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東蓬萊的府前街上，有一座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父子總督坊”。這是一座四柱三間五樓式的明代石牌坊，通體用花崗岩雕刻而成，上刻“父子總督”四字。與一般牌坊不同的是，這座牌坊上除傳統的丹鳳朝陽、雙龍戲珠等吉祥圖案外，還有一幅浮雕表現武將領兵征戰的壯觀場景。那麼，這座牌坊的主人是誰？又為何而建呢？
原來，這是一座表彰戚繼光父子兩代在抗倭戰線上建功立業的牌坊。戚繼光之父戚景通曾擔任山東總督備倭都司都指揮使、總督山東備倭；到戚繼光時，又以登州衞指揮僉事升為登州都司的都指揮僉事、總督備倭，父子二人都頗有功績。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時任福建總兵的戚繼光與廣東總兵俞大猷合兵大破通倭海盜吳平，明朝抗倭戰爭至此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為此朝廷下詔為戚繼光父子建坊表彰。
説起抗倭英雄戚繼光的名字，在國內真算得上婦孺皆知了，但對其生平、品格和遺聞，我們或許還不是很清楚。其實，戚繼光不只是抗倭名將、民族英雄，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一位在軍制和戰術領域頗有建樹的軍事理論家，更是一位號令謹嚴、賞罰分明的領導者。即使在今天看來，他的事蹟仍值得我們學習和回味。
01
抗倭名將，戎馬一生
戚繼光是山東人，但如果按祖籍來算，戚繼光應是鳳陽府定遠縣（今安徽定遠縣）人氏，和明太祖朱元璋是實打實的“同鄉”。戚繼光的六世祖戚祥隨朱元璋起兵，陣亡於明朝建立後的雲南之役，子孫世襲登州衞指揮僉事。戚繼光之父戚景通由本衞指揮僉事出身，曾任備倭都司都指揮，後升京師神機營坐營副將，是一位深得朝廷器重的武將。戚景通於嘉靖十九年（1540）告老回到登州，嘉靖二十三年（1544）去世，以長子戚繼光襲登州衞指揮僉事職。
位於山東蓬萊的戚繼光祠堂
自元代以來，日本海盜不時侵擾中國，我國稱之為“倭寇”。登州作為中日海上交通的起點之一，明成祖時設置了名為山東總督備倭都司的軍事機構，統率山東沿海兵馬，專務抵抗倭寇。年輕的戚繼光面對倭寇不時襲擾的局面，奮筆寫下“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的詩句，充分展露了他的一腔報國熱情。然而，戚繼光作詩的時候大概還想不到，自己將為抗倭鬥爭付出半生心血。
嘉靖三十二年（1553）夏六月，二十六歲的戚繼光獲任都指揮僉事、總督山東備倭，在山東整頓營伍，頗有成績。兩年後，戚繼光轉調浙江都司任職，又過了一年，被委任為分守寧（波）紹（興）台（州）等處地方參將，正式參與到轟轟烈烈的抗倭鬥爭中來。
戚繼光剛到浙江任職時，工作並不順利。他在寧波等三府防禦倭寇襲擾，戰事有勝有敗，特別是在幾場大規模戰鬥中表現不佳。有人藉此攻擊戚繼光“無功”“通番”。戚繼光詳細分析戰爭經過，認識到舊有的衞所制度已經不能適應形勢需要，建議招募訓練本地鄉民成軍，以御倭寇。嘉靖三十六年（1557）冬，浙江總督胡宗憲、巡撫阮鶚將浙軍三千人交付戚繼光統領。經過兩年的訓練和戰鬥磨礪，這支軍隊變得紀律森嚴、令行禁止，在戚繼光的統率下，屢次救援温州、台州等府，擊敗倭寇，戰功頗著，但仍有不擅長白刃戰的缺點。戚繼光得知義烏一帶礦工有勇悍之名，遂請命於總督胡宗憲，在當地募兵四千餘人，着重培養白刃格鬥能力和勇敢作風，練成一支敢戰之軍，這就是後來“戚家軍”的雛形。
