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日報：男子千里返鄉勒死5歲自閉症兒子

　　蘇中彥：近日國內熱議新聞：男子千里返鄉勒死 5 歲自閉症兒子 被抓時嚎啕大哭。

　　當孩子有着伴隨終生的某種障礙(disability)，當家庭感到無法承受長期繁重的養育負擔，父母是否有權利殺死孩子?如果有，那些活該被父母殺死的孩子，被剝奪生存的權利，意味着什麼?

　　2002 年 3 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著名的哲學教授 Peter Singer，邀請了美國著名的障礙人士維權律師、身患肌營養不良症、在嬰兒時期符合 Peter Singer 所支持的父母殺嬰資格的，Harriet McBryde Johnson，前往普林斯頓大學，對選擇性殺嬰進行公開演講討論。這場討論，以及之前之後兩者的書信溝通，還有 Harriet 與朋友的談論、自己的反思，為“父母殺死有障礙的孩子”提供了有營養的思考材料。

　　作者前言

　　他再三強調，他並不想殺害我。他的理論是，如果我的父母有權利決定殺死襁褓中的我，其他家長也同樣有權利殺死像我這樣的嬰兒，那麼就能避免承受像我這樣的人活在世上帶來的煎熬，讓父母得以出於自己的選擇再要一個孩子。這些理論並不是針對我這個人的，因此我不應該感到被威脅。

　　每次我絞盡腦汁去理解他這套邏輯，腦袋就像進了鍋油炸一樣…爽。天啊!難道我是仙境中的愛麗絲?

　　去年三月底的一個星期一，寒意料峭，我來到了普林斯頓大學。接待我的是 Peter Singer 教授，通常被稱為——不僅僅是被他的書的出版商稱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他就是那個主張我應該夭折的人。不對，這樣説對他不公平。他主張的是殺嬰合理化，那些如果能存活下來就會跟我現在一樣的嬰兒。他還説在某些條件下，殺死無論在任何年齡的人類，只要他們在認知上的缺陷嚴重到他不認為這些是“人”，就應該合理。到底怎樣才算是人?他説，人能夠意識到當下自己的存在，能夠對自己的未來有所選擇，包括選擇繼續活下去。

　　當我活到今天，他説，我已經是一個“人”了。但是，當我還是嬰兒的時候，我不是人，而是跟其他任何動物一樣初出孃胎，不具備任何自我意識。到了最後，比方説我的大腦進油鍋的時間足夠長，我墮入了一片仙境，所有的自我、他人現在、過去、未來統統攪和成混沌、虛無，我就失去了我的“人”的資格，也失去了繼續生存的權利。到那時候，他説，我的家人和醫生就可以幫我從不幸中、或從昏迷解脱，沒有人能稱之為謀殺。

　　我接受了兩場發言的邀請。早上，我對 150 位本科大學生講選擇性殺嬰(selective infanticide)。傍晚，我參加一個座談會晚宴，討論輔助自殺(assistive suicide)。我是那個坐在輪椅上的花瓶，而且持反對觀點。

　　正文

　　我有若干理由接受 Singer 的這次邀請，有的來自我在殘疾人權利運動的需要，其他理由完全是個人的。在殘疾人權利運動中，這是一個大好良機，嘗試怎樣的討論方式對於特別難對付的聽眾會有效果，以及怎樣整合我們的與他們的觀點。我從不打算給 Singer 洗腦，但是也許我可以説動一兩個學生。個人方面的理由：我深知這次訪問意義重大，一定會先是引起廣泛談論然後就載入史冊。

　　在吃飯時、開車時、電子郵件中和幾次正式演講中，我已經將這次訪問過程報告了家人、朋友和同事。但是似乎載入史冊還為時過早。大家説來説去，觀點浮於表面，我覺得距離理性的辯論還差了十萬八千里，不斷煩擾我的是這樣的問題：

　　問：他是不是一看到你就被你的外表嚇傻了?

　　答：他對這方面沒有任何表示。

　　問：他怎樣對待像你這樣的人?

　　答：他在各方面都表現得體，以接待一位受人尊敬的專家、一個熟人的方式接待我，作為主人，他大方又熱情。

　　問：對於在公眾面前討論你的人生是否應該存在，你情緒上有沒有覺得難過?

　　答：非常難過，不過也讓人吃驚地輕鬆。

　　問：他(Singer)能夠在普林斯頓教書是不是因為他主張殺死嬰兒很受歡迎?

　　答：至少沒有讓他不受歡迎。不過他最為著名的主張是關於動物的權利。他寫了本書《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 1975)。

　　問：他怎麼能這麼重視動物的生命，卻不重視人類的生命?

　　這最後一個問題是我唯一不予作答的。過去，我會説我不知道、這沒有道理。但是現在我讀過了 Singer 的一些著作，我承認他有他的道理——在 Singer 的概念框架裏有道理。但是我不想用他的概念框架思考，至少不想常用。

　　所以我又回到別的問題，看看這次訪問載入史冊該怎麼個寫法。

　　上面提的第一個問題，關於我的外表，我想解釋一下。

　　我並不醜陋，只是大多數人不知道該用什麼眼光看我。目光中有我，總是讓人不知所措。電動輪椅本身就足以讓人瞠目結舌，但這只是開始。更讓人難忘的是長達四十餘年來肌營養不良症對我的身體的影響。到了這個年齡，我就是加強版瘦骨如柴，肌肉大部分都萎縮了，看起來就是一張皮蓋着一堆支稜的骨頭。小時候我的肌肉不足以支撐起脊柱，我曾經戴過一段時間矯形器。但是我有幸遇到了一個不靠譜的麻醉師，對脊柱融合手術、接合板、接合釘統統説不，徹底杜絕了讓我的脊柱直起來的任何機會。15 歲的時候，我扔掉了矯形器，任由脊柱扭曲成誇張的“S”形狀。現在我的右側身體深陷有如大峽谷。為了保持直立的上身，我向前傾斜，將整個胸腔憑着手肘支撐於膝蓋之上。一旦背梁找到了其最為自然的形狀，我的皮膚就舒服多了。

