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蒙古高原歷史上誕生的又一大遊牧民族，突厥雖然有着並不遜色於前輩匈奴、鮮卑和後來者契丹、蒙古的知名度，但運氣卻差了些，所建立的帝國直面強盛期的唐王朝，最終在多次強有力的軍事打擊之下徹底崩潰。然而正所謂“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崩潰後的突厥民族反而在向西遷徙的過程中重新壯大了自己的實力，經過多年的合併和發展後，最終於公元1037年建立起了一個新的帝國，其名為“塞爾柱”，也正是它的出現，真正標誌着突厥人的影響力開始向着更加廣闊的歐亞大陸深處蔓延。
蒼狼的怒吼：敗而不散的突厥諸部
有賴於唐王朝前期軍事實力全方位的壓制，至公元658年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被俘虜為止，自南北朝末期就迅速崛起，掌控了整個蒙古草原，並將實質統治區域延伸至河中地區的突厥汗國劃上了它的句點。然而這並不意味着，突厥人作為一個成型的遊牧民族，會就此徹底退出歷史舞台。實際上與匈奴，鮮卑亦或是曾經的宗主柔然相比，突厥人有着兩個非常關鍵的優勢：
其一，突厥人的民族成分較之前幾者要更加複雜，雖然正統的突厥本部只有最初從柔然人手中獨立出來的500家鍛奴：“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為蠕蠕鐵工。”——《隋書·卷84》。但是隨着突厥汗國的不斷擴張，突厥人吸納了許許多多本來與自己有着相同地位的中小部落，尤其是當正式消滅柔然帝國後，突厥人將這些中小部落徹底納入自己的管轄之下，並且對他們進行了一部分的整合和遷徙。而這就導致了在之後唐王朝對突厥的持續征伐打擊下，所直接削弱和消滅的實質上都是突厥本部的力量，那些接受了突厥統治，卻與突厥本部源非一脈的小部落，或者更大一點的部落羣集，他們並沒有什麼直接的利益損失，反而因為突厥的滅亡，藉此機會來趁機掙脱出束縛，釋放出自己的能量。
其二，突厥人不僅有自己的語言，更進一步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儘管在《周書·突厥傳》的記載是“其書字類胡”，很可能是跟同時期商業活動頻繁的粟特人所學習而成，但卻依然是一個跨時代的進步。匈奴和鮮卑都有着自己的語言，但是卻都沒有發展出本族文字，試想一下，許多跟本族羣有關的歷史文化信息都無法得到傳承，在這種情況下造就出來的部落集羣實質上是分裂和混沌的，更不必説後期鮮卑最大的分支拓跋部還進行了一場全方位的漢化運動，歸根究底，他們缺乏一個文化連接和精神認同來維繫住這種民族自信心。而擁有了文字的突厥人則截然不同，他們通過強有力的政治實體推行突厥語和突厥文，將原本與突厥本部在血統上毫無關係的諸部落徹底同化為突厥民族的一員，最終有了強烈的認同感，最終在突厥本部滅亡後，這些本來出於邊緣位置的小部落、小羣體們反而接過了突厥民族的大旗，繼續為了突厥的存續而奮鬥。
當然，話雖如此，但是大部分原屬於突厥人治下的小部落實際上也沒掀起什麼波瀾，而且僅憑藉突厥文這種簡單而原始的方式能夠產生的凝聚力也實在是少得可憐，真正意義上讓突厥人得以重新煥發出生命力，並且最終能夠在西亞這片羣雄並立的土地站穩腳跟的，還是西突厥治下最大的部落聯盟——烏古斯。
奔湧的巨浪：稱雄的烏古斯
烏古斯人又稱九姓烏古斯，實際上本身也是由多個更小的部落組成，這種統治模式類似於中原地區的郡縣制，皇帝或者可汗是最高的統治者，但是他們也不可能做到直接控制到每一片細小的國土，所以再通過委任下面的官僚來劃分等級進行逐層治理。當然由於草原遊牧帝國在管理制度上的粗放和原始，他們無法做到中原王朝的那種精細和嚴密，因而到了烏古斯部的首領這一層就已經結束了。擁有突厥政權封賜的官職，這意味着法統正義性，而烏古斯部落最早所處的中亞腹地，又是唐帝國的大軍出於後勤原因所無法深入的地區，因而他們在突厥汗國崩潰後的相當一段程度的混亂期，也依然保持了政權的穩定。此後，兩個事件的發生開始改變了烏古斯部落的命運：
首先是阿拉伯帝國在中亞地區的擴張，作為地區新興的強權，阿拉伯帝國利用宗教將原本離散的阿拉伯半島諸多部落緊密地結合成一個利益共同體，並且在其後進一步將宗教與政權相互捆綁，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政教合一軍事強國。這樣一個國家它所能夠產生的動員力和凝聚力自然非比尋常，在面對同樣有着完備行政體系和軍事能力的拜占庭時尚且勢如破竹，更不必説那些連完整國家體系都沒有構建起來的部落制小國，當他們向中亞地區擴張時，烏古斯部落的命運不問即知，被多次擊敗後不得不匍匐於阿拉伯帝國的控制下。然而在此後，伊斯蘭教也被烏古斯部落所吸收容納，並且進一步與突厥文化的認同相結合，反而讓烏古斯部落本身的內部組織結構更加緊密，並且加快了烏古斯部落對周邊小部落的同化。