此後，浙東防務緊張，戚繼光奉命率所部駐守台州，並改任分守台（州）金（華）嚴（州）等處地方參將。自嘉靖三十九年（1560）起，戚繼光在台州練兵戍守，清理沿海衞所積弊。次年，倭寇進犯台州，戚繼光率所部奮戰，一月之間，陸戰七勝，水戰五捷，前後斬得倭寇首級七百餘級，救回被擄百姓三千餘人，台州倭患至此根絕。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分兩路大舉入閩，福建武備孱弱，明朝政府急調廣東、浙江精兵援閩，浙軍以戚繼光為主帥，在寧德、福清、興化連破倭寇，福建之困遂解。次年，倭寇又擾福建，戚繼光再次奉調入閩，與同樣出身浙軍的名將俞大猷、劉顯通力合作，在興化、平海兩次戰役中盡殲倭寇，收復失陷城池，論功居首，遂被升為福建總兵官。當時戚繼光才三十六歲，已官居方鎮，自明代中期以來，武將罕有其比。戚繼光為抗倭戰爭做出的貢獻，由此可見一斑。
此後，倭寇仍不斷來襲，戚繼光隨機應敵，多次立功。嘉靖四十四年（1565），戚繼光再次與老戰友、時任廣東總兵官的俞大猷合作，進剿降而復叛的海盜吳平，最終吳平兵敗自殺。吳平是閩廣兩省海寇集團的總首領，所部約有兩萬人之多，他的覆滅，使倭寇在我國再無呼應，福建、廣東出現了“海道肅清，居民安堵”的局面，明代中期轟轟烈烈的抗倭戰爭，至此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隆慶元年（1567），南方海疆初定，北土邊烽又起，國亂思良將，征塵未洗的戚繼光匆匆奉詔北上入京，主持練兵事宜。戚繼光入京後，很快就被委以總理薊（鎮）昌（平）遼（東）保（定）練兵事務的重任，並被授權節制四鎮軍將。隆慶三年（1569），因戚繼光的職權與薊鎮總兵官郭琥有重合之處，朝廷任命戚繼光為薊鎮總兵官，以統一事權。
薊鎮是明代“九邊”之一，也是明代蒙古入侵的重要突破點，在戚繼光任薊鎮總兵之前，這個位置“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可謂是個燙手的山芋。戚繼光任總兵後，嚴抓部隊紀律，督修長城敵台，完善防禦體系，同時又組建車營，教習戰法，以加強軍隊野戰時的防禦能力。經過他的苦心經營，薊鎮軍容精強，成為九邊之冠。
金山嶺長城下的戚繼光塑像
自隆慶元年至萬曆十一年（1583），戚繼光坐鎮薊門達十六年之久。然而，當朝廷中最支持戚繼光的大學士張居正去世後，戚繼光的厄運就降臨了。深恨張居正的當權者們宣稱戚繼光是張居正的同黨，但又抓不到他的“罪狀”，於是將他轉調為廣東總兵官。戚繼光到任後，剛着手整頓軍伍，又連遭參劾，遂上表求退，回到故鄉登州賦閒，從此再未獲得起用。萬曆十五年（1587）十二月，六十歲的戚繼光在故鄉去世，他輝煌的一生就這樣畫上了句號。
戚繼光雖然晚年連遭政敵打擊報復，但是非曲直自在人心。去世兩年後，官方為他撰寫祭文，稱他“崎嶇經乎百戰，名重三朝；智略邁於萬人，勳垂奕世”。《明史》本傳則實事求是地記載道：“戚繼光用兵，威名震寰宇。”這大概是對他戎馬一生的最好寫照。
02
洞察弊病，大膽改革
戚繼光最為後人尊重的，是他在抗倭戰爭中建立的赫赫功勳。當時，在抗倭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大將不在少數，如俞大猷、劉顯等，都以將略聞名當世。戚繼光能夠超越他們，成為抗倭名將中最為後人所熟知的一位，是與他倡導軍事改革分不開的。
早在總督山東備倭時期，戚繼光就已經發現軍中存在很多弊病。他下定決心整飭營伍，整頓衞所，使山東沿海衞所風氣為之一新。就任浙江參將之後，戚繼光看到當地軍隊缺乏訓練，外省調來的“客軍”又驕橫難制，遂上書請求編練新軍。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繼光終於得遂夙願，在義烏募民為兵，加以訓練。這批民兵來自浙江本地，對於保家衞國有很高的熱情，訓練兩個月，即已成軍。戚繼光移鎮台州，以及後來在台州連破倭寇，憑藉的就是這支軍隊。
在訓練新軍時，戚繼光根據當時形勢，對以往的軍事制度做了很多修正。他是出身山東衞所的將領，少年時又多次從軍助戍北方邊鎮，習於北方平原“方列並驅”的作戰方式。但是，到浙江任職以後，他發現南方地形複雜，很難像在北方那樣擺開大陣應敵。於是，戚繼光隨機應變，創設了鴛鴦陣。所謂鴛鴦陣，是一種小規模的戰術羣，一陣十二人，隊長站在陣首，身後二人持盾牌，其次二人持狼筅（一種竹製長兵，用於抵擋倭寇習用的長刀），其次四人持長矛，再次二人持钂鈀（一種短兵），最後一人為負責後勤、雜務的火兵。戰鬥的時候，除火兵不參戰外，隊長指揮全陣，以狼筅、盾牌挫倭寇之鋒芒，長矛手乘隙出擊，钂鈀手則主要負責施放火器、警戒支援。不僅如此，一隊之內的戰士又可按需要分別編組，互相支援配合。因此，戚繼光在與倭寇作戰時，所部將士可以根據戰場情況靈活應變，給倭寇造成沉重的打擊，這是傳統的明軍方隊戰法做不到的。
