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曆朝歷代的人口規模統計,以及人口變遷的主要影響因素
我國古代人口統計都是官方比較重視的,因為封建社會的農業生產需要勞動力,土地分配及農業税的徵收都是以人丁為最基礎的標準,再加上冷兵器時代的戰爭需求,在籍人口是士兵來源的保障。所以封建社會的人口變化除了天災與戰爭的影響外,“黑户”成為歷代政府最為重視的問題,他們通過一系列安撫、優惠、或者刑法手段吸引黑户歸復户籍,成為政府切實掌握的“編户齊民”。所以每個朝代的史書中都會有一冊“食貨志”,其中就有特定章節記錄人口普查的結果。現代學者統計古代人口户籍的時候,多以“食貨志”為依據。以下數據來源於梁方仲先生的《中國曆代户口統計》
關於人口數量,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項全國性和分政區户口統計數為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也就是西漢平帝時期,全國約6000萬人。在此之前,只有零星的史料可以參考估算,比如梁方仲先生認為,秦朝統一時,人口規模可能在3000萬左右,經歷秦末農名起義後,到西漢初大約只剩下500萬至1800萬,西漢末期才有了官方統計的6000萬左右。
從王莽篡漢到光武中興,戰爭和復興成為這個時代的主題,總人口出現了驟降,東漢光武帝初期,人口規模降至2000萬左右,經過漫長的發展與恢復,至東漢中後期的永壽三年(157年)才突破5500萬。
東漢末年,隨着黃巾起義、諸侯割據,天下再次陷入混戰局面,加之桓靈二帝時期的大旱與瘟疫,人口規模再次驟降。公元184年黃巾起義開始,至公元220年三國鼎立形成,這個期間,60%的人口消亡。西晉初期,官方統計的人口約1000萬,但這個數字是在籍人口,實際上漢末三國時期,大量人口為躲避戰爭,選擇了隱匿户籍,這些脱離户籍的人口規模可能要比在冊的人口規模更大。司馬炎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還專門進行改革,制定了“户調式”,從土地和税收政策上吸引人口復籍。
進入4世紀初,西晉人口規模約有3500萬,但很快由八王之亂帶來南北分裂,北方進入十六國時代,歷史上著名的“五胡亂華”就出現在這個時期。其中,前燕慕容氏政權在被苻堅消滅時,攻佔的157個郡、1579個縣中,獲得了不到1000萬的人口。要知道這個政權涵蓋了今天的華北平原、中原地區、山東地區以及遼西地區,算是人口較為密集的區域,1000萬中還包含了百萬計的鮮卑、羌、羯等少數民族。
而在五胡亂華前,西晉北方約2450萬漢人,衣冠南渡説是政府引導人民南遷,其實平原地帶的人口遷移根本沒那麼高的機動性。士族集團佔據着有利資源,可以輕易出逃,而普通人民則多留在了北方,所以這次人口驟降主要是漢族。因此在南朝的人口統計中,普遍在幾百萬左右,這就是西晉政權不顧北方人民的佐證。南北朝的人口規模是隨着隋朝的統一而慢慢復甦,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全國總人口突破了4500萬,這算是隋朝人口規模的鼎峯。
然而隋煬帝好大喜功,興建東都洛陽、修建大運河、三徵高句麗,這些大型工程和軍事活動都對人口消耗過渡。加之引發的隋未叛亂和農民起義,人口再渡驟降,降幅超過50%。根據《通典.食貨七》的記載,全國户數由大業五年的890多萬户,降至唐高祖武徳年間的200餘萬户,這裏當然也有躲避苛捐雜税和戰爭募兵的黑户,但如果按照50%的黑户算,唐初的人口規模也不會超過2000萬。
而唐朝被看作我國古代最繁榮的朝代,經歷了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的治理,以安史之亂髮生的公元755年為節點。在此之前,唐朝的人口規模又發展至約9000萬,這是我國古代人口規模的又一個巔峯。但在安史之亂後,唐朝就進入了人口“暴跌”的時期,長達半個多世紀,人口規模都只有2000至3000萬左右。這個原因很簡單,藩鎮割據形成後,地方節度使對人口的控制更加緊密,因為這關係到節度使對財税的截留、對軍隊的擴充,所以中央朝廷的人口統計水分太大。
安史之亂本身對人口數量的衝擊並沒有五六千萬那麼多,這只是代表唐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力逐漸衰減。到了唐末,這種控制力衰減幾乎無需節度使瞞報,唐末藩鎮對於財政截留已然明目張膽。此時地方税收分成留州、送史、上貢三部分,留州是指地方政府截留一部分用於行政開支;送使是指地方節度使所截留的部分;上貢才是最終上繳國庫的部分。唐末上貢比例不足十分之一的地區多之又多,有些藩鎮向唐政府送去一些貢品就算是繳税了。所以隱瞞人口沒有什麼意義了,這才有了唐文宗、唐武宗時期人口規模的“復甦”現象,在冊人口已經恢復到近5000萬。
隨着黃巢起義的爆發,又拉開了五代十國的亂世序幕,這又是一個人口驟降的長期階段。從宋太祖陳橋兵變到滅亡荊南、武平、後蜀、南漢及南唐等南方割據政權,完成全國大部統一之後,在冊人口規模大概有3000萬。在太宗時起,北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也迎來了人口持續增長的階段,宋徽宗大觀四年境內人口已經超過1億(含遼、金、夏在我國境內的人口)。
“諸州歲奏户帳,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宋史食.貨志》
可能看到此處,與上圖人口統計的數字不相符合,不符合就對了,宋朝的統計比歷朝歷代都“個性”,比如税收,不管是錢是糧、皆不論單位的簡單相加,然後就成了年度財報。在人口統計上,宋朝的“口數”其實是指“丁數”,也就是官稱的“丁口”,宋朝的丁口是指二十歲至六十歲的男子。所以宋徽宗時期的4600萬,是指年齡在20-60歲的男子,所以1億的人口規模並沒有錯。這也導致官方統計的每户人口數甚至只有2人左右,這並不代表宋朝的夫妻都是丁克!
