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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一直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矛盾，糧食安全早已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2013年林甸糧庫的失火，給人們敲響了警鐘。在古代同樣重視糧倉的建設，糧倉在當時扮演什麼角色？具體結構是怎樣的？有哪些寶貴的經驗值得借鑑呢？
上圖_ 戰國糧倉曾出土了一個類似於齒輪的物件，此物是用來吊糧食
回答這一系列問題，必須從糧倉的建立入手，這樣才能得到系統全面的答案。糧倉出現的具體時間已不可考，《禮記·王制》稱：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説明至少在周朝就有糧倉了。
1970年，洛陽發現了戰國中晚期糧倉遺址，共探明糧窖74座，呈現東西成行、南北成列的佈局。糧窖口大底小，深約十米，窖底有青膏泥、木板和穀糠等遺蹟，具有很好的防潮作用。窖頂高出地面，頂上覆瓦。洛陽戰國糧倉的發現，説明古代對糧食儲藏相當的重視。
上圖_ 楊廣（569年－618年），即隋煬帝
大力興修糧倉的統治者，首推隋煬帝楊廣。大業二年（606年），他下令在河南鄭州鞏義東南修建洛口倉。此地緊鄰黃河，丘陵密佈，土質乾燥堅硬，江浙出產的大米經大運河運抵洛口倉，再沿洛水逆流而上，供給洛陽，或者逆行黃河，直抵長安。
優越的水陸條件，使洛口倉在此後的11年間，“築倉城，週迴二十餘裏，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並鎮兵千人”，“積天下之粟”，當時洛口倉的容量達到2400萬石，摺合近30億斤，是隋朝建立的最大糧倉。
上圖_ 隋唐大運河 （黎陽倉、回洛倉、洛口倉、廣通倉）
儘管洛口倉規模巨大，但是唐朝統治者對此並不滿意。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朝城外建倉而城內無糧的教訓，決心擴建洛陽城北的含嘉倉，這個始建於605年的糧倉，擴建後，東西寬600米，南北長710米，總面積達到了43萬平方米，共有倉窖287座，歷經隋、唐、北宋三朝，使用期限超過五百年。
含嘉倉的儲糧技術，科學合理，令人震驚。它的糧窖選擇在地勢較高的地點，這麼做有利於防潮。在挖窖過程中，窖壁用火烘乾，然後採取草木灰、木板、席、糠、席等五層防潮、保温、保鮮措施。“席子夾糠”儲糧法的好處在於糧食糧食不易發熱、發芽、腐爛。人們還在糧窖的封土上種樹苗，如果樹苗枯黃，表明窖糧發熱、發芽了。不僅如此，含嘉倉的管理制度也極為嚴格，《舊唐書》記載： “凡鑿窖置屋，皆銘磚為庾斛之數，與其年月日，受領粟官吏姓名。”在考古發掘過程中，也確實發現了“銘磚”，與史籍的記載完全相符。
上圖_ 隋唐含嘉倉遺址
《新唐書·食貨志》對含嘉倉存糧有着明確的記錄： “乾燥之地，粟可存九年，米五年，潮温之地，粟存五年，米存三年。”考古人員在160號窖發現的糧食，經過1300多年，仍然保留着52%的有機質。考古人員從木板縫隙中取出的穀粒，居然在第二天發芽了，足以證明含嘉倉的糧食保鮮技術相當過硬。
含嘉倉的擴建和運營，使洛陽“帑藏積累，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衍”，而長安“府庫及倉，庶事實缺，皆籍洛京傳輸”，洛陽實際上成為唐朝最重要的糧食集散中心。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唐朝全國主要糧倉的總儲量有1265萬多石，其中含嘉倉就有583萬多石，佔總儲量的近一半，因此，含嘉倉贏得了“天下第一糧倉”的美稱。
上圖_ 含嘉倉刻銘磚
與“國有”的含嘉倉不同，民辦的“義倉”也別具特色。義倉是本着藏糧於民的理念興建的，倉糧來自於鄉民的自願捐獻，日常管理由威望高、聲譽好的鄉民輪流管理。遇到災荒，義倉就近賑濟，方便快捷。
建於清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的豐圖義倉，座落於陝西渭南大荔縣朝邑鎮仰聖堡村內，共有58座倉廒，能蓄糧5220噸。由於採用地上儲糧方式，豐圖義倉對排水和防火的要求格外嚴苛。糧倉劃分12個排水區，經水管溝通後，水集中至中間低、四周高的廣場，再排出倉外。
在防火方面，糧倉靠近黃河，內有水池，保證了充足的水源。倉體由能耐900℃高温的黏土磚砌成，倉室內部採取小室多倉的分隔蓄糧方式，倉房之間有厚實的牆體相隔，一旦失火，便於控制火情，防止火勢擴大。地面的導水牆也起到了防火牆的作用，避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局面發生。
上圖_ 漢宣帝劉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 ），原名劉病已，字次卿
糧倉的基本功能是保證日常糧食供應，以及在豐年收蓄糧食以備災荒，事實證明，糧倉還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東漢元康年間，宣帝劉病已開創了“孝宣中興”。糧食供大於求，谷價跌至每石五錢。大司農耿壽昌上疏，提議：“令邊郡皆築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 ，以利農；合貴時減其賈而糶，名日常平倉。”簡單來説，常平倉就是由政府主導，糧價下降時，平價收糧，不致穀賤傷農，糧價飛漲時，投糧食於市，不致谷貴傷民，起到調控市場、平抑糧價的作用。
上圖_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在北宋，王安石改良了常平倉，推出了“青苗法”。具體做法是每年二月和五月青黃不接之時，由官府向農民提供貸款或貸糧，等收穫時，農民可以用穀物還貸。如果谷價上漲，農民可以用現金歸還，避免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從而達到穩定農業生產、減少糧價波動、維護消費者利益的目的。
常平倉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遭到貪官污吏的侵蝕，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20世紀30年代，美國農業部長亨利·阿加德·華萊士受到中國常平倉制度的啓發，先後制定了《1936年土壤保護和國內配額法》和《1938年農業調整法》等法規，將其作為羅斯福新政的一部分，解決了農業生產過剩引發的經濟危機，以及戰爭物資短缺的問題。華萊士坦言：借鑑常平倉的經驗是“我任農業部長最值得驕傲的行動。”時隔兩千年，常平倉依舊保持着強大的生命力。
上圖_ 黎陽倉 示意圖
綜上所述，糧倉的建立是現實的需要，它既有官辦的，又有私營的，結合了相應的技術手段，確保存糧的安全和質量。隨着時代的進步，糧倉從糧食儲藏的場所轉變為調控糧價的工具。古人云：“國家大本，食足為先。”國家的安定繁榮，離不開安居樂業的人民，糧倉就是保障人民豐衣足食的一道保險，正是“食足”方能“民定”。
參考資料：《新唐書 食貨志》《禮記 王制》《舊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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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張芝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