　　我是能夠存活至這種衰朽狀態的第一代。由於抗生素的使用，我們在童年期沒有死於肺炎，呼吸系統衰弱常見的併發症。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該怎麼正常地看待我們這一代。

　　在我的生命裏有那麼兩三次——其中有一次是在西海岸的一次野餐中，參與者很多是女同性戀和輪椅使用者——我被視作一種罕見的美。更怪異的是在我居住的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市，有的人稱我為“上帝庇佑的女士”，他們認為颶風來臨時我路經他們房前就會帶來好運，在選舉之前會來親吻我的額頭。但是更常見的是毫無疑問的負面反應。大街上的陌生人會跑來跟我説：

　　“我真佩服你有勇氣走出來，大多數人可能會放棄自己。”

　　“上帝保佑你!我會為你祈禱。”

　　“你不會屈服於痛苦，對不對?”

　　“如果我像你這樣活着，我會自殺。”

　　我過去還會試着分辯説，其實我很享受我的人生、在這條潮熱的大街上開着電動輪椅到處溜達感覺挺好的、比起別人我沒有更多的理由自殺。但是説多了就不耐煩了。上帝安排我走到大街上，並不是為了給這些人提供健康的障礙觀教育的。事實上，如果你想知道的話，根本就沒有什麼上帝安排任何人為了任何理由到任何地方。

　　但是他們不想知道這些。他們認為，只要看我一眼，就已經洞悉了一切。這可真是頑固的成見。他們沒意識到自己的疑惑，沒意識到他們的話語其實表達了被我喚醒的不安。

　　好吧。回想起來，2001 年春天當我第一次見到 Singer 的時候，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於我的外表完全無感，看起來沒有絲毫的不安，態度之自然有如對待其他任何一個有主見的人。

　　接下來説説 2001 年這次初會。Singer 當時應邀訪問查爾斯頓學院，離我家不到兩個街口。他主講的題目是“重新思考生命與死亡” 。我受 “還沒死(Not Dead Yet)” 組織的委託——這是一所全國性的機構，組織殘疾人權利運動，反對輔助自殺和殺殘疾人。所以我就去講座上發傳單，並且在回答問題環節説點話。

　　我提前了幾乎 1 小時到場熟悉環境，校園氣氛和平，連南卡羅萊納州那喧囂的春天也在灰色的苔蘚和濃密的橡樹下安靜了下來。

　　我轉過一棟樓，無意中遇見兩個熟人坐在花園長凳上和 Singer 一起吃着素菜捲餅。莎朗是一位經驗豐富的人權運動者。夏蓓是南卡州最有名的無神論者。我一直覺得她們倆都是好人——現在卻跟滅絕師公坐在一起吃素菜捲餅。我企圖避開，可是莎朗和夏蓓已經看到我了。莎朗扔掉食物走了過來。一番寒暄之後，她問：“你想結識 Singer 教授嗎?”

　　她怎麼一點眼色都沒有。大概她很欣賞他寫的動物權利的書吧。“我在問答環節跟他對話就好了。”我説。

　　但是站在 Singer 旁邊的夏蓓動作更快。他們倆邊説話邊朝我走過來，肯定是説一些關於我的好話。他會説，我是殘疾人權利律師，曾經在他的世俗人道主義小組做過反對輔助自殺的發言。他會説他不同意我説的所有話，但是他會説我很有才華。Singer 看起來很感興趣，很關注我。我就坐在那兒，停下我的輪椅。夏蓓介紹了我們倆。Singer 朝我伸出了手。

　　我猶豫了。我不應該跟天字第一號惡魔握手。但是他是夏蓓介紹的客人，我不應該在夏蓓任教的學校裏給她的客人難堪。沒辦法，如果你還沒準備好一招制勝，就得握手。我向 Singer 伸出了右手上還能控制的三根指頭：“下午好，Singer 先生。我是作為‘還沒死’的代表來的。”我相信看到了他當時有那麼一絲的退縮。在他就職普林斯頓大學的第一週，“還沒死”盡了一切可能給他添麻煩。我作為律師替 14 名被逮捕的鬧事者——有的還坐在電動輪椅上——遞交了保釋金。但是，如果説當時 Singer 真有一絲退縮的話，他立刻就恢復了狀態。他回答了我提出的有關講座的形式的問題。當他説他期待與我的有趣討論時，看起來誠心誠意。

　　那場討論的確有趣。那天下午在講座廳裏，Singer 毫不保留他的觀點，大談關於允許人工流產而不允許殺嬰、關於允許撤掉生命支持裝置而不允許主動殺人的“不合邏輯”。闡述了關於支持個人選擇的實用主義理論之後，他亮出了底牌，即允許父母殺死患有殘疾的嬰兒再生一個健康嬰兒代替，這樣孩子獲得幸福的幾率更大。所有一切，都是關於允許儘可能多的人滿足儘可能多的個人選擇。

