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人都歡迎世界盃,例如某些作家

隨着賽事的進行,已經有半數以上的國家隊被淘汰,相信在過去的兩週裏,大量球迷的心情隨着所關注球隊的戰績而跌宕起伏,其中包括人氣極高卻連續兩屆慘遭淘汰的德國隊、曾為亞洲球迷帶來驚喜的沙特隊、每年貢獻內訌節目的比利時隊、前兩天點球踢得稀爛而再次止步十六強的日本隊等。

體育比賽那永遠不可預料的結果總是緊緊抓住觀眾的心情。

不是所有人都歡迎世界盃,例如某些作家
《極度狂熱》(Fever Pitch,1997)劇照。

然而,每當大多數人為此而激動或失落時,卻也會不禁想起另一批人——他們對於足球比賽的結果毫無興趣,更有甚者,對任何競技體育都會表示出不屑與反感的態度。

二十二個人追一個球,
有何意義

在地球上,哪裏的球迷最具熱情呢——相信比較公認的是這麼兩個地方:拉美地區和英國(想一下由墨西哥球迷發明的人浪、博卡青年和河牀在阿根廷的對抗以及英國球迷在觀賽後爆發的種種互毆事件吧)。然而,就是在這兩個地區,也相應誕生了兩位最知名的厭惡足球的作家。

不是所有人都歡迎世界盃,例如某些作家

博卡青年與河牀之間的對決被稱為“死亡德比”。1968年,博卡球迷在紀念碑球場與警方發生衝突導致踩踏事件,最終71人喪生,成為阿根廷足球歷史上最大慘案。

首先來説一下拉美地區吧。拉美地區的足球幾乎沒有弱隊,大到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小到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甚至海地,都有着打進過世界盃決賽圈的實力與歷史。足球在拉美地區幾乎可以視為一項全民狂熱的事業,然而或許正是因此,也出現了一位由此對足球狂熱極為反感的作家——來自阿根廷的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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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看似並不是那麼令人意外。

因為從文風上來看,沉迷於圖書館式幻想,用詞極為剋制的博爾赫斯,就不像是會對激情澎湃的體育運動有濃烈興趣的作家,再加上博爾赫斯的身體在作家中也是數一數二的孱弱,給人的形象經常定格在一位拄着枴杖、緩緩散步的盲人圖書館長的樣子,這個文質彬彬的作家似乎沒有任何參與體育運動的潛質。不過,博爾赫斯對足球比賽的厭惡另有原因。博爾赫斯對體育比賽(尤其是足球)的不屑是出了名的,其留下的最為經典的一句話是:

“足球是英國的一大罪惡,足球得民心,因為愚蠢得民心……二十個穿短褲的男人追一個球,足球在美學上也是醜陋的。”

我相信關於足球美學的這番理論只是博爾赫斯為自己找來的一個措辭,一個有能力在詩歌中幻想出二十面體的作家認為一場由二十二個球員圍繞着一個球體旋轉的運動缺乏美學魅力,實在是有些蒼白。博爾赫斯所厭惡的,應當是足球運動背後的集體狂熱,以及這種狂熱精神在拉丁美洲地區所衍生的獨有的政治色彩。這種政治色彩最為直觀的呈現,自然是阿根廷球王馬拉多納在世界盃上擊潰英國隊的那場經典比賽,剛在馬島戰役中失利的阿根廷人,成功地在綠茵戰場上擊潰了英國人,從而讓整個阿根廷民族再次具有了榮耀與自信。而不太直觀的潛在影響,則在於阿根廷人對待政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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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迷思》,[阿根廷]亞歷杭德羅·格里姆森 著,侯健、張瓊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8月。

關於這種潛在的精神氣質,現任阿根廷總統顧問亞歷杭德羅·格里姆森在《阿根廷迷思》一書中曾特別提到這一點。對阿根廷人來説,足球在比賽之外還意味着一種幻想的實現——阿根廷人不僅滿懷激情地相信自己的國家可以戰勝歐洲國家,相信着榮耀的過去,而且更可怕的是阿根廷人希望這一切都能在90分鐘內完成:

