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壟斷”與“債台高築”看：春秋戰國商業貿易發展史的轉變過程

“壟斷”是今天人們經常聽到的一個詞，古書中有時寫作“龍斷”或“隴斷”。它的本意是指地勢高的地方，後來才有操縱市場，獨佔利益，把持權柄這些意思。

這個詞最早應該算是孟子那兒來的，《孟子·公孫丑下》有這樣一段話：

這段話的意思是説：有個叫季孫的説過，子叔疑真怪！自己要做官，別人不用也就算了，卻又使自己的兒子兄弟來做卿大夫。誰不想當官發財？然而他在這方面卻有一種壟斷行為。這裏的“壟斷”已有獨佔利益的意思。

孟子接下去對“壟斷”有一番解釋，告訴了我們“壟斷”的本意，同時對我們認識古代的商業貿易發展過程很有幫助。孟子説：

意思是説，古代的貿易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這是由“政府”部門主管的，後來有一個卑賤的男子，偏要站到一個高地上東張西望，想把全部貿易的好處都弄到自已手裏。別人都覺得這種人卑賤，因此抽他的税。抽商業税便從此開始了。

孟子對壟斷的解釋，恰好反映了古代商業貿易的歷史發展進程。特別是春秋戰國間這個商業貿易發展史上的一個轉變過程。商業作為一種交換產品的活動，它的發生是從原始社會開始的。那時的交換也是發生在氏族與氏族部落之間，但沒有貨幣，是以物易物。《易·繫辭》所謂：

商周時代，商業交換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甲骨文和金文中不僅有不少關於商品交換的蛛絲馬跡可尋，而且考古發現了不少當時作為交換媒介和手段的原始貨幣。到了西周末年，據説當時的工賈還參加過逐厲王的國人暴動。進入春秋時代，商業進一步發展，已有玄高、范蠡那樣往來於諸侯國之間進行貿易活動的大商人。但是，總的説來，春秋以前整個社會還是自給自足獻自然經濟佔據着極其重要的地位。各國公卿大夫直接控制手工業、商業，即所謂“工賈食官”。生產主要是滿足貴族們的直接需要，交換隻是為了換取自身消費所缺少的產品，而不是為了牟取利潤。民間的交換也是如此。

春秋以後則不同了，出現了私營的工商業者，他們已不光是為了自已的消費而生產和交換；而是為了通過交換獲取利潤髮財致富。

在春秋期間，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那些不再是“食官”的富商大賈。他們自由往來於各國間從事商業貿易，各國政府和公卿大夫也不能任意“強賈”他們的東西了。這些自由工商業者的出現，最初很多當是一些小商小販(有可能部分是主管工賈的政府小官吏)發展起來的，他們的地位低賤，所以孟子説是“有賤丈夫焉。”但就在春秋後期，一些有地位的士大夫也開始從事這種過去被看作低賤的小人才能做的買賣了。像出身士人的孔門弟子子貢這些人，就連最講尊卑貴賤等級的孔子，也絲毫不見貶貴之辭相反，對他的另外一個學生樊遲請學稼，卻斥之為“小人”。子貢不但沒有被上層統治者視為卑賤，而且還“結駟連騎”訪問諸侯，所過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可見這時期由於商業活動的發展，人們的思想意識也發生了變化。

另一方面，由於富商大賈的出現，“商賈食官”已成為歷史的舊跡，政府不能直接掌握工賈為自己的需要服務，但商業交換又是一塊肥肉，成為一種重要的財源。所以春秋後期便出現了設關卡收取工商業税，以增加統治者的財政收入。甚至有的諸侯國君還用工商業税作為賞賜，或像食邑那樣作為一種臣下的俸祿。孟子講的“縱而徵之”“徵商至此始”實際上是這種情況的反映。

到春秋末戰國初，由於商業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商人地位的顯著上升，一些原來身居顯位的卿相，如曾幫助越王勾踐雪過會稽之恥的大官僚范蠡，也棄官經商去了。史稱他經商只十幾年就“三致千金”。其後子孫繼續經商達到“富致鉅萬”。富商大賈巳不斷湧現在當時的歷史舞台上。商人們不惜一切追逐利潤，就好比《墨子貴義》篇中所説那樣：