　　他話音剛落，我就接過了話筒説，我想要談談選擇性殺嬰。作為一名律師，我不同意他對法律作出的假設。邏輯上不連貫不是修改法律的理由。作為一名持無神論並與他觀點相反者，我反對他使用宗教概念(“關於人類生命的神聖性的教條”)描述觀點相反的人。Singer 從衣服裏掏出筆記本記下我的觀點，明顯急於回應，但是我進一步擺出了我的核心論點：障礙是否存在，並不能預示人生的質量。我質疑他的“再生一個代替”理論，批評該理論的“換一個也一樣”的核心假設站不住腳，強調人不是可以替代的。我拿自己和沒有障礙的弟弟麥克作對比，我們各有自己的種種才能和缺點，我們是那樣的獨特，無法用同樣的尺子衡量。

　　他對我的每一個論點都作了清晰、明確的回辯。他接受我的推論，即在他的概念裏我屬於那些在出生時可以被殺死的人。他堅持立場，僅僅在無關緊要之處表現出態度開明靈活。我們這樣來回討論了長達 10 分鐘。即使當時我對他的辯言害怕得要命，我承認這一場關於我是否應該存在的辯論文質彬彬，我不禁傾倒於他的文辭犀利。他是那麼尊重人，沒有絲毫的傲慢，完全就事論事。以致於當討論結束，我居然並不生他的氣。是的，我當時渾身顫抖、氣憤填膺——但這是被這黑壓壓的聽眾激怒的，因為在場的 200 名查爾斯頓老鄉津津有味聽了半天，居然沒有出於尊嚴而驅逐 Singer 逃出本地。

　　這場與 Singer 的會晤在我年底發給親友的千篇一律的問候信中提了一筆，因此我也發了一份給 Singer。作為回覆，他給我發了一封再也不能更親切得體的電子郵件：Dear Harriet(如果允許我這樣稱呼的話)……我剛從澳大利亞——我的家鄉——回來。他贊同我對於世界狀況的評論，支持我反對隔離障礙人士的工作，然後提出了一些問題以助澄清我關於選擇性殺嬰的觀點。

　　我回信道，好吧，可以叫我 Harriet，我也不客氣了，雖然我還是比較習慣正式一點的稱呼。就此跳過表示同意的部分，我回答了他有關殺死障礙嬰兒的問題，也提出了一些我的問題。更多的回答和更多的問題來了。就這樣書信來往了幾周，我們熱烈討論了有關殺嬰、對障礙的偏見和相關的法律、哲學問題。Dear Harriet、Dear Peter。

　　Singer 似乎很有興趣探究，一個與他同樣鐵桿的無神論者怎麼可能不同意他的整套有理有據的觀點。同時，我也在嘗試理解他的理論。什麼道理讓他如此信服以致同意家長殺死患有重度障礙的嬰兒，而不是其他情況的嬰兒，既然任何嬰兒都算不上是擁有生命權利的“人”的話?我知道，其中部分的原因是無論親生父母還是收養父母，都偏愛健康的嬰兒。但是我難以贊同，將生死攸關的決定建立在有偏見的自由選擇上。我提出了一個假設的對比：“那麼混血嬰兒又怎麼樣?如果一個嬰兒的基因組合決定了不會是個白人寶寶，而我個人認為非白種嬰兒與障礙嬰兒一樣不能接受呢?”能不能立法允許殺死同樣不是父母想要的非白種嬰兒，也就是將種族偏見合法化呢?Singer 同意這是個難題。“如果是這樣就可怕了，”他説，“如果不想要混血嬰兒就殺死他們，只留下白種嬰兒的話。”區別在哪裏呢?基於種族的選擇很荒謬，基於障礙的選擇就不荒謬。為什麼?對於Singer來説，答案很簡單：障礙給一個人帶來“不幸”。

　　我這樣的人是不是“不幸”?我不覺得，從任何角度看都不認為自己不幸。造成障礙的因素多種多樣。對於那些天生障礙的人，障礙造就了我們的今天，而那些後天獲得障礙的人則適應了障礙。我們接受了沒有人會主動選擇的障礙，在限制中建立了自己豐富、滿意的人生。我們享受其他人也享受的愉悦，同時有着我們自己的快樂。我們有着這個世界需要的東西。

　　為了迫使我承認障礙與幸福之間的負相關，Singer 描述了一個場景：設想一個有障礙的孩子坐在沙灘上，看着其他孩子玩。

　　這可真是讓我大失所望。我以為一個專業的思考者能提出更精妙的想法。我回複道：“當我還是一個坐在沙灘上的孩子時，就已經很清楚，有的人看到我這樣會心生憐憫，因為我不像其他孩子那樣瘋跑瘋玩。這很讓我生氣，現在也一樣。”我花時間詳細描述了事實上我如何在沙灘上玩得津津有味，不需要站立、行走或奔跑。但是，説真的，我受夠了。我對 Singer 建議這個話題已經嚼爛了，等我回頭來分析他的人生時，我們再通信吧。

　　他回信邀請我去普林斯頓大學。我想也不想就回，也許吧。

　　我當然受寵若驚，這下我媽可得意了。

　　但是有很多事情要考慮。“還沒死”的人説——我強烈同意——我們不能夠貿然應邀從而給 Singer 的觀點提供立足之地。我們不應該把殘疾人的生命權利列入可討論的話題。而且，無論是誰站在反方辯席上都是個花瓶。但是即使被當作花瓶，我也不會甘於只是裝飾。而且我有點鑽牛角尖，如果我拒絕邀請，Singer 會歡呼：“我提供了平台，但是他們拒絕理性的討論。”這可是老掉牙的手段了，我豁出去了。