然而兩宋之際的戰亂又使人口大幅度下降,但此後南宋和金人口都有增長,13世紀初,宋、金、西夏、大理及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合計已超過1.2億。而隨着蒙古滅金、西夏,再次造成空前浩劫,北方人口損失高達80%,僅剩1000餘萬。元統一時人口約6000萬,14世紀中期增加到8500萬左右。
元末同樣經歷了天災人禍,黃河數次氾濫導致北方出戰糧食危機,且由於南方農民起義佔據了糧食產區,控制了南部海岸線,元朝無法向北方運輸糧食,所以飢餓與疾病席捲了整個北方地區。南方的起義軍形成割據以後,又加速了人口的衰減,到明初統一後,全國的在冊人口已不足6000萬。這個在冊統計是指明朝的户部黃冊,而户部黃冊只統計民户、匠户,也就是常規的人口,不包括軍户、帖户。如果加上明初的軍户等特殊籍貫,應該在6500萬以上。
到了萬曆年間,由户部黃冊數據統計的,依然在6000萬上下,這一點成為近代學者爭議較大的地方。眾多學者認為,萬曆時期由於外來高產農作物的傳入,即紅薯和玉米,解決了吃的問題,然後就引發了人口的暴漲,甚至認為萬曆年間的人口規模會超過2億,我對這個持保守意見,因為農作物從傳入到大面積推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清朝的人口暴漲與之相關的可能性才更大。
我們都知道明末的天災是歷史上極為罕見的,很多人將其歸為小冰期最寒冷的一次,所以在北方地區,乾旱與瘟疫使人口大幅下降。加之農民軍的內耗、清軍五下長城的掠殺,明末的人口降幅達到40%左右。不少歷史學家都認為清軍入主北京時,整個南方還有6000萬人口,由此也能判定,明末的人口總規模應該是在1億左右。在清順治十二年的統計中,全國統一戰爭仍然在進行,此時的人口約1.4億,滿蒙人口規模並不大,這裏主要還是對漢民的統計,這依賴於北方趨於穩定之後的迅速發展。
康熙年間,全國統一戰爭基本結束,人口規模已經突破2億,這時候有理由相信,外來農作物的推廣已經能夠養活更多人。但以上説的都是近代學者的推論,清政府的統計中,幾乎能與這個數字差了10倍,這與地方官員徵派税收有很大關係,清朝前期,官員在上報人口的時候往往會加以隱瞞,這是貪腐最直接的方式。因為清朝繼承了明朝的俸祿制度,官員窮得叮噹響,只能想方設法的從府庫掏油水。
康熙一朝發現了這個問題,於是進行了税收上的改革——攤丁入畝!口號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個政策促進人口增長的原因就是地方官無需再行瞞報,所以從雍正至乾隆時期,政府統計的人口規模一下從一兩千萬直接破億。乾隆帝也很納悶,這些人是打哪冒出來的?然後就推翻以前的逐級上報的人口普查方式,下令以保甲制度為基礎,進行中央朝廷垂直管理的人口徹查,這算是開啓了封建社會真正意義上的人口普查,而非“丁口”普查。嘉慶之後,清朝的在籍人口規模幾乎都保持在3億以上,這既是外來作物的功勞,也是人口普查科學化的可靠數據。
而歷史上有一個數字比較特殊,即《辛丑條約》中約定的4.5億賠款,據説是列強讓每一位國民賠償一兩,也就是説列強認為1900年,清朝的人口規模在4.5億,這與清政府統計的數字還是有出入。但關於每個國民賠償一兩的説法並未受到應證,所以也就無需討論。
綜上,歷代人口規模的變化,總體上受到天災人禍的影響較大,另外受政府政策影響,脱離户籍成為黑户的現象普遍存在。封建朝廷也會適時的調整政策,吸引人民歸籍,清朝的攤丁入畝當然是最成功的一次,它成功改變了古代的人口統計模式,丁口成了過去式。外來高產作物對人口暴漲的影響較大,正所謂民以食為天,解決了吃的問題,人口基數才會穩定中快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