戚繼光所創“鴛鴦陣”示意圖
較之傳統方隊，鴛鴦陣也有一個不利之處，就是它對戰士的自覺性和紀律性要求非常高。傳統的明軍戰法是以百人為一方隊，騎兵同在馬隊，步兵同在步隊，戰時大家聽令一起行動，對戰友間互相配合的要求不高。鴛鴦陣則不同，一隊之中，人人各有專責，一人失誤，往往全隊就要付出代價。
當時的明軍是一支傳統的封建軍隊，紀律不甚嚴明，戚繼光就曾説過：“凡臨陣的好漢，只有數人，每斬獲首級，常是數十百人叢來報功，再不想你一起人退來報功，使眾兵相望，誤認是敗走，大家都走了。”斬獲一二首級，竟然會導致全隊一起後退報功，又竟然會使戰友誤認為戰事不利，擾動軍心，可見明軍舊習的惡劣。
所以，在編練新軍時，戚繼光也制定了新的法令，用來約束部下。他規定，執盾牌、狼筅、長矛的戰士在戰場上只管殺敵，殺死敵人後由钂鈀手斬首，斬得一個首級，只許一名钂鈀手將之送到陣後，戰後由隊長統計斬首數量，按戰場表現分別行賞。那些臨陣退縮、冒功求賞、貪利致敗，及同隊互不相救致有陣亡者，按戚繼光的規定，都要斬首示眾，以儆效尤。藉助嚴格的軍法約束，戚繼光把部隊打造成了一支有近代軍隊色彩的精兵。嘉靖末年，戚繼光在浙江、福建、廣東能夠連戰連勝，與他統率着一支軍紀整肅、雷厲風行的軍隊有着很大關係。
隆慶元年後，戚繼光調任京師，仍時時以整頓軍隊紀律為念。他青年時曾連續四五年助戍薊鎮，深知北方邊鎮的弊病，遂請調舊部浙軍赴薊鎮，作為邊防的核心力量。浙軍抵達那一天，奉戚繼光之命在郊外列隊，當時天降大雨，浙軍自清晨列隊至中午，不搖不動，軍容整肅，薊鎮軍將見而大驚，全軍風氣為之一變，這是戚繼光在薊鎮能夠建立有效軍事防禦體系的根本依仗。《明史》説：“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實際上，無論在南在北，戚繼光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嚴明的軍事紀律基礎上的。
以紀律為基礎，以戰術為抓手，這是戚繼光軍事改革體系的要點。在他最重要的軍事著作《紀效新書》中，戚繼光反覆強調這兩個關鍵。他描述戰鬥場面説：
“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叢槍戳來，叢槍戳去，亂刀砍來，亂殺還他，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眾同疑，一人轉移寸步，大眾亦要奪心，焉能容得或進或退？”
他又指責明軍中盛行的操演套路，説：“今所學所習，通是一個虛套，其臨陣的真法真令真營真藝，原無一字相合；及其臨陣，又出一番新法令，卻與平日耳目聞見無一相同，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臨時還是生的。”因此，經過戚繼光訓練的軍隊無不號令謹嚴、驍勇善戰。
當代軍事史學家們評價戚繼光的軍事改革，認為他是中國傳統軍事體系的集大成者，不僅繼承了中國古典軍事學術的精華，而且根據形勢需要改革了教練方法和編制方式，提高了軍隊的合成水平，對明清時期的軍事學術影響深刻。有西方學者認為戚繼光是可以與拿騷的莫里斯（16、17世紀之交的荷蘭執政、軍事改革家、將領，歐洲近代職業化軍隊的鼻祖）相提並論的重要軍事人物，其依據也在於此。
03
精神永存，垂範後世
作為在抗倭中成長起來的民族英雄，同時又是我國古代軍事家中的佼佼者，戚繼光長期受到後人景仰。時至今日，我們仍能從他的事蹟中汲取養分。