　　邀請函上寫的是在 Singer 的本科生課上與他討論。他還提議了當天進行“第二場討論”，對全校開放。這聽起來像要討論我是該活還是該死——而且是在對方的主場上，連主持人都是站在對方立場。我提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提議，Singer 居然接受了。我的提議是，課堂一開始由我首先對殺嬰和相關問題發言，然後任 Singer 魚肉我，直至進入開放討論環節允許學生加入討論。同一天的稍後時間，我可以參加一個命題中立的論壇，就其他有關障礙的主題討論。Singer 建議由他所在的系主辦這個論壇，採用師生討論組的形式，但向其他系開放。我制定的主題是“選擇性自殺、障礙歧視與對選擇權的幻想：來自障礙維權者的觀點”。我將這個主題發給了一些維權的同志，各種各樣的建議洶湧而至。我決定採用這條建議：保持低調，完事就跑。

　　我要求 Singer 介紹我認識負責接待我訪問普林斯頓的人員。我以為他會安排一個有能力、鎮定自若的女士專職負責接待，就像我的姐姐那樣，她在北卡羅萊納大學負責接待訪問的藝術家。Singer 卻讓我聯繫他的助理，絕對夠有能力又鎮定。但是沒多久 Singer 就自己插手旅行安排的事項了。離他們最近的旅館只有一間無障礙的套房，600 美元一晚。怎麼辦?我知道不該這麼沒架子，但是我説如果具備我要求的設施，不是無障礙的房間也行。於是一大堆雜七雜八的事項需要溝通，我們郵件往來頻繁，有問有答。我是不是一定需要飛機場的輪椅登機升降台?我的助理能不能幫我坐進一輛沒有特殊設計的普通車子?我的輪椅有多寬?

　　等到所有事情安排停當，Singer 已經得知我的身體寬度是 28 英寸，當我的手受冷時就很難控制電動輪椅，我可以在粗糙不平的地面上行動，但是在斜坡上拐彎會很困難。哪怕只有一級台階也不能通行。我能吞嚥漿汁食物、柔軟的麪包和葡萄。我用牀上排便器不用馬桶。所有這些都不是什麼秘密，也不嚇人。但是我禁不住嘀咕 Singer 會不會掏出他的小本本寫下我的諸多要求，以證明我的確是個“不幸”的人。

　　我還得頭痛另一個問題：禮貌。我上次在查爾斯頓見到 Singer 的時候禮節性地握了手(指頭)，這遭到了障礙維權運動者的批評，有的人甚至因為我與 Singer 會在普林斯頓共進晚餐而驚恐。我認為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如此反應，但是，再次強調，我鑽牛角尖。我這是去參與討論，不是去絕食遊行。我沒有能力在普林斯頓擠兑 Singer，舉止冒犯不會獲得什麼效果。但是，過分親切也是不恰當的。我告訴 Singer 在講座廳裏就不能稱呼“Harriet”、“Peter”了，應該是“Johnson(作者的姓氏)女士”和“Singer 先生”。

　　他似乎感到被這個要求冒犯了。難道在正式場合不應該稱呼 Johnson 女士和 Singer 先生嗎?我又建議使用職業性稱謂，Johnson 律師與 Singer 教授，同時指出使用女士 / 先生的稱呼是美國政治辯論的傳統，在新澤西州顯得更正式。好吧，他説，女士 / 先生就女士 / 先生吧。

　　我向工作室裏陪我吃午餐陪了 14 年的律師同事提起這事，他動作誇張地聳了肩膀：“這個可憐的二百五!他完全拎不清情況。”

　　作為一名障礙人權律師在普林斯頓大學演講，在紐沃克機場的確獲得了不少特殊待遇。我需要一切能得到的特殊待遇。美國西北航空公司在運輸途中弄壞了我的電動輪椅，這種情況在飛行旅程中很常見。

　　當他們將損壞的消息告訴還在亞特蘭大的我，我要求他們找維修工帶上新的電池在紐沃克機場等我，好修理輪椅。我的到達時間是週日晚上。在紐沃克機場，他們告訴我在機場旅館過一晚，第二天早上開車送我和電動輪椅，10 點鐘準時到普林斯頓。

　　“那可不行。我的講座 10 點開始，我必須今晚就到那裏，好好睡一覺，為明天做好準備。”

　　“什麼?您要演講?他們還説只是參加會議。我們必須今晚就給您修好!”

　　我的個人助理卡門推着我滿機場轉找一個可以使用牀上排便器的地方。但是，除了雖然能用但毫無隱私的嬰兒換尿布牀以外，我們只找到一個看起來不足以支撐我 70 英鎊體重的塑料架子。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我經常忍小便。但是卡門有點嚇壞了。這是她第一次跟隨電動輪椅坐飛機。我以為我已經給她做足了思想準備，但是可能忘了警告她電動輪椅經常會壞。我總是忘記，即使很熟悉我的人，對於我的世界也所知不多。

　　晚上 10：15，我們終於到達下榻的旅館，比計劃遲了 4 個小時。

　　第二天起來我感覺很疲勞。其實我睡得比想象中要好，擔心着還沒修好的輪椅。但是旅館的牀總是讓我一大早就難受。我讓卡門關上電視，我不想聽到天氣預報。

　　然後我就做早晨拉伸運動。醫療人員稱之為被動運動，但其實一點都不被動。卡門根據我的指示用手幫我的四肢活動，她很清楚整套程序。於是靜悄悄地，這一天就開始了。我讓她把我的上身支起來吃早餐，然後就進行排便、洗澡和穿衣程序，統統在牀上。當茶裏的咖啡因開始起效，我們就不再安靜，開始討論具體的事務。卡門把我搬到電動輪椅上，將一卷毛巾塞到我的胸腔下方幫我坐得舒服些，然後整理我衣服上的褶皺以免時間久了讓我的身體痠痛，最後調整好各項設置，讓我得以不需任何幫助獨立移動。