戰國時，一些卿大夫也投入了商業貿易的行列，有的一面當官，一面還從事商業活動。魏惠王的大臣白圭，就是一個善於用“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辦法從事倒賣穀物的活動。他在豐年拋出絲漆，收進穀物，待到荒年欠收又售出穀物，收進手工業產品，從中單取鉅額利潤。隨着戰國時代商業的發展，商人勢力的增大，一些沒有政治地位的大商人，更進一步謀取政治上的地位。戰國末期的呂不韋就是一個最突出的事例。呂不韋以一個大珠寶商，登上政治舞台，在秦統一過程中大顯身手。

春秋戰國時期商業的活躍，還表現在商人的經營範圍的擴大，商品種類增多。從當時統治階層的高級消費品和軍需物資到禮樂祭器，以及與古代人民日常生活關係極為密切的鹽鐵牲畜產品、竹木漆器等等，都成了重要的商品。

商人們為了獲得厚利，不僅是積極奔走，往來販運。而且，當時還出現了一些講究生意經的商業理論著述。這是春秋戰國時代工商業發達的重要表現。范蠡就是特別善於觀察行情掌握時機，具有一套經商經驗和理論的大商人。他認為：

意思是説，物價貴到了頂就要下降；而賤到了極點又要上漲。做生意貴在把握好這種極限，看準時機，賤的時候及時買進，貴的時候及時售出。在商品的保存方面，他也有一套理論，其原則就是“務完物”，即務必要使貨物保存完好不要損壞了，否則就賺不了錢甚至要虧本。據説范蠡還寫有專門論述有關商業交換，盤算怎樣才能獲取高額利潤的專著，叫做《計然》。由於他很善於做生意買賣，又有一套理論，所以當時很多商人都極為重視他。像大鹽業主猗頓就曾登門向他請教致富的學問。

還有戰國初期的白圭，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經商致富的生意經。他認為經商有很深的學問，有如伊尹、呂尚的善謀；孫子、吳起的用兵；商鞅的變革行法。他特別強調做生意要善於“權變”、機智、果敢，掌握時機，及時地做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如果猶豫不決，失去機會，就賺不了錢。在當時社會上，認為一個善於做生意的商人，是不與別人爭討跟前買賣價格的，只要善於把握好時機就行。“時賤而買，雖賤已貴矣。”從這些片斷的生意經中，已充分反映了當時商業交換的發達情祝。

隨着生產的發展和商業貿易的擴大，貨幣廣泛流通起來，商人日益活躍。特別是進入戰國以後富商大賈們從商業貿易中獲取了鉅額利潤，掌握着大批貨幣，控制着當時社會上大最農副產品和其他手工業品，社會財富逐漸集中到了他們的手裏，一些商賈富有程度和當時擁有爵位和封地的人差不多。而另一部分人，特別是古代廣大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由於統治者橫徵暴斂和商賈們的反覆剝削，雖然一年到頭辛勤勞作，也得不到温飽，養活不了父母妻子。於是就只能靠借債度日了。這樣，高利貸也就發展起來。

齊國的孟嘗君，就是一個有名的高利貸者。他家養着食客三千人，食邑收入不足以供養這些食客，就向老百姓放債，從中取得利息。但古代人民因過於貧困，所以老百姓往往不能按時還債。到了戰國末期，甚至堂堂的周天子——赧王(公元前314—256年)也不得不向高利貸者借債。當他無力償還時還害怕債主追債而向東逃跑呢。當時周赧王因欠債太多，無力償還，害怕回官居住，就造了一座高台，自己躲藏到上面去。人們稱之為“逃債台”。後來的人就把負債多叫做“債台高築”。從這兒更反映了當時高利貸商人勢力的雄厚，就是天子也逃不了高利貸的羅網。

總結：高利貸是隨着商業發展後而出現的現象。我們從戰國時代高利貸商人勢力的強大情況中，更清楚地看到了那時商業交換髮展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