“在看足球比賽時,我們總會時時站起來大喊大叫揮舞手臂,喊着‘犯規了’‘點球’‘給牌啊’。除非是大比分領先,其他時候我們總想讓球員和裁判表現得更好些,希望判罰能更加‘公正’(請好好理解‘判罰’在這裏的意思——就是‘多偏袒我們一些’)。裁判除非做出明顯偏袒我方的判罰,否則很難贏得我們的歡呼聲。一切我們反感對方球隊做的事情——犯規、小動作、假摔,我們卻支持己方隊員這麼幹。我們都是狂熱分子,或者説,我們都是最糟糕的法官。但是,當然了,那只是場遊戲罷了……

有時,我們會覺得國家的發展狀況就像是場足球比賽,我們總心驚膽戰:自己攻擊性太強,但卻不注重防守,很可能最終會輸掉這場比賽……在足球這一遊戲空間裏,我們不那麼客觀是可以理解甚至是有積極意義的。真正嚴重的問題是,我們以看球的心態去審視和分析阿根廷。”

因此,足球的狂熱很容易在阿根廷人當中產生一種矇蔽作用,讓阿根廷人在勝利與榮耀中陷入集體的迷狂。這種集體迷狂將阿根廷人導向了盲目的政治支持,作為在有生之年目睹過阿根廷被法西斯主義、庇隆主義、軍政府獨裁等多種意識形態輪番蹂躪的作家,博爾赫斯對這項能夠引導集體狂熱的運動充滿厭惡,也在情理之中。

而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似乎要比博爾赫斯更加厭惡足球這項運動。奧威爾的寫作主題一直相當明確,他極為激烈地反對控制大眾的機器與無休無止的民族仇恨,而足球似乎恰好是喚醒這兩件事物的暴力機器。如果説,博爾赫斯是由於足球文化在拉美地區的獨特地位,從而對足球運動心生厭惡的話,那麼奧威爾則是對一切體育比賽都相當厭惡,他完全不相信體育比賽能代表什麼和平友誼的精神:

“人們説體育能在國家之間創造友好……每聞此言,我總覺驚奇。即使不看前車之鑑(如1936年奧運會),不知道國際比賽足以演變成傾瀉仇恨的大聯歡,你也能從基本的準則中得出同樣的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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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最能印證喬治·奧威爾這一觀點的,肯定是來自蘇格蘭聯賽的兩大豪門凱爾特人與格拉斯哥流浪者之間的恩怨,很明顯,這兩支球隊之間的對決非但沒能解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矛盾,反而經常成為兩大宗教信仰演化為肉體鬥毆的導火索。在奧威爾眼裏,除了人們經常利用體育運動宣泄矛盾之外,體育比賽(尤其是國家隊之間的比賽)還經常讓人們陷入無規則的混亂狂歡以及讓人們淪為被榮譽感裹挾的個體。“在鄉村草場上,你為兩方加油,感受不到地域性的愛國主義時,還有可能只為娛樂和鍛鍊而比賽,但只要聲譽問題一冒頭,只要你感到你和某些大過你的團體會因為失敗而蒙羞,那麼最野蠻的戰鬥本能就會被喚醒。”

就像今年世界盃小組賽中,美國隊和伊朗隊最後涉及小組出線名額的比賽一樣,在賽前人們已經誕生了種種關於“能否打破紅黃牌紀錄”的設想。似乎,伊朗球員能否剷斷美國球員的小腿要比進球本身更吸引人。

喬治·奧威爾對體育比賽的負面批評並非知識分子的刻薄之言。在歷史上,體育比賽導致的最嚴重的暴力事件,莫過於發生於1969年的足球戰爭,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的最後一場世界盃預選賽直接演變為毆打移民、兩國斷交,最後發展為持續了6天的軍事戰爭,導致數千人喪生,而且兩個國家都沒有取得任何軍事上的勝利,極為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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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與薩爾瓦多之間爆發的“足球戰爭”。