　　我挪到鏡子前面開始梳妝。我的頭髮是要梳成一根辮子的。即使是這件事也需要兩個人通力合作。我先解開昨天的辮子，梳前方的頭髮。卡門幫忙梳我夠不着的地方。我將整把頭髮分成三股，交給卡門，用她的沒有缺陷的年輕手指編織、拉緊，直到辮子梳好。

　　最後卡門在我的脖子上圍上一條長長的尼龍圍巾，我將它打成想要的樣式，裝扮就完成了。卡門有點吹毛求疵地企圖將圍巾塞到我背後，我説這就行了，由它吧。

　　卡門替我蓋上兩條大毛毯，希望能夠代替大衣抵擋寒風。我沒有過硬的冬大衣，查爾斯頓冬天不冷，有點冷我就不出門。

　　我們複習了卡門這一天工作的各項要點。最重要的是視線和聽力範圍內必須有我，準備好隨時幫助但不要過分干擾，有禮貌，但不要回答任何與我有關的問題。我真高興卡門同意一起來。她強壯、聰明、靈活而且很用心。但是一轉眼她又掀開毛毯去搞那條圍巾了。

　　“卡門，你在幹嘛呢?”

　　“我應該可以把你的皮毛坐墊遮蓋起來。”

　　“由它吧，Singer 認識的人很多都是食肉的，現在不過多了一個坐在羊皮上的瘸子而已。”

　　從旅館前往講座廳雖然很冷，好在很近。旅館就在普林斯頓的金屬大門對面，過了幾個街口就到了我們要去的大樓，Singer 的助理等着帶我們去電梯間。他們將電梯裏的清潔小車推到一邊騰出地方給我的輪椅。很明顯，進入這個大樓的人，沒幾個是坐輪椅的。

　　我們坐着掃帚星號電梯來到負一層，通過一條長長的坡道進入一個大講座廳。在學生陸續入座的時間裏，我開始調戲負責音響的工作人員。他看起來很怕觸碰到我，但是我堅持別在身上的無線麥克風最合適，請他幫忙別到我的尼龍圍巾上。

　　學生從高高在上的後門進入，走下樓梯入座。我覺得自己就像動物園裏的動物。那些層層樓梯似乎將我和外表正常、心理健康的人分隔開來，把我關在角落。

　　離 10 點還有 5 分鐘，Singer 從樓梯上快步走來。我感到很想打發卡門去開門、把我送上掃帚星號電梯，離開這個地方。但是 Singer 愉悦地問候了我，遞給我 500 美金的發言費支票，伴隨着對金額不多的道歉。

　　於是，好戲開場了。

　　我的開場發言是很有南部風格的。我決定要打動他們的心，用南部方言和敍事性語言衝擊他們。我運用了富於感情的語氣，製造一個又一個情緒高漲和失落點，在 45 秒裏變化三次聲調。我主要談的是正義，也牽涉到美與愛。我猜 Singer 肯定沒怎麼説過這些事情。

　　當然，出於我今天的責任，我也提到了一些爭論。我從有關混血非白種嬰兒開始談，以提出誰有權利、能力判斷障礙人士的人生質量這一問題結束。穿插在發言中，我拿自己作為例子説明，社會弱勢羣體如何被偏見和壓迫排擠出大眾的視線和話語，以及這樣多麼不公平。

　　我故意比原定時間拖長了一點點。學生的臉表現出他們跟隨着我的思路，我不想讓他們脱鈎。但是牆上的鐘提醒我要遵守信諾，所以我停止了發言，將自己交付給評論和提問。

　　Singer 的回應意外地柔和。也許在得知這一場討論本身對我就是冒犯的、痛苦的之後，他不想給我雪上加霜。他對於主題的重申幾乎是概括性的、抽象的、徹底對事不對人的。同樣，學生的提問也是抽象的，不出我所料：無腦嬰、永久性無意識植物人、優生學流產。我用故事回應了部分問題，其他問題我就簡要作答，沒什麼新意。

　　我點了坐在幾乎最後一排的一位男生提問。

　　“你吃肉嗎?”他問。

　　“我吃肉。”

　　“那你如何辯解……”

　　“我還沒對動物權利進行任何研究，所以對於這個主題我無論説什麼都不值得在坐的聽眾花時間聽。”

　　下一個提問的學生想要討論障礙與種族的對比例子，Singer 也加入了討論，直到他指出我的某句發言有種族歧視之嫌。這點被他説中了，不過沒關係。我從來沒有聲稱自己完全公正無偏，我也在與自己的偏見鬥爭。

　　Singer 建議帶我在校園裏轉轉，如果我不覺得太冷的話。搞什麼鬼?“可能比早晨暖和些了，我們走走看吧。”

　　他不知道不走樓梯如何離開大樓，所以這次我的助理負責帶路。卡門找到了另一個電梯是空的。我們離開大樓的時候，她故意落後幾步路，就像一個尊重年輕人的長輩監護陪同我們一樣。

　　在講座中有人提問我對維持無意識的植物人的生命的看法。我用一個故事回答。我小時候認識的一家人充滿愛意地長期照顧他們家沒有任何反應的女兒，實踐着無條件的承諾，讓全家每一個成員，包括外人如我，都感到安全。這個故事不能滿足 Singer，他説：“讓我們假設，如果可以完全證實這個人沒有任何意識，而且我們完全確定這個人永遠不會重獲意識。”

　　我覺得沒必要反對，因為在場沒有速記員記錄每字每句。我就這樣陪他假設。

　　“有了這些假設，”他説，“你不認為繼續照顧這樣的個體會顯得有點——怪嗎?”

