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再現的一個職業，被無視的人羣，卻成為滅隋的強軍
p隋史記載，當時户有八百九十多萬，口有四千六百多萬。這條數據統計的時間為大業五年（公元609年），距離此時隋朝立國有28年。而在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也進行了統計，此時唐朝開國一百多年。户八百四十多萬，口有四千八百多萬。但在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滅陳統一全國時，户有三百多萬，口有一千六百多萬。據《冊府元龜》記載，唐高祖李淵建唐時，户兩百多萬，口一千五百多萬，也就是説609年至618年，九年的時間死亡或者消失三千多萬人，平均每年近四百萬人，每天一萬多人，多數為“丁”。換個角度來説，這九年的時間裏是沒有出生人口的。
公元604年七月，隋文帝楊堅崩於仁壽宮。太子楊廣取得了大隋王朝的皇位。三個月後，隋煬帝楊廣下詔，廢除婦人，奴婢等弱勢羣體的雜税，並規定二十二歲至六十歲的男子為丁。對於這一項隋文帝下詔規定為二十一歲。被定為丁者，需要承擔賦税，勞役和徭役等。
早在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因長安糧食儲備不足，在水旱時無法抵禦災害。隋文帝下令引渭水開通廣濟渠，轉運汾州和晉州兩地糧食，補充長安糧食缺口。十一年，越國公楊素討伐江南叛亂，隋文帝大加賞賜。當時，管理户部的官員説，錢糧倉庫都滿了，怎麼處理？隋文帝説，我輕徭薄賦並且經常賞賜功臣，怎麼還有盈餘？回，收入大於支出，因此有盈餘。日積月累，倉庫就存放不下了。隋文帝因此下令，今年對河北河東兩地減賦三分之一，兵役免除，各項徭役免除。
大業元年（公元605年）三月，隋煬帝命令尚書右丞皇甫議徵發河南、淮北各郡的百姓一百多萬人，開闢通濟渠。大業四年（608年）正月，煬帝下詔徵發黃河以北各軍一百多萬人開鑿永濟渠，引沁水向南到黃河，向北通涿郡。男丁不足，開始役使婦女。大業六年（610年）十二月，煬帝命令開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長八百餘里，寬十餘丈，使之可以通行龍舟，並在沿岸設置驛宮、臨時停頓處。
至此，自605年起610年結束歷時五年，舉世聞名，影響深遠的大運河成功修建完成。
大運河。由長安出發，直通黃河，經黃河到鄭州分成兩部分，北上即永濟渠，直通德州，天津，入海河，到幽州（北京），南下即通濟渠段，（它的通濟渠段乃是經現今的鄭州和開封出發，經過安徽濉溪柳孜，宿州，宿遷。入淮河），通淮安，再次南下經過邗溝，穿長江，入南運河到達杭州，可到錢塘江，入海。
運河上多為獨木舟（發現的有香樟木製成的30多米，最寬處5米），曾有記載。運河船頭尾相連，頗為繁榮。
但到了農曆的冬月卻極少見到船隻。
主要的原因是，此時整條運河處於枯水期。不適合船隻的航行，對於滿載糧食的漕船和貨物的更是如此。直到來年的開春，首批的漕運船隻運行時，運河才會恢復繁忙的景象。中間最多有四個月的停運期。這種情況也要視當時的水位而定，最少也需要停運兩個月。
運河帶來的多種多樣的便利，毋庸置疑，但是卻給當地百姓帶來了難題。
由於運河的出現，極大了促進了黃河、長江兩岸，以及運河周邊的商業活動，為手工業者以及脱離土地的貧民帶來了生活的保障，為南北商賈獲得更多的貨物及便利的運輸，使得國家的經濟，文化等帶來更多的交流。
但是，卻因為運河的從中攔截，致使運河兩岸的居民生活帶來了不便。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相繼在運河建造了各式各樣的橋樑來解決此事。
但是卻造成了另一個問題的出現。
古代的船隻，尤其是隋唐時代的船隻多為帆船，需要藉助風力獲得前行的主要動力。這樣必然會有桅杆的出現。所以，船隻的桅杆的高度，決定了船隻的速度。桅杆的高度決定了橋樑的高度，橋樑的高度，又增加了建造橋樑的難度。橋樑的高度和難度，又催生出了橋樑兩岸以及碼頭上人民的正常生活出現了難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經過長時間的摸索，提出了兩個解決的途徑。
首先是橋樑的問題，如果橋樑太高的話，勢必會增加橋樑的坡度，也相應增加了橋樑的攀登問題同時，增多了橋樑的施工程序問題。