在厭惡足球的作家名單上,我們還可以增加很多人,例如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他所厭惡的是土耳其的足球,因為“在這兒足球不是鴉片,而更像是一台製造民族主義、仇外症和專制觀念的機器”;還有奧地利作家托馬斯·伯恩哈德,由於自身曾在受納粹影響深刻的學校被迫接受體育訓導的經歷,讓伯恩哈德對所有體育都深惡痛絕,“和所有的獨裁統治一樣,納粹統治也是通過大眾體育變得強大,幾乎統治了全世界。在所有的國家中,大眾在任何時候都受到體育的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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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足球,
但不喜歡今天的足球

不過放眼世界的作家羣體中,還是球迷身份的作家更多一些。

如果尼克·霍恩比是個中國人的話,他一定是會喊出“我們阿森納是不可戰勝的”那個人。這位英國作家的成名作是《極度狂熱》,這本回憶錄專程講述了作者成為阿森納球迷的故事。這本書不僅入圍了企鵝現代經典書目,而且還獲得了阿森納足球俱樂部的支持,重印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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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則是受足球影響最大的作家。他曾經專門寫過一本名為《足球往事》的書,記錄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間爆發的那場荒謬戰事。而且身為球迷的他,對於足球運動本身也有着不同的思考歷程,相關的思考結果也融入到了他的寫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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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往事》,[烏拉圭]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著,張俊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

出生於1940年的加萊亞諾從小就是狂熱的足球迷,小時候的他最大的夢想完全不是成為一名作家,而是成為一名職業的足球運動員,在《足球往事》一書中,加萊亞諾寫到,“當精彩足球真的發生時,我對奇蹟充滿感激,而不管是哪支球隊、哪個國家表演了這美麗的足球,我都毫不計較。”

然而這種狂熱的足球精神,隨着世界足球發生的變化而在加萊亞諾的心中產生了動搖。加萊亞諾的文學魅力在於,他一直是個極為冷靜的思考者,之前提到的博爾赫斯與奧威爾厭惡足球的原因,加萊亞諾也完全觀察到了,但他並不指責足球運動產生的狂熱,相反,他認為足球運動中的激情以及天馬行空的創造力——包括很多時候完全無視規則的創造力,例如加萊亞諾非常崇拜馬拉多納,因為馬拉多納曾經以禁藥、破壞規則、口出狂言等種種天才與瘋子兼具的行為展示了人類的自由。對於足球所產生的暴力行為,加萊亞諾認為:

“我們應該為此而責怪足球嗎?或者我們應該責備那種只看重成功的文化,批評職業足球所反射出的整個權力系統?足球不是生來就充滿暴力的運動,儘管有時它會變成一件用於泄憤的工具。埃斯科巴的被殺發生在這個星球最暴力的國家之一,這不是巧合,暴力並不存在於這些喜歡慶祝,瘋狂痴迷音樂與足球的人的基因之中,暴力就像疾病一樣折磨着哥倫比亞人。但是暴力並不是出生時就長在他們額頭的胎記。另一方面,權力機制才是造成暴力的真正原因;就像所有的拉丁美洲國家一樣,不公和屈辱毒害着人們的靈魂,他們身處素有免責傳統的制度之下,這傳統獎賞不擇手段的行為,鼓勵犯罪,並將這些注入明澤永遠的特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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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真正的球迷,到了20世紀末期,加萊亞諾對於足球已經沒有了昔日的熱情,因為在加萊亞諾看來,這個他深愛的運動已經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例如,我們如果關注世界盃新聞的話就會知道,在開賽之前,一些歐洲國家隊的球員曾經決定要在比賽中佩戴彩虹袖標,以示對卡塔爾打擊同性戀政策的抗議,最後在國際足聯和足協的建議下,球員們放棄了這一舉動。如果加萊亞諾能夠看到這屆世界盃的話,一定會對此深感失望。在他眼裏,足球運動就是讓人們在賽場上釋放自由、帶着尊嚴戰鬥的行為。

