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站在巨大的、能一眼望見新工體熱火朝天的建設進度的窗前，不時接打着電話。
這些透亮的窗户是老工體留下來的。如今，這棟樓成為工體改造復建項目團隊的辦公場所，也在孕育着新工體的誕生。
北京工人體育場地處北京東二、三環之間，始建於1959年，是首批北京十大建築之一。60年間，工體先後承辦過全運會、亞運會、大運會、奧運會等國內外大型專業及綜合性體育賽事，伴隨着三代人的成長，是國內千百萬人的運動聖地。
離新工體的鋼結構施工完成還有幾天的時候，王猛在朋友圈寫下一行字——“拆改輪迴正甲子，三生難捨建工緣。”
60餘年前，老一代的北京建工人建設了老工體，如今，1983年出生的王猛從老建工人手中接過了這一棒，用他自己的話來説，“能夠有機會參與到新工體的改造復建項目中，我感到十分榮幸。”
2020年7月，王猛開始參與工人體育場的改造復建項目，擔任項目的總工程師，雖然知道工人體育場對老北京足球迷們的重要性，瞭解它曾舉辦過各種大型賽事和演唱會，但對於來自江蘇的王猛來説，工人體育場還是顯得有些神聖和遙遠。
“對於作為北京足球聖地的工體，我之前也多少有些概念，但在參與工體改造復建工程時，還是有一些壓力，當然也感到慶幸，能夠參與這麼一個世紀工程。”王猛説道。
工人體育場改造復建項目總工程師王猛。王建忠 攝
拆除階段巧用心思 體現“保護性”的改造復建
2020年8月，工體保護性改造復建工程開工，前期拆除階段的工期十分緊張。兩個月之內，要把整個工體近10萬平方米的場館全部拆除。
雖然之前對項目有過一定了解，但進場之後，王猛發現，拆除工作遠比想象中要複雜。“包括工體原有的一些老鵰像，體育場屋面的鋼結構罩棚，罩棚上還有預應力梭形柱燈架、兩塊大顯示屏。在拆的時候，王猛和團隊充分研討了整個屋蓋上重型鋼結構拆除的方案，經過反覆論證試驗，最終確保了拆除階段的安全可靠。
拆除的過程中，如何體現“保護性”的改造復建，王猛和團隊也費了一番心思。
“工體有幾個特色元素需要保留。老工體周圍有10個雕像，我們當時進場以後，先用三維激光技術把所有的雕像都掃描了一遍，數據統計完成後，相當於形成了一套數字化遺產。這些雕像有一部分算是文物，是在上世紀50年代建設老工體的時候一起形成的。”王猛介紹，他們對這些大大小小的雕像採取整體保護措施後進行挪移。“等新工體建成以後，這些雕像還是要挪回原位，和在原來老工體的位置一樣。”
“工體改造復建項目，堅持的設計理念就是‘傳統外觀、現代場館’。新工體的整個外立面與老工體基本保持一致。建完以後，大家可能覺得新工體和老工體還是一樣的。”王猛説。
工程還保留了5層位置的窗花造型。王猛介紹，由於窗花使用時間較久，強度已經非常低，不能再把原來的構件用在新工體上。“於是我們對窗花進行了三維激光掃描，建了一個數字化模型，再用3D打印技術將窗花原貌復刻了出來，確保外形尺寸一樣，材料強度也非常高，相當於對歷史遺產的保護性傳承。”
頂住壓力開闢項目的“生命線”
2006年，王猛進入北京建工集團工作。這些年，他去過浙江、福建，也在珠海做過幾個項目。“中國的地域特色比較明顯，相對來説，南方的地質情況比較複雜，淤泥、溶洞較多，施工的工藝、方法也更為多樣。”
在南方的工作經驗，讓王猛的頭腦更加靈活，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更多。比如，項目中用到的水泥土複合管樁，是在北京地區首次使用，也是由王猛及其團隊反覆試驗後最終敲定的。