　　“不認為。只要做法恰當，可以是令人驕傲的美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照顧者——一個健全人——被迫照顧這樣的一個家人，無法工作、無法擁有自己的人生呢?”

　　“不應該是被迫的，事實上也不是。在一個社會里，我們應該為在家中提供這種照顧的人付工作報酬，而且在世界的部分地區已經實現了。照顧者不應該被迫去照顧，正如我的家人不應該被迫照顧我一樣。”

　　Singer 帶着我繞着普林斯頓的標誌性建築羣轉了一圈，這是校園裏沒有任何梯級、有無障礙坡道、不需要在斜坡上轉彎的一段路。這樣別出心裁的安排體現了 Singer 盡力接待，想讓我舒服一些。

　　他問我對於學生的提問有什麼看法。

　　“他們問得挺好的，不出我的預料。只是問我吃不吃肉時讓我有一點點吃驚。”

　　“對這條問題我表示歉意，完全離題了。但是——我猜他想問的是您為什麼如此尊重人類的生命卻不尊重動物的生命。”

　　“人們最近問我的問題恰好相反，您怎麼能如此尊重動物的生命卻不尊重人類的生命。”

　　“您是怎麼回答的呢?”

　　“我説不知道，我也不能理解。”

　　“其實，我的想法是……”

　　“拜託，我對這個問題不聞不問、愉快地活了這麼些年，我不打算今天改弦更張。”

　　“有道理。”他轉而開始介紹普林斯頓的一些歷史。突然他停下腳步，説：“我想這個地方您可能特別感興趣，這就是‘還沒死’組織封鎖道路的地方。”我對他的介紹表示感激。我的兄弟姐妹在我之前就到過這裏，比我現在所做的事情來勁多了。

　　一輛麪包車把我和卡門提前送到了晚宴座談會的地方。Singer 説希望我度過了愉快的下午。

　　挺愉快的。我告訴他我吃了一頓美美的午飯，睡了一頓美美的午覺，然後提到了旅館裏最新為了家在本市的名人瑞弗(譯者注：Christopher Reeve，曾經主演超人電影，因騎馬受傷患四肢癱瘓)裝修成無障礙客房的瑞弗套房。

　　“您説的就是他們要價 600 美元一晚的那個套房嗎?”

　　“毫無疑問。如果我早知道是瑞弗住過的，就無論如何也要住。”

　　“你一定會的!”Singer 大笑：“那麼我們就只能挨宰了，對吧?”

　　我們談起了障礙人維權運動對瑞弗的批評和其他話題。Singer 是一個善於攀談的人，有他的陪伴很讓人愉快。很遺憾他認為像我這樣的人生是可以避免的錯誤。

　　我很期待今晚安排的素食晚宴，我很餓。今晚的話題，輔助性自殺，雖然有挑戰性，卻並不像殺障礙嬰兒那樣使我痛苦。這個主張我能理解，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同情對方觀點——雖然具有誤導性。

　　我的開場發言限時 5 分鐘。我用“還沒死”組織引薦給我的一篇學術論文闡述了主題。文章提出輔助性自殺的合理性源於人的自主性，這在障礙人維權運動中是很受重視的。總之，作者陳述了障礙人維權運動爭取的是自己對自己人生有控制權，當我們需要輔助以實現自己的選擇時，我們有權利得到應有的輔助。以此類推，如果我們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也應該得到輔助。但是有人(Carol Gill)提出，一方面盡力預防大多數人自殺，一方面幫助患病和障礙的人自殺，這就是區別對待，是歧視。社會科學研究文獻指出，公眾特別是醫務人員，往往會低估障礙人士的生命質量。因此輔助性自殺體現了這樣的成見，即障礙人士的生命很差勁，選擇自殺是完全有道理的。

　　我贊同 Gill。輔助性自殺合法化最讓我擔憂的是其掩蓋的另一面——對於某些羣體，醫生決定生死是合理的或正確的。這不是關於人的自主性的討論，而是健全人決定了對有障礙人士最好的選擇應該是什麼。

　　在隨後的討論中，我指出在一個充滿了不公平觀念的背景下討論自主選擇是虛妄的。個人選擇受到社會壓迫的影響。在障礙人士都能夠一大早起來得到所有應得的輔助過上美好生活之前，不應該將輔助性自殺合法化。導致障礙人士自殺的最常見原因——依賴別人、隔離式看養、成為別人的負擔——都是可以解決的。坐在我右手邊的 Singer 參與了討論，並沒有企圖主導話題。在座談晚宴上，我偶爾會請他把東西移動到我伸手可及的範圍，他總是樂於相助。

　　我感覺似乎我的話對部分人起了作用的時候，一個學生向我提問。他的用詞全都很熟悉，但是組織方式在我看來沒有含義，我沒法記住該問題——就像有人用阿拉伯語對你説了一大堆話那樣。我只好承認自己的能力有限：“這個問題太抽象了，您可不可以用簡單的語言説一遍?”這位同學説這就是他最簡明的表達了，我只好放棄。

　　過了一會兒，我的右手肘滑落了。這可真尷尬。通常我會讓坐在我右手邊的人幫我調整姿勢。那麼這次又何妨?我向 Singer 打手勢，他向我彎身，我輕聲説：“抓住這個手腕，向前拉 1 英寸，不要向上提。”他完全照我的指示做了，看到我重新得以自己拿着叉子取食。也許現在他能夠明白我剛剛説過的，障礙人士所需的大多數輔助都只是舉手之勞，而不需接受什麼複雜的醫學訓練。

　　一位哲學教授對我説：“似乎您對於輔助性自殺的反對論據，是帶着很多前提的。”

　　“請指教。”

　　“我的意思是您的論據建立在目前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現狀上，如果我們假設這些不平等現象不存在呢?”

