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的是尼羅河，中華文明的最初起源地，很可能是古埃及？

文明傳承的歷史長度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者關注的重要指標，也是我們在討論文明發展史時着重探究的一個熱點話題。

一直以來，我們常常為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積澱過程中所形成的、博大精深而又豐富多樣的深厚文明底藴和文化魅力所折服，自然也就對其五千餘年的發展歷史保持着篤信不疑的態度。

但是，最近一項新的研究重新激發了關於華夏之源的時代性激辯——中科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孫衞東，對中華文明的發源地提出了迥然不同的看法——“中華文明的最初起源地可能是古埃及”。

這一説法的出現，無疑地在社會上和學術界都引起了軒然大波，隨後社會各界人士對此進行了激烈的爭辯，最終形成了眾説紛紜的混亂局面。

當然在筆者看來，這種“埃夏論”的説法真正算得上是漏洞百出，實屬無稽之談，今天便與各位共同探討一下孫教授在該研究中的認知錯誤性。

殷商青銅器與古埃及青銅器之間的聯繫，據孫教授出品的觀點，他在對殷墟出土的青銅器和古埃及青銅器進行對比研究的過程中發現，這兩者的放射性特性契合度奇高，而該類型的青銅原料與中國中原地區本土礦石的相似性很低，只在雲南邊陲地區有礦產分佈。

但同時他也指出了在當時的科技條件下，這種長距離的原料運輸基本不可能實現。在進行一系列的研究之後，他根據前面的發現提出了大膽的猜想：

中國殷商時代的青銅冶煉與鍛造技術是通過所謂的史前絲綢之路傳入到中國的，而那些傳播者的來源則應該是西亞的喜克索斯人。

起因是在公元前17至16世紀，喜克索斯人成功地統治了埃及北方的一部分地區，但最終被當地的土著羣落所驅逐，在逃逸過程中將青銅器等技術傳播到了其它地區，可能恰巧有一部分喜克索斯人因此到達了中國。

乍一看起來，這種説法貌似有板有眼，頗具説服力，但實際上是經不起推敲的——既然連從雲南運往中原地區都如此艱難，那又怎麼可能將青銅這種重物搬遷數千千米到達中國來呢？

首先，就目前出土的文物來看，的確是在殷商時期青銅器才開始出現，而之前的所有時期都只發現陶器和原始瓷器。

然而，這還不足以説明青銅技術是從外部傳入的，考慮到當時的社會大環境與時代背景，由於國家強橫的軍事實力以及吸收了外來民族的融入，殷商的人口和土地都發生了較大規模的增長，容易得知殷商時期的奴隸制農業生產相比之前有了相當的進步，已經充分具備了改進生產工具的生產力基礎和需要，所以青銅冶造技術的發明絕非偶然。

目前的現代考古學研究證明了，最早的青銅器製造的確不屬於中國，而是在約公元四五千年前的中東地區兩河流域附近（伊朗南部一帶），但僅憑這一點還遠遠不能得出結論中國的青銅器自外部傳入的，更不能憑藉所謂的青銅成分與本土礦產不匹配來説明殷商時期的青銅器與埃及青銅器同宗同源。

況且，按照當時的運輸條件和承受能力，人口流動攜帶的物件極其有限，且主要應該是以貴金屬和技術流通為主，不存在大件青銅器超遠距離運輸的能力。

所以，兩地青銅器的相似性應該是偶然發生的，並不存在實質上的直接聯繫，很難有從古埃及遷徙至黃河流域的可能。

出土的甲骨文和《史記》對於夏朝撲朔迷離的記載，孫衞東發現，在這樣一部接近權威的歷史類鴻章鉅著中，《史記》相對詳細地描述了夏商周乃至三皇五帝時期的許多重要歷史事件與傳説，其中便有對夏朝“大禹治水”事件的敍述：“堯舜時，九河不治，洪水氾濫……後舜用禹治水，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疏通河道，因勢利導，十三年終克水患。”

孫教授解釋説，中國域內並無自南向北流的大河，而原文中的“通九道”與古埃及尼羅河的河牀分佈有着極大的相似之處，所以他認為這裏大禹所治之水，實際上可能是埃及尼羅河。

姑且拋開他對文言文的解釋是否失當的問題不論，也暫時不談漫長曆史發展過程中大概率出現的河流改道問題，單是就現在的水系脈絡來看，臨近中原地區的黃河“幾”字形左邊流向正是自南而北無疑。再説甲骨文中缺乏對如何推翻夏朝這種重要的大型戰役描寫，此事的確存在着許多疑點，但筆者猜測可能跟某些政治隱秘有關，因而被類似於“焚書”之類的原因所銷燬。

總之，孫教授解釋的這些原因都缺乏足夠可信度，更多的大概傾向於其主觀層面的臆測，不足以成為所謂“埃夏論”的理論支撐。

由此可見，孫衞東的“中華文明的最初起源地可能是古埃及”言論存在着很多的認知謬誤和史料欠缺，並無資格成為關於華夏文明起源的新論題。

至於其為何冒失地公然發表這樣言論，大概是想借此機會炒作一番自己的名氣，體現了帶有功利性質的對學術研究不負責任的態度。

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家李雲坤（音譯）指出：“歷史研究和民族主義兩者之間的本質的關聯，未必意味着民族主義對歷史研究存在固有地破壞。”

對於類似孫衞東這種的新奇觀點，我們歷史愛好者與研究者應該在謹慎審辨的基礎上，葆有充分的耐心和愛國熱情，相信自己民族的優越性和創造力，科學嚴謹地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