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代長安到北宋開封，中國的大都會上演着官與民爭奪城市空間的一幕幕大戲。而官府的禁街與百姓的佔道，正是唐朝以來官府與百姓反覆博弈的重要內容。
唐朝的長安城內，宮城是皇帝起居和辦公之所，皇城是中央各官署集中區域，外郭城主要是居民區、商業區和寺觀等建築區，商業活動則必須在指定的區域內進行。
每到入夜，鼓聲響過後，城門按規定都要關閉，全城實行宵禁，沒有官府的特殊證明，居民一律不得在街上行走，違者將受到拘捕和處罰。由於長安城比較大，有的居民從城外回來，進了城門後不久就開始宵禁，他們不敢違反官府的禁令，只好躲在橋下蜷縮一夜，待第二天天亮之後，再上街返回家中。
這種封閉的管理體制，給居民的生活和商品交易活動帶來極大不便。唐朝中葉，隨着都城人口的膨脹和商業的繁榮，出現了各種佔道侵街之舉。
有的居民鑿牆破洞，將屋舍擴建至街道；有的居民和將領佔用原來警衞部隊在街道執勤時使用的房舍，並且大肆翻修和擴建。在街道上，小商小販日益活躍，賣胡餅的、賣鮮魚的都紛紛出現。即使到了宵禁的時刻，街上仍然人來人往、熙熙攘攘。
當時負責街道管理和治安的官員曾多次上書反映情況，也採取了很多措施，下達了多次拆遷令，強行拆除私搭亂建的房舍，並對涉案官吏予以處罰。但由於人手有限，很難全面禁止。而京城以外的大城市，佔道現象更為嚴重。比如揚州地處水陸交通要衝，各地工商業者雲集於此，私建房屋佔道極為普遍，以致街衢擁堵，難以行車。
到了北宋時期，官府立足發展經濟，放寬了政策。從《清明上河圖》展示的帝都的繁華與勃勃生機來看，街道兩旁店鋪林立，不再有固定的市場，街旁、橋上、巷內，都可以經商和交易。宵禁制度也被廢除，夜市接着早市，商品品種豐富多樣，尤其是食品種類繁多，少男少女沿着大街一路走一路吃，從早上吃到半夜，可以不重樣，夜市才撤，早市又開，“所謂花陣酒池，香山樂海……不欲繁碎”。
然而，對街道的管理寬鬆後，佔道現象也日益加劇。與唐朝長安的寬闊街道相比，北宋汴梁的街道本身就比較狹窄，而街道兩邊林立的店鋪，因招徠顧客和商業經營的需要，常常將經營範圍向道路中間“挺進”，加上市民、遊人如織，道路的擁堵狀況可想而知。皇帝出行，因不再禁街，也失去了往日的威嚴，隨行的上至百官下至雜役都“雜行道中”，“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
佔道侵街的日趨嚴重，給城市的管理和居民的生活帶來很多問題：一是引起交通擁堵，給出行帶來不便；二是臨街店鋪不僅侵佔街道，也侵佔了排水溝，造成城市生態環境惡化；三是違章建築多為木構材料，容易引發火災，汴梁城多次大火，臨街店鋪往往一燒就連成片，損失慘重；四是侵街的違章建築不易管理，人員混雜，導致治安案件增加。
對此，北宋採取了非常人性化的管理辦法：首先將皇帝的出行儀仗隊縮小規模，減少對街道通行的影響；其次謹慎對待違章建築，關係到基本民生的都不強行拆除；而對貴族、官吏和商人非法佔道的行為，或強行拆除，或對商人因佔道經營而增加的商業利潤進行徵税。
城市在擴大，人口在增加，佔道侵街也屢禁不止。對城管和流動攤販之間的博弈如何評價、如何協調，仍然是中國大中城市目前面臨的問題。從唐朝的高壓到北宋的引導，也許可以為今人帶來一些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