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 界 説 專 員 孫 謙 發 自 德 國 柏 林
當意大利導演索菲亞(Sophia Luvarà)第一次聽説中國的“形婚”時，她長呼一聲，當時的驚詫無異於消費者看到一個高科技產品在萬眾期待之下面世。五年後，她把中國“形婚”的故事拍成了電影。
今年 2 月，第 66 屆柏林電影節，索菲亞的紀錄片《中國“櫃”裏》來到了這個被稱為同性戀之都的城市，競逐為 LGBT 主題的影片專門獎項——泰迪熊獎(Teddy Award)。我們在柏林電影節上採訪了索菲亞，和她聊了聊一個意大利人眼中的中國形婚。
(為了保護影片主人公，我們對部分畫面做了模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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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婚”是“形式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的簡稱，在中國的同性戀圈裏是個人盡皆知的“解決方案”。迫於社會和家庭的壓力，為了要一個夫妻的名分，中國同性戀要與另一人舉行婚禮、在法律上辦理結婚手續，以示“正常”。但正如這個名字的描述，形婚只是形式上的，並不是實質上的婚姻。
對於索菲亞來説，這是件不尋常的事。 不同於很多道德衞士從反人權的角度大書特寫，索菲亞的第一反應是，中國人是如此的“聰明”：不管法律如何規定，世俗壓力有多大，上有政策必然下有對策。索菲亞決定拍攝一部記錄片，講講這個中國同性戀圈裏極其盛行的“形婚”故事。
在中國，大多數同性戀還生活在“櫃子”之中。他們多多少少沒有公佈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正因為如此，索非亞從準備到拍攝完成整整用了五年。在她鏡頭下，男女主角的生活裏，形婚的目的是隱藏。有的人向父母隱藏自己是同性戀的事實，有的人儘管向父母出櫃，卻仍然要向父母的人際關係圈“做交代”，讓家人在面對七大姑八大姨的追問時可以把話説圓。他們披着異性戀的形婚外衣，隱藏在目前對同性戀容忍度並不高的中國社會里。
與隱藏相反，紀錄片的目的是要講故事，要呈現。在某種程度上，是揭露，更是本質上的互相牴觸。
△《中國“櫃”裏》預告片截圖
拍攝一部講述“形婚”的電影並不容易。最難的，就是找到願意接受拍攝的形婚者。
當索菲亞提起要拍攝形婚影片的想法時，她找中國朋友幫忙，大家的一致反應卻是“沒戲”，但她並沒有立即放棄。當最初的想法漸漸成型，她通過朋友介紹認識了中國製片人伍晴暘，一起尋找合適的拍攝對象。而這個過程困難重重，很多人願意接受他們的採訪，但不同意被拍到電影中。直到索菲亞和晴暘打入同性戀圈子，才逐漸找到一些願意講述自己的故事並且接受拍攝的人。
片中的主角最後鎖定為安迪(Andy)和櫻桃(Cherry)，分別是男同和女同。影片的情節，便是順着他們尋找各自形婚的對象的過程展開的。面對形式婚姻，他們要討論很多實際的問題，比如説怎麼應對家人和朋友，是否要生養孩子，怎麼解決照顧下一代和養老的問題等等。
看“中國櫃裏”的感覺，就像是在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導演索菲亞成功地把她的個人風格放進了這部紀錄片。雖然在拍攝的過程中，他們不得不“創造”一些善意的謊言來獲得部分重要的拍攝素材。比如片中有一幕是在 Cherry 的老家進行拍攝，是中國南部某省的一個小縣城，Cherry 的父親是非常嚴厲保守的。所以當時 Cherry 跟父親説劇組是來拍攝一部關於魚蝦養殖的紀錄片的，才拍到一些 Cherry 家庭的畫面。也許是索菲亞的善意打動了 Andy 和 Cherry，影片才能夠完成拍攝，導演和她的兩位主角也在拍攝中成為了朋友。
△製片人伍晴暘和導演索菲亞 (Sophia Luvarà) 在 2016 年柏林電影節
片子選題的角度沉重，但是敍述方式卻娓娓道來、節奏舒緩、沒有太多的戲劇衝突。這源於導演索菲亞最初拍攝這部影片的動機。
索菲亞和很多來自西方試圖反映中國社會問題的導演不同，她沒有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中國社會的人權問題進行批判，而是出自於對於形婚這種現象的好奇心，嘗試通過這一現象折射中國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情感關係。她坦言自己來自意大利南部，在當地的社會語境中，家庭關係很重要，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也非常親密，因此她能理解中國父母對子女的期待。但中國兩代人之間的情感關係還是讓她感覺到震撼。這是一種極其深沉、無私但同時又壓抑的感情。
索菲亞也提到，中國同性戀這一話題，可以涵蓋的面非常廣。想要在一部片子當中面面俱到，既不現實，也會令紀錄片失去它紀錄的意義。她不希望“中國櫃裏”做成一個新聞片式的中國同性戀情況調查報告，而是去展現兩個形婚親歷者的歷程。因此雖然影片涉及了暗訪心理醫生，參加同性戀父母互助小組等，也只是點到為止。
她只是想從自己的角度出發講這個故事。當然，若是這個故事能夠展現深埋在海平面下的冰山一角，也算是萬里長征走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