其次是隨着突厥汗國的崩潰，致使大量接受了東亞文明的突厥人也為避開唐帝國的兵鋒而西遷，這些人擁有對東亞文明以及各項技術的理解，並且對突厥汗國本身的統治能力體會更深，當這些人遷移到西方時，烏古斯部落大規模的接受了他們，並且從他們這裏學習到許多東亞的技術和制度，將其與本身的體系融合，不僅從人口上，也從政治組成上加以深化和進步。因而在作為阿拉伯帝國附庸的兩百年時間中，烏古斯部落實質上是在加速進步，不斷地吸取東亞和西亞的優秀制度和發展技術，為未來的崛起和強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終於在公元十世紀早期，烏古斯人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烏古斯葉護國。“葉護”一詞在突厥語中是突厥可汗所賜的官名，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此時的烏古斯人已經將自身對突厥民族的認同根治的根深蒂固。然而實際上烏古斯葉護國也如同時期中亞的許多小政權一般，無法擺脱“其興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命運，實質上它所存在的最大價值，是為後來的塞爾柱帝國提供了登上歷史舞台的機會。
飛翔的雄鷹：塞爾柱的擴張
烏古斯葉護國在建立後，迅速向四周擴張，仿效它們曾經的宗主國突厥一般，收復了大量的小部落，並隨之傳播伊斯蘭信仰和突厥民族認同，而塞爾柱就是其中的一員。其名來源於首領塞爾柱克，本來塞爾柱人在接受了烏古斯的統治後，也就安然生活下來，定期朝貢奉其為宗主，然而在公元十世紀中葉，因為對土地問題的矛盾，塞爾柱人選擇從烏古斯人的統治下分離出來，不再接受其領導，踏上了繼續向西前進的道路。
塞爾柱克是一位擁有相當眼光的領袖，他敏鋭地覺察到，烏古斯葉護國內部有着很大的隱患：一者，烏古斯的內部凝聚力實際上也是建立在軍事擴張的基礎上，而此時的中亞政治環境早已經不是數百年前那種沒有大型地區強國控制，幾乎全是小部落各自為戰的狀態，在阿拉伯帝國崛起後，他們直接征服和控制的區域幾乎都已經有了相當完備的地方分支機構，烏古斯作為依然打着突厥旗號的新興國家，想要靠一己血勇擊敗他們簡直痴人説夢。而一旦擴張不理，烏古斯人的法統就會受到直接的影響。二者，烏古斯人對周邊部落民族的控制過於鬆散，自以為依靠伊斯蘭信仰和突厥民族認同就能高枕無憂，實則是中亞地區的各個部落向來以自身的存續作為最高目標，如果不在政治上加以操控，國力上又因為擴張不力持續衰退，崩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在看清了這兩點後，塞爾柱克決定採取不同的道路。
首先是在不斷前往西亞的遷徙之路上，塞爾柱克依然高舉着烏古斯的大旗，用這面旗幟去籠絡原本屬於烏古斯治下的邊境部落。當這些部落歸順於塞爾柱克後，他將這些部落採取懷柔政策，在不斷打散摻入到自己原有部族的基礎上，進一步鼓動他們對於烏古斯的怨恨，最終將自己的勢力大勢擴充，此時他帶領着這批新塞爾柱人進入到了阿拉伯帝國的統治區。
此時的阿拉伯帝國也已經在四百年的發展後行將就木，龐大的領土基本上被阿拉伯帝國所任命的地區行政官所分割掌控，而哈里發已然變成了實質上的傀儡。塞爾柱人所進入的地區，原本屬於阿拉伯帝國治下的薩曼王朝，而在此時已被新興的伽色尼王朝取代，巧合的是伽色尼王朝的建立者阿勒普特勤正是當年突厥汗國滅亡後逃到西亞地區的突厥人後裔，同根同源。於是伽色尼王朝的統治者便任命塞爾柱人的首領作為封臣，為其守衞領土。此後在為伽色尼王朝不斷征服新領土的過程中，塞爾柱人的力量不斷擴大，最終吞併了原有的烏古斯疆域，又於伽色尼王朝翻臉，將其西部的新興領土掌控在自己手中，兩者相結合，終於在1037年建立起了塞爾柱帝國。
總結
塞爾柱帝國的建立，從根本上意義上象徵着突厥人正式在中亞至西亞這片接通歐亞交通的地帶擁有了自身穩固的政權。相比於自己的前輩們，突厥人最大的成功在於既保留了突厥民族性的意識，也積極接受當地文化的融合和吸收，最終打造出了一個全新的文化網絡。然而即使如此，高度依賴伊斯蘭文明這一先天問題，也讓突厥人在後期出現了雙重性的民族分裂。諸如後來的奧斯曼土耳其這種跟突厥人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本土政權也藉由宗教信仰向突厥民族碰瓷，甚至於野心勃勃的做起了“突厥同盟”這種荒誕的春秋大夢，可能也是當年塞爾柱人所始料未及的吧。
參考資料
《草原帝國史》，《突厥民族簡史》，《塞爾柱帝國的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