首先，戚繼光事蹟中有着永不褪色的部分，就是他的愛國精神。出身戎馬世家的戚繼光，自青年時就有抗擊倭寇、永靖海疆的雄心壯志，他在詩句中聲明，立志平定倭寇並不是為了圖謀個人的功名利祿，而是為了國家的安寧。從浙江到福建，從福建到廣東，戚繼光驍勇善戰，連破倭寇，與同僚俞大猷被合稱為“俞龍戚虎”。嘉靖末年，戚繼光徹底掃除沿海倭患，官至總兵官，加銜至都督同知，已經基本達到了明朝武將所能達到的頂峯。如果僅從個人利益的角度謀劃，戚繼光完全可以從此在福建做個太平官長，或者即使應召北上，也無需連續上疏指出邊鎮弊病，專意倡言練兵，以致得罪了北方邊鎮的大批軍將。戚繼光在總理四鎮練兵事務時堅持己見，完全是出於公心，憑藉的是他的一腔愛國熱忱。我們今天也應該學習戚繼光的愛國精神，以及治事一秉大公的作風。
其次，戚繼光善於通過改革解決問題的特點，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明朝的衞所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祖宗遺法”，適應元末明初大規模作戰的軍事形勢，但不符合抗倭戰爭小規模作戰多、機動性強、地形複雜的特點。戚繼光認為抗倭戰爭不利的主要因素是軍隊紀律廢弛、訓練不精，而作為軍隊來源的衞所卻積弊已深，因此他建議從浙江本土招募鄉民，另練新軍。當時，浙江軍將普遍認為“從來未聞倭可殺者”，只要趁其飽掠之後逐之出境，即是有功，無需講求練兵之法，連身為浙江總督的抗倭名臣胡宗憲都對戚繼光的建議嗤之以鼻道：“浙人可練，我自為之，豈待汝耶？”
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戚繼光找到了改革的切入點，解決問題就有了突破口，在他手中成長起來的這支“土著”浙軍中，最終以軍功緻身指揮使一級的軍將有數十人之多，徹底顛覆了時人對浙江人的印象。聯想到今天，當務之急自然是進一步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必然會遇到一些長期未能解決的難點，如何找到解決問題的要點，成功實現改革目標？我們恐怕還是要向戚繼光學習，通過詳細可靠的分析工作，認清問題的癥結所在，進而對症下藥，解決關鍵問題。
第三，戚繼光愛民如子的作風，值得發揚光大。明朝的軍隊向有約束不嚴之弊，浙江抗倭戰爭時期，本省駐軍尚好，外省調來助防的“客軍”紀律很差，當時有“賊（指倭寇）為梳，官為篦”的民諺。戚繼光在浙江作戰時，非常注意約束下屬的行為，規定“砍伐人樹株、作踐人田產、燒燬人房屋、姦淫作盜、割取亡兵的頭、殺被擄的男子、污被擄的婦人，甚至妄殺平民假充賊級”的，都要處死，並向部下宣講：
“凡你們當兵之日，雖颳風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這銀分毫都是官府徵派你地方百姓辦納來的。你在家那個不是耕種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種田時辦納的苦楚艱難，即當思量今日食銀容易，又不用你耕種擔作，養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保障他，養你何用？”
這種設身處地、推己及人的實在話，比堂皇的演説更能説服人、教育人。在紀律和宣講的雙重約束下，戚繼光所部以高標準要求自己，非常注意維護軍民關係，因而在抗倭戰爭中受到了百姓的充分支持與幫助。
戚繼光的抗倭事業，已經隨着四百多年前戰爭的落幕畫上了句號，然而他在抗倭戰爭中表現出的非凡才華，以及勇於改革、一心為國的傑出精神，則是垂世而不朽的。從清朝中後期開始，中國每當面臨外來侵略的時候，都會呼喚重拾戚繼光的精神，也總會有秉持這種精神的人物出現，為國家、為人民盡心竭力，重整河山。在今天這個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點上，戚繼光的精神仍將鼓舞我們奮勇向前。
戚繼光號訓練艦
◎本文原載於《月讀》（2017年第3期），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來源：大道知行知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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