考慮到新工體用到的灌注樁數量有15000多根，體量非常大，加上本身工體周邊交通限制較多，混凝土運輸會受限，王猛和團隊考慮，能不能用一種類似的預製產品，來實現樁的功能。
“預製樁在北方用得很少，南方用得比較多，適合南方鬆軟的土質。我們經過反覆研究，對一些設備進行改造，解決了北方硬土的問題，最後用到新工體的改造復建工程中，效果還是不錯的。”王猛説。
作為項目的總工程師，需要王猛決策的事情很多。從北門進入工地時看到的鋼結構棧橋，承擔了將近80%的施工任務，但棧橋本身的造價比較高。他表示，當時包括整個項目部的領導班子也下了很大決心。“在進行方案研討、決策的過程中，自己還是有一定的壓力。後期棧橋確實成為了項目的‘生命線’，如果沒有它，項目的進度是保證不了的。”
王猛在施工現場測量和檢查建築構件。王建忠 攝
作為總工程師，早上8點之前，王猛要把一天的工作計劃在腦子裏過一遍。上班之後，他會和部門人員碰頭，把一天的工作安排清楚。一天中，還有比較多的大型項目會議需要他參加。
白天的時間被各種會議和事務切割得很碎，夜晚才適合靜下心來，寫寫東西。王猛表示，晚上會寫一些論文專利，看看圖紙，審核方案。有時加班到很晚，就直接在樓上的職工宿舍休息了。
“第一次會議是坐在馬路上開的”
王猛回憶，剛進場的時候，條件比較艱苦。“第一次開會是坐在馬路上開的，相當於項目的啓動會，把每個人的工作簡單佈置一下。大概有十五六個人，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坐在台階上，有的坐在小板凳上。當時雖然辛苦，但還是很有紀念意義。”
“那時也沒有住的地方，我們就在一個停用的酒吧下面，把相當於地下室的地方改造後騰出兩間宿舍，而且沒有燈光。當時是7月份，沒有空調，我們都吹着電風扇工作。”王猛説道。
拆除階段的工期十分緊張，基本上是掰着手指頭過日子，把工程量細化到每一天。王猛表示，所有的方案編制，都不能用常規手段。“正常的話，方案編制完，需要審批一週甚至更久，拿到現場給工人交底，再進行施工，但是這個項目不能走這樣的流程，都是頭一天晚上方案出來，各部門審核，第二天就要用，壓力非常大，那時候大家都是舍小家保工期的工作狀態。”
“進行主體結構施工的時候，需要技術解決的問題也非常多，圖紙會審等一些問題都需要及時解決。”如今，新工體的鋼結構施工已經完成，但後期的裝修、暖電通風的事情也比較繁雜，王猛坦言：“這個階段的壓力又大了一些。”
工作累的時候，王猛會停下來捋一捋思路，學會“抓大放小”。“有些大事需要項目總工來決策，所以還得是自己來抓。太瑣碎的事基本上就安排其他人去處理，因為每個人的精力有限，如果太糾結於這些繁瑣的小問題，一些大的事情顧不上，最後也會產生問題。”
之前，王猛曾因為工作過忙，導致血糖高，所以他現在會抽出時間來跑跑步。對於身處建築行業的他來説，加班是常態。妻子忍不住問他：“別人都能休假，你為什麼休不了？”不久前，王猛的女兒剛滿五歲。王猛坦言，見到女兒的時候很少。“早上我五點多起牀，孩子還沒醒，晚上經常回去得很晚，孩子都睡了。”
王猛自認為屬於比較理性的人，平時沒有多少娛樂活動。一個項目節點結束之後，下一個節點就迎面而來，留給人喘息的時間不多。閒暇之餘，他喜歡翻一翻人物傳記類的史書。
“要説有什麼有趣的事，每天來工體上班的路上，看到新工體一點一點拔地而起，就感覺很開心。”王猛説道。
新京報記者 展聖潔
編輯 陳靜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