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是新中國第一部電影，我身為編劇，現在想想都令人激動。 1946年，我離開延安，輾轉到了哈爾濱。當時一看，啊喲，這麼美麗的城市是我們的了。東北電影製片廠的老友都在，把手言歡，我也成了他們中的一員。
《橋》是新中國第一部電影，我身為編劇，現在想想都令人激動。
1946年，我離開延安，輾轉到了哈爾濱。當時一看，啊喲，這麼美麗的城市是我們的了。東北電影製片廠的老友都在，把手言歡，我也成了他們中的一員。
脱下破棉襖，換上新棉軍裝，輕、軟、暖，從頭頂一直暖到腳尖。那叫一個精神!
1947年12月，毛澤東主席發表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其中有兩點值得特別關注：我們已經從內線作戰轉入外線作戰，從防禦轉入進攻;另外，把十條作戰方針公開告訴了國民黨。主持廠務工作的袁牧之和陳波兒都有政治敏感，提出電影必須緊跟形勢，不能只拍新聞片，要試拍故事片。我負責寫劇本，選擇到工廠體驗生活。這是必然的，因為我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為人民，首先為工農兵”的主旨牢記在心，至今我還信奉這一條。
我來到哈爾濱機車車輛廠，這是當時哈爾濱最大的廠子。一進廠門，我就給震住了，火車頭都開到廠房裏，吊車像龍一樣在空中飛，機器像個巨人立在那裏……哇，偉大、巍峨、壯觀!這一切都是我們的了!其實，當時噪音很嚴重，不像現在都信息化了，但是在我聽來像美妙的音樂。當時工廠由中蘇共管，中方廠長叫宋金聲，一把鉗子起家。他跟我説，在修江上的大鐵橋時，缺器材，有一種介於橋墩和鋼樑之間的大鋼墊，俗稱“烏龜蓋”，是必不可少的，但黃金也買不到。怎麼辦?造!當時東北全境正在鏖戰，一些技術人員不敢出頭，幾個工人挺身而出，不斷摸索，夜以繼日，造出的“烏龜蓋”爬上橋墩，幫助解放軍打了天下。
他的講述激發了我的創作熱情，在工廠體驗了3個多月，我決定動手寫劇本。省招待所單人間都滿員了，就住多人間。難覓寧靜，無法寫作。招待所原是一處醫院，有大廳，大廳中有圓柱，圓柱周圍是環形的椅子。我“佔領”一個圓柱和環形椅，膝蓋是我的寫字枱，環椅是我的寶榻。夜裏，我屈身而卧，如蝦米狀，翻身時，要站起來，轉一個方向，再抱柱而眠。這樣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空出了單間。《橋》的初稿約大半是在膝蓋上完成的。
劇本交出後，很快就投入拍攝。導演是我自幼的好友王濱，演員有於洋。我沒有參加拍攝過程。後來在放映時，每回全場都響起雷鳴般的掌聲，上海工人看完電影還遊行了。不管如何，這是新中國電影人打響的頭一槍。周總理説過，不管這部作品有什麼欠缺，它總是我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