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明朝時期的海盜特別猖獗，尤其像浙江沿海一帶，經常受到海盜的騷擾。由於這些海盜成員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所以中國就習慣將這些海盜稱之為倭寇。他們居住在中國領海部分的一些島嶼之上，趁明朝海防微弱之際進入內陸搶劫錢財擄掠人口，給沿海地帶的居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江浙地帶在有明一代經濟發達，是明朝朝廷的重要税收重地，明朝為了保住江浙打擊海盜也是費了很大的心血，在明朝期間也湧現了不少抗倭英雄，比如説當年的戚家軍等。
其實除了東方的中國之外，在西方的海盜也特別猖獗。西方的海盜甚至起源更加早，在公元前5世紀的時候，在羅馬帝國海域上就已經有了海盜的身影，並且一度讓其頭疼不已。只不過在明代東方倭寇興起的時候，西方海盜已經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而這主要是得益於新航路開闢後的殖民掠奪狂潮。
那麼同樣是有海盜肆虐，東方的海盜與西方的海盜有何不同呢？
一、兩者成因不同
1、明朝倭寇出現是由於明朝政府處理問題不當導致，具有偶然性。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由於張士誠勢力的餘孽逃到海外，經常會騷擾中國的沿海地區，讓明朝非常的頭痛。後來惱羞成怒的朱元璋也就索性下令封鎖中國的海疆，施行海禁政策，避免其滲入，這其實也是閉關鎖國的一個具體表現。
但如此一刀切的做法，表面上看倭寇是進不來了，但更大的問題卻在後頭——有明一代，這般封鎖海疆毫無疑問會導致原本居住在沿海地帶以漁為業的居民沒辦法出海打魚，這些漁民本來就是靠海吃飯，沒有土地，海禁就差不多是讓他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本。因此，這些人為了活命不得不開始遊離於一些灰色地帶，比如説從原來的出海打魚延伸到海邊打魚，再慢慢得向外海進入。
但當時明朝是明令禁海的，漁民們不顧政府的告誡偷偷出遠海，自然就再次惹怒了明朝政府，因此明朝政府對待這些人採用了一些高壓的政策，比如説發現之後會沒收漁船，情節嚴重的更是被直接關進牢獄裏面。
明政府如此的做法徹底斷了這些漁民的生路，因此明朝政府和漁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在矛盾激化之後，原本很多打漁的百姓開始成為倭寇與明朝政府正面對抗，以沿海地帶的海島作為了主要根據地。
所以説明朝倭寇的產生具備偶然性，如果沒有海禁，倭寇問題或許會有，但完全不會像後來那麼嚴重。
2、而西方海盜而是由海洋文明所孕育，是海洋文明的衍生物，具有必然性。
西方海盜的起源我們在前頭簡單的提到過，接着我們來詳細談談。地中海文明的出現為海洋經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但商業的繁榮同時也導致了一些劣性競爭的出現，商人們唯利是圖，他們勾結一些海上歹徒，謀取暴利，逐漸的這批人就成為了海盜。
海盜的存在給羅馬帝國的生態造成了巨大威脅，於是羅馬帝國統治者在忍無可忍之下出重兵將其圍剿，海盜勢力自此一蹶不振。
但大家別以為這就結束了，這還只是開頭。在公元8世紀以後，海盜終於死灰復燃，再次興盛起來了，而這個時期的海盜形象也有了巨大轉變，從原本的無惡不作，變成了英雄。
而這種顛覆性質的轉變之所以會出現，原因有兩個——首先，就是維京海盜的出現，作為曾經席捲整個歐洲的海盜，他們展現出了以前海盜前所未有的魄力，他們熱血、勇敢無畏，重情重義，在人們眼中是戰士的存在；再者，就是西方文學作品的渲染，由於海盜以自我為中心，無視上帝，具有強烈的人文主義關懷，因此他們也就成為了文學家們抒發自身情感的對象之一，當然這些形象都是相當正面的。
西方當時説到底仍舊還是以海洋文明為主的，海盜作為海洋文明的一種衍生，不可能這麼容易就會消失，它的出現具備必然性，死灰復燃，甚至愈演愈烈就是最佳證明。
二、兩者組織形式不同
1、明朝所面對的倭寇一般都是“民營”，或者説“民日合資打造”的倭寇團隊。
前頭有提到，這些倭寇大多是活不下去的漁民所組合形成的。
而後來隨着漁民越來越多，加上對明朝仇視的一些勢力對這部分人加以利用，導致倭寇隊伍逐漸壯大，甚至還形成了一定的團體。