另外,加萊亞諾對於世界足球的職業化也相當悲觀,他認為,現代足球中擁有創造力的球員已經越來越少,俱樂部裏更多的是很少失敗的球員而不是追逐成功的球員,不同俱樂部與國家隊之間的風格差異也越來越少,似乎大家都找到了一種追逐勝利的成功模式並進行復制。

也許,上一屆世界盃冰島隊“擺大巴”戰術的成功便是加萊亞諾所厭惡的足球發展趨勢。

也許,如果看到姆巴佩已經成為“姆巴佩主席”的新聞,加萊亞諾會更加感慨足球的變質。

也許,如果看到今天已經找不到優質中鋒、開始踢傳控足球的軟綿綿的德國隊,加萊亞諾會對足球更加絕望。

竟然連英格蘭都不搞祖傳的長傳衝吊了。

創造性的減少、激情的喪失、職業化與商業化的行為、風格的消逝……這些導致現代足球比賽已經不如曾經那樣好看的原因,相信是隻有身為真正球迷的作家才能發出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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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社》(The Firm,1989)劇照。

加繆:另一個角度看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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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喜愛足球的經典作家,是法國的阿爾貝·加繆。在年輕時,加繆是一位相當優秀的足球運動員,在比賽中擔任守門員的他帶領球隊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被視為阿爾及爾競技大學的傳奇明星球員。在所有喜歡或厭惡足球的作家中,阿爾貝·加繆的競技水準應該是獨一檔的。可惜的是由於患上了肺結核(一説是比賽中穿着太少着涼所致)加繆不得不告別足球運動,不過足球在加繆的人生中依舊佔據了很高的位置,當有人向他提問,足球和劇院哪一個更重要的時候,這位作家脱口而出——“足球”。

關於加繆參與足球的海報與報道資料。

與其他與足球有淵源的作家相比,加繆更讓人喜歡的是他對待足球的態度。作為具有敏鋭觀察力的作家,足球文化衍生的魅力與暴力、體育競技的本質,加繆全都看在眼裏,但他完全是用另一種角度來看待足球的。他既不是像加萊亞諾那樣的狂熱支持者,也不是奧威爾那種因為暴力而徹底反對體育的厭惡者,身為哲學家的加繆看到的是人們對抗荒謬的精神。就場面而言,加繆會贊同博爾赫斯的觀點,二十二個人圍着一個足球轉,看起來荒謬且沒有意義——然而,球場上的人類卻願意為此投入並付出一切,一場勝利彷彿意味着宇宙的狂歡。

在足球歲月中,加繆還學到了很多東西:“我明白了足球永遠不會從你預料的方向過來。這個道理在生活中幫了我大忙,特別是在大城市和那些言行不一的人羣中生活的時候。”

儘管足球(以及其他充滿火藥味的體育比賽)有着很多引發仇恨與暴力的誘因,但是在諸多涉及民族主義與國家榮譽感的事物中,體育,無疑已經是最為簡單和美麗的一件。是的,我們也説不清楚,在觀看了一場幾十分鐘的比賽過後,那些激動或沮喪的情緒究竟能為我們帶來什麼,那些象徵着比分的數字也會逐漸被日曆的數字沖淡,為了一個出界球而頭破血流的畫面從邏輯上看也顯得有些荒謬,運動場上的你爭我奪就像是西西弗斯的神話一樣——總會隨着下一場比賽的開始而歸零——然而,假如我們將這些看似無意義的情緒真的視為無意義的事情,認為一切都只是從零到零的狂歡,那麼,本就短暫的人生除了被空虛征服之外,又還能剩下什麼呢?

作者/宮子
編輯/羅東 張婷
製圖/劉曉斐
校對/劉軍

版權聲明:本文源自 網絡, 於,由 楠木軒 整理發佈,共 529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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