　　“為什麼要這樣假設?”

　　“我想了解您真正的立場。”

　　我覺得自己真的好掉價，突然明白了為什麼我不是一個哲學家。我就像在法學院讀書時常見的那些過時的老頭一樣，充滿了對現實世界的牢騷。真是窩囊!曾經那麼聰明的腦袋被現實磨鈍了!然而我才 44 歲——還沒老到那種程度。

　　座談晚宴結束了，而我只吃了幾口我的專用漿汁食品。我請卡門找配餐人員要打包的盒子，Singer 跳起來替我效勞。他不僅找來了盒子，而且一條龍服務幫我打好了包。

　　當我回到家鄉，人們對此次訪問評論如潮。律師們要為我戰勝了強大的對手吹響勝利的號角。當我告訴他們事情不是那樣的，他們堅持就是這樣。在障礙人維權界，大家都很缺乏自信，總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宣稱我如何巧妙應對，同時又擔心我過於客氣給 Singer 騰出了一席之地。勞拉，我的一個親密的運動同志説她很吃驚我居然接受了 Singer 在晚宴上伸出的援手。“你的助理上哪去了?”她問。我怎麼能給 Singer 機會表現得那麼有人性，甚至善良?

　　我窮於分辯。我不覺得讓 Singer 幫了忙是對我的侮辱。相反，讓他做些真正有用的事似乎是好事。更難説出口的是：我逐漸相信 Singer 很有人性，甚至以他的方式是個好人。這就引發了一大堆討論，關於什麼是善良什麼是邪惡，什麼是適當的個人援助什麼是侵犯人權，我所欣賞的是什麼理論、哪些辯論策略。

　　我又給勞拉發了郵件，這次我告訴她我修改了自己的遺囑，她將繼承 Singer 送給我的一本他的自選集，扉頁上題字：“致 Harriet Johnson，讓您以後對有關動物的問題回答得更好。謝謝您光臨普林斯頓。Peter Singer，2002 年 3 月 25 日。”她回信説她也改了遺囑，我會得到她擔任肌肉營養不良症聯盟海報模特時得到的笑星 Jerry Lewis 的簽名照。我們開玩笑説我們給對方提供了一個苟延殘喘的理由。

　　我收到了 Singer 發來的善意的電子郵件，希望卡門、我和我的電動輪椅安全到家無損傷，併發來聽眾的種種正面評價——而且指出了我的發言中的一句話，並非如我所言被相關法律機構所證實，他特地查了書。我回信説我們到了家，雖然很累但毫髮無損。我承認他抓到了我引申相關條文的不夠嚴謹之處。顯然，我們之間的對話還沒結束。

　　我很快就捲入了日常的法律工作、家庭生活、組織活動和政治運動中。在州立法期間，我幫助通過了一部法案，寄希望於這能夠促進社會朝着殺人不再是“解決”障礙問題的好方法的目標邁進一小步。我享受集中精力做這些工作，但是與 Singer 之間、關於 Singer 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止。我感到難以堅持公正的判斷，不禁拷問自己：是不是從這位男士得到的關注讓你飄飄然，就輕易改變了立場?我希望不是，但我承認每次被他的觀點激怒都不會持續超過 30 分鐘。我的人生真可悲。

　　我的可悲在描述現在我對 Singer 這個人的看法上體現得更充分。他是一個擁有罕見天賦的人，追求崇高的目標。他寫道他試圖通過事實和推理建立一個新的倫理系統，從而徹底拋棄宗教、地域、家庭、部族、社羣和甚至物種的偏見——以“宇宙的角度”思考。他致力於一番宏大的英雄事業。

　　但是正如經典戲劇中的英雄人物，Singer 也有他的弱點，那就是他對於障礙人士天生“可悲”、“受煎熬”、“幸福的機會渺茫”的不證自明的假設。由於存在這些常見的世俗偏見，加上他敢嘗天下鮮的勇氣將這些偏見用於邏輯推論，他“杯具”了。在這場戲中，我看他的目光中不禁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覺。

　　我經常被人説 Singer 不值得我的人道主義同情，我應該將他視作不共戴天的仇敵，視作快刀斬亂麻的對象，要不保持沉默，要不瞬間秒殺。我自己也覺得，沒有理由不這樣。

　　我和姐姐貝絲聊電話，她説：“你好像有點喜歡這個惡魔，對不對?”

