 300 以及國外成熟市場電子行業享有一定估值溢價。從行業估值溢價角度，將電子板塊與滬深 300 的滾動市盈率（TTM 整體法，剔除負值）進行比較，2010 年以來電子行業估值溢價總體呈回落的態勢，過去十年電子行業估值溢價中位數為 260%，過去三年電子行業估值溢價中位數下降至 175%。2019 年以來隨着科技股走強，電子行業溢價水平有所擴大，2019 年初溢價水平為 108%，截至 2020 年 12 月 17 日，電子行業溢價水平為 214%，溢價水平擴大約 1 倍。
申萬電子行業與滬深 300 估值比較（PE 整體法：剔除負值）
與成熟市場相比，國內電子行業也享有一定估值溢價。2010 年以來費城半導體指數 PE 中位數為 21.3 倍，申萬電子行業指數 PE 中位數為 44.9，溢價 109%。過去三年費城半導體指數PE 中位數為 20.3 倍，申萬電子行業指數 PE 中位數為 35.4，溢價 74%。總體而言，國內電子行業估值相較於成熟市場溢價有所收斂。
申萬電子行業與 費城半導體指數 PE
隨着國內電子行業增速逐漸下降，我們認為電子行業估值將漸進式向成熟市場靠攏。隨着國內電子行業規模增長，部分龍頭企業已經佔有較高的市場份額，未來想要保持過去的增速難度更大，同時考慮到國內整體經濟增速換擋，電子行業增速也將由過去高速增長逐步回落，與之相匹配，電子行業估值長期看也將漸進式向成熟市場靠攏。
中國電子信息製造業增加值累計同比
智東西認為， 中國電子產業和日本80-90年代的情況十分相似，並且都經歷了和美國的摩擦。但是，我國的很多情況和日本還是有着本質的區別，比如中國有着很大的國內市場，並且現階段已經完全融入了全球產業鏈之中。未來，隨着國內相關產業的加速轉型，中國電子產業勢必迎來新的黃金髮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