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奪冠》:女排精神的變化也是中國人心態的變化

由 端木泰華 發佈於 體育

    這段故事藏着觸底反彈、再攀高峯的戲劇性,也有着享受比賽、實現自我的新體育精神。

    ---------------

    本應春節公映的《奪冠》在“十一”上映,成為國慶長假娛樂的一個關注點。推遲到“十一”上映也挺合適,影片的性質,從春節檔的閤家歡,轉向國慶節愛國情懷的釋放,頗為適宜。

    愛國精神、女排情懷、體育真諦,導演陳可辛需要處理好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既要各個擊破點明主題,又要尋找共振合為一體。有點令人意外的是,陳可辛用三段式結構,分別承擔了這三個訴求,很直白也很清晰地傳達了體育競技項目在不同時期所承載的意義。

    現在的體育電影,通常已不再喜歡使用這樣的拍攝手法,為了使作品擺脱紀錄片性質,更有戲劇衝突,創作者通常會圍繞一個點、一條線進行創作,在強化煽情能力的同時,也突出體育電影的緊張氣氛。《奪冠》最具戲劇衝突的地方,發生於2008年奧運會,郎平帶領的美國隊戰勝陳忠和帶領的中國隊,如果影片緊扣這個核心展開故事的話,會是另一個風格的作品。

    但陳可辛沒有這麼做,不是他不能這麼處理,而是中國排球之於中國體育歷史、之於中國人的情感,要求創作者儘可能地對不同的時代情緒進行反映。比如1981年中國隊戰勝日本隊首奪世界冠軍,的確對那個時代的國人有巨大的振奮作用,用現在的眼光看(也是《奪冠》第三段故事提出的議題):奪冠真的那麼重要嗎?——對於1980年代的中國與中國人來説,真的很重要,這毋庸置疑,不能用現在的體育競技價值觀來衡量那時的教練員、運動員以及為女排奪冠熱淚盈眶的人們,當年女排五連冠所帶來的鼓舞力量,是無法代替的。

    《奪冠》再現了老女排在條件艱苦的環境下刻苦訓練的情形,隊員承受的傷痛讓人心疼;在進入低潮期成為二流隊伍時,隊員的表現又令人失落與着急;當郎平重新執掌國家隊並再奪世界冠軍的時候,不禁為之感到激動與開心……對比之下,觀眾更願意看到最後一段故事吧,因為這段故事藏着觸底反彈、再攀高峯的戲劇性,也有着享受比賽、實現自我的新體育精神——不是女排變了,而是觀眾、中國人的心態集體變了,所以中國女排才會再次找準定位。

    在結構、訴求、價值觀表達這三個方面找準,影片就基本立住了。剩下的考驗是細節的呈現,《奪冠》有幾個細節抓得不錯:比如一名打沙灘排球出身的運動員在發球前喜歡轉球,還因此被裁判判罰過超時;比如新女排隊員被郎平批評,説老女排隊員從來不會在訓練時拍對方屁股,這樣的細節讓觀眾大笑,也讓影片變得輕鬆、生動。

    作為一部新主旋律電影,《奪冠》如何處理集體和個體的關係,考驗着創作者的立場與技巧,在最後一段,顯然《奪冠》明確了球員為誰而打球的問題——不是為了爸媽打球,不是為了獎牌打球,而是為了改變和提升自我而打球,也正是這樣的激勵,最終讓最年輕一代的球員,做到了輕裝上陣。她們丟掉女排精神了嗎,並沒有,她們只是將女排精神進化了。她們表達出愛國情懷了嗎,當然是,雖然沒有喊口號,但她們的勝利以及她們帶給自身以及帶給觀眾的喜悦,本身就可以含蓄地激發愛國情緒。

    回到電影本身,《奪冠》的缺憾也是有的,比如第一段故事裏的隊員都沒有出現名字,不管什麼原因,聽不到一個個熟悉的名字,總是一種遺憾;在對比賽畫面的呈現上,鏡頭有時候沒有跟着球走,沒能協調好比賽的全面與局部之間的關係,剪輯方面略顯不足;雖然多數演員都超出預期地完成了表演任務,但個別角色還有臉譜化的嫌疑。

    作為一部體育題材的主旋律電影,主創羣體能將《奪冠》以現有水準捧出來,已經算不錯,如果對女排歷史有好奇心或者對女排隊員有親切感,影片的帶入能力會更強些。在國慶檔,期望《奪冠》能接棒《八佰》,繼續為國產片提氣,把疫情之後恢復的電影市場,進一步帶熱。

韓浩月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