　　我發現自己逃不掉，壓根就不想撒謊：“是的，從某種意義上。而且他也不是徹頭徹尾的惡魔。”

　　“Harriet，你也知道，有些納粹分子也是慈眉善目的，據説納粹黨衞軍每天晚上回家陪孩子在地板上玩耍。”

　　她感覺到我很內疚，就轉移了話題不給我的傷口撒鹽。她的嚴肅讓我吃驚。通常她不是強硬的衞道士，在我們家，我才是經常拷問別人靈魂的那個。

　　當我放下電話，我那好辯的天性倍感沮喪。我的腦子裏不斷重複與她的對話，不過增加了為自己的辯白。

　　“他不是真正的惡魔，他只是用一些奇怪的角度看待事物。”

　　“可是他的觀點明明就是族羣滅絕主義。”

　　“這就是問題所在了，他不認為他的觀點是滅絕主義，他只是給父母選擇的機會。他認為討論對象(嬰兒)不屬於人類，還不算‘人’。”

　　“這不就是歷史上的教訓嗎?被滅絕的對象總是被物化為動物、禍害或財物。他們是東西，不是人。他只是舊藥換了新瓶，將滅絕合理化。”

　　“我認為他的觀點在某種意義上不是舊藥。這不是像過去那樣出於仇恨而生的滅絕，而是一種扭曲的、走錯方向的、另類的慈善。他的動機是行善。”

　　“你那麼在乎他的動機幹什麼?這種偽善殺人難道不曾將許多患有障礙的兄弟姐妹視作死人嗎?”

　　“但是他沒有親手殺過任何人。一切都只是紙上談兵。”

　　“紙上談兵?這是有計劃的大屠殺，最後一切紙上談的都會落實到政策。有人動嘴皮子，就有人操刀子。在所有人裏面你應該最清楚這種紙上談兵殺人不見血的厲害。”

　　“當然，可是，其實……”

　　“如果紙上談兵無關緊要，你會終生致力於動嘴皮子嗎?”

　　“但是，”我説，“他的言論最後不會影響大局的，他不可能成功地改造倫理規則。沒錯，他攪混了醬缸，把話挑明瞭説。但是最終我們會有一個人人安居的世界，一個即使是有着缺陷的個體也有充分空間的社會。在史書中，Singer 會由於對範式碰撞中可能產生的怪異現象好奇而留名，也就僅此而已。”

　　“如果你猜錯了呢?如果他真的説服了人們，胎兒和嬰兒之間沒有實質性的道德界限，因此正如今天有障礙的胎兒可以被流產一樣，明天有障礙的嬰兒就能被殺死?將來的時代會不會比 Singer 今天走得更遠?會不會有人説那麼新生嬰兒跟 3 歲孩子之間也差得不遠?”

　　“當然，Singer 承認誰也無法劃一道黑白分明的人和非人的界線。但是他沒有主張殺死想要存活的個體。”

　　“他那套尊重個人選擇的調調嗎?難道聽起來不像是虛構的、迷信的、類似宗教信念的調調?”

　　“沒錯，”我説，“我的想法和你相近。作為一名無神論者，我贊同在殺人問題上，一切個人選擇都是狗屁。殺人帶來的傷害是對整個社羣而不僅僅是個人的。”

　　“所以説，萬一他的觀點贏了，你又不能破除對障礙的偏見呢?萬一世道變成了障礙人士的‘非理性’選擇存活必須讓道給社會對降低障礙比例的‘理性偏好’呢?難道這還不夠恐怖嗎?一定要等你被人推進毒氣室關上大門你才開始害怕?”

　　“不會這樣的。”

　　“你有事實證明不會這樣嗎?或者邏輯推理?”

　　“沒有。我知道你説的這種情況歷史上發生過，而且發生在當時被認為是醫學科學最進步的國家(譯者注：德國在二戰前以及期間曾經大批屠殺障礙人士)。但是這樣的事情不會再次發生，我必須相信這一點。”

　　相信。難道這就是我最有力的論據?難道説到底我是一個根據個人信念作判斷的人嗎?還是我自願做鴕鳥愚蠢地相信這一次與以往的每一次都不一樣，悲劇中的英雄會在一切太晚之前懸崖勒馬?

　　我不同意。這不是基於我的個人信念，不是基於我的希望，而是我得以生存下去所必須建立的定義。

　　如果我將 Singer 對障礙的偏見定義為某種終極的邪惡，將他定義為惡魔，那麼我就不得不將所有認為障礙人士天生“可悲”的人，將所有認為失去了某種意識的個體沒有存在價值的人，統統定義為惡魔。這樣一來與我在大街上擦肩而過、與我在工作上合作、與我共餐的千千萬萬的人都成了惡魔。甚至我家裏的有些人以及我的一些健全人朋友、對我很友善的人、克服自己的偏見來愛我的人都涉及在內。我不可能生活在身邊這麼多人都屬於終極惡魔的世界裏。我不能拒絕來自這麼多惡魔的尊重和人道主義同情。我的心做不到把他們一一貼上標籤，收回我的愛和情誼。

　　我的人生戲劇化地把我置於一個多數人相信像我這樣的人生不如死的世界中。我的戰爭註定了，既是我改造這個世界，也是世界改造我。

　　作為一個患有障礙的次等人，我必須為我的容身之地，為我的親人、我的社羣、為與社會產生聯結而不懈鬥爭。由於我仍然在為了證明自己是人的身份而鬥爭，我對於 Singer 號召的超越物種的哲學望塵莫及。我的目標不是忘記在自己的經歷中總結的觀點，而是要説出這些觀點。我想要像原始部落那樣，一旦反對派有點動靜就大動干戈。

　　作為對 Singer 那番純潔得可怕的預見無感的人，我期待着看它潰朽、被新的理論吸收。為了證明 Singer 在理論上構建的世界——包括邏輯上的升級版——如我所願不會成真，我會盡力實踐障礙人士活得很好的這一紛擾俗世的真正現實。這就是我能夠做到的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