比如説在明朝年間有一個著名的倭寇領導人叫做汪直，當時江浙地帶倭寇團隊全部在他的統治之下，由他進行統一調配。隨着其力量的日益壯大，就連日本對他都要畏懼三分。
汪直這個人也比較聰明，他為了轉移自身勢力與明朝政府的矛盾，開始找日本倭寇商量，從日本的倭寇團隊裏面僱人來中國沿海地帶搶劫，然後將搶劫到的財物再分給日本倭寇一部分，日本倭寇本來就因為國內一直處於戰亂時期，生活困難，如此好事，自然是爽快答應了。
《籌海圖編》記載：“（王直）傾貨勾引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為之部落；初，直自列表之敗，而之日本也，居五島之松浦，偕號徽王，頻歲入寇，皆直之謀，其黨承奉方略，輒以倭人藉口，故海上之寇概以倭子目之，而不知其為直遣也。 ”
總之，兩方一拍即合，之後“中日合資”的組織模式開始出現，逐漸成為了東方沿海地帶的主流倭寇構建模式。
説到這裏，不得不插一句，其實日本倭寇當時只不過是一些流散的日本武士，他們根本是沒有那麼大能力跑到中國邊境騷擾，畢竟中國和日本那地理間距還是比較大的，在古代的時候日本航海技術並沒有那麼發達，他們跨過海洋來到中國邊境，已經需要消耗大量的時間，甚至要經歷九死一生，搶劫一次機會還不夠本，自然不划算。
我國封建統治達到鼎盛時代，尚且不敢貿然攻日，即便攻了，也大多以失敗告終，更別説日本了。當時日本倭寇之所以猖獗，就是因為中國的這些“民營倭寇集團”給予了他們大力支持。
2、與之相對比的是，西方的海盜是以“官民合資”為主，有政策支持的。
在明朝時期，歐洲各國已經邁向了大航海時代，海上交易量也逐漸增加。當時的海盜更多是一批幫助商隊運送貨物的一個組織，這樣的一個組織最開始的時候保護商隊上岸或者離岸途中不受到劫匪打劫，或者在海面出現緊急情況的時候給予及時救援。
而商隊出於報答的目的則需要給這個組織一定的保護費，不過後來隨着時間的演變，此類組織也就遊離於海面之上向過往的商隊主動索要保護費。
不過由於海盜形象早就從公元8世紀開始得到了轉變，所以西方國家對於海盜這方勢力也並不算反感，為了減輕掠奪阻力，他們甚至還會與海盜進行合作，共同進行掠奪，瓜分財富。
當時可以最為直觀的證明這一觀點就證據就是“私掠許可證”的出現。這是個什麼玩意呢？通俗點來講，就是西方一些國家允許私人海上武裝可以合法攻擊或者搶劫敵國商船。而如此這般將搶劫合法化，自然是最大化的給海盜提供了便利。
三、兩者對待海盜策略不同
1、打壓與安撫雙管齊下
前頭也有提到過，明朝湧現了一批抗倭英雄，這就很直觀的可以瞭解到當時的情況是以打壓為主的。不過我們都知道，明朝倭寇的成因説到底是政策上的問題，漁民沒飯吃，才有了之後的這種倭寇橫行的局面。
連明朝的皇帝在後來也意識到這點，於是總結出來一句話即：“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於是明朝政府便開始將全面打壓變成局部招撫，答應招撫的倭寇則會得到一些非常豐厚的報酬與一些優惠條件。與此同時，明朝也曾嘗試着適當的放寬了海禁政策，允許百姓在特定的時期出海捕魚緩解了社會矛盾。
當然了，對於一些罪大惡極的倭寇勢力還是以打壓為主的，至於原因有二——首先是民怨太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怨；接着是罪太大的倭寇，往往死性不改，給予其優惠反會讓他們覺得朝廷軟弱可欺。
而明朝正是通過這種招撫打壓雙管齊下的政策，換來了周圍海域的和諧穩定，海盜數量也大面積減少。
2、為己所用，合作為主
西方海盜的組織形式是“官民合資”為主，有政策支持的。而憑着這一點，西方國家在大多時候，所以對於西方海盜的態度則是主要以“合作”為主，這種合作最大程度上會到什麼範圍呢？有些時候甚至會直接將一些海盜勢力收編成為國家的一支武裝力量。
我們這裏以英國為例。
就比如説英國曾經在政府窮困的時候，曾聯絡海面上的海盜與其談判，允許其搶劫商船，來聚攏財富。作為報答，海盜需要將這些財富的一大部分交於英國皇室。
編輯
之後由於雙方都嚐到了甜頭，於是英國和海盜的合作也就越來越密切，後來海盜甚至一度成為了英國的正規編制，擁有正規的部門。英國的海軍和海盜之間經常實現資源相互利用，在增加海盜搶劫效率同時，也極大的增強了海軍的戰鬥力。
——當年英國和西班牙之間的戰爭，英國海軍本來論硬實力不一定就強過西班牙。但由於英國的海軍得到了海盜的支持，這些海盜對西班牙進行騷擾，讓其苦不堪言，而這也是英國海軍能夠取勝的一個關鍵因素。
總的來説，歐洲海盜和西方一些國家的皇室之間更多是一種平等互惠相互合作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