為了達到雙面的平衡。不僅要限制船隻桅杆的高度，還要解決攀登的問題。
因此，在建造橋樑時，不得不多次增多橋樑的支柱，來承載橋樑。
運河寬度，或者説運河的實際運用的面積便相對的減少。
這就增加了過往船隻通過的風險。
在對宿州運河遺址的發掘過程中，在極小的範圍之內，相繼出現了多艘沉船。
這個問題，因多處在民間，官方對此反應的極為緩慢。
知道數百年後的北宋初期才得到根本解決。
經過實地的勘測，陳希亮研製出了虹橋。
類似與拱橋。
第二個就是船體通過的問題。
就如剛才所説的那樣，為了平衡橋和桅杆之間的矛盾，提高了橋樑。雖然在暫時解決了問題，但是大運河受於自然條件（上流雨量，天氣的多變等等不可控因素），運河的水量在每年的八月至十月會進入枯水期，水位降低之後，勢必不能通行。再加上，運河是連接中國南北兩方的重要紐帶，是隋唐及宋朝京城長安，汴京以及幽州的糧食重要的調劑手段。因此，整條運河從每年的開春起始，都是及其繁忙的，達到了過往運船是首尾相連。運河中的船隻的速度必定受到極大的制約。這種制約甚至為影響京城以及邊地的軍心民心的穩定，這就使得船隻在通過橋樑時，相應的速度是不能減少許多的，但這和實際的情況卻又相違背的。如果船速過快，產生的不安全幾率會大大提高。為了降低這種幾率，船隻是不準升帆藉助風力進行航行的。
綜合到一起，就促生了一種職業的興起，縴夫。
這在《清明上河圖》上有直觀的體現。
有了諸多的船隻往返通過，而無論滿載的漕船和進貢的官船多數是全程逆流而上，就促生了更多的縴夫，衍生出運河沿岸商業和經濟活動的繁榮。
作為糧米產地的南方，受益最大。
經濟在隋唐五代直至宋朝出現了飛躍的發展。
集中體現在運河之中發現的諸如賭坊中常用的賭局瓷制色子，以及當時小孩子的瓷制玩具，如小瓷狗、瓷馬等等，還有各種各樣，各個時代的精美瓷器。當然，最為重要的是當時的貨幣，從隋唐一直延續至宋朝。
可是，長達四個月的休航期，眾多的縴夫卻因此而失去了謀生的基礎，即便有一部分或者少數人能夠找到與船業有關或者無關的生活方式，但多數目不識丁的縴夫只能是舉債度日，造成了土地日益向着地主聚攏，縴夫由此失地，成為無產者，無法維持日常的開銷，只能成為日益重大的佃户的一份子。既要承擔地主的剝削，又要應付眾多的徭役和勞役，還有兵役。
矛盾就在一天天的積攢之中，只需一個小小的火星。
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春，也就是縴夫的休息期。李密率七千兵騎攻下興洛倉，開倉放糧，數十萬人相伴而來，其中包括老人婦女兒童。
《隋史》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已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贖銅一斤為一負，負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一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
后帝乃外徵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滋繁。有司皆臨時迫脅，苟求濟事，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為盜賊。帝乃更立嚴刑，敕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轉相羣聚，攻剽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賊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詔為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羣賊大起，郡縣官人，又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梟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臠啖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及恭帝即位，獄訟有歸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