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一年一度的巴黎大學數學會考落下帷幕，但成績出來之後一片譁然，名列年級第一的竟是來自中國的鄭大章。
在巴黎大學之前的歷史上，中國留學生考得第一是從未有過的事，以至巴黎一家報紙竟打出聳人聽聞的標題：《法國的數學危險了》。
讓法國人“震驚”的鄭大章，到底有何來歷，他之後在法國又取得了什麼驚人成績？
01
鄭大章，安徽合肥人，祖父鄭國魁系淮軍名將，對李鴻章有救命之恩，父親鄭伯衡在民國初年曾任內政部長和吉林省省長，此人是貨真價實的“官三代”。
但這個“官三代”與之後的“官二代”、“官三代”們不同，五四運動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靈，少時就立志要海外留學，學好科學振興祖國。這也是那個時代很多中國學子們的願望，近代西方憑藉先進科技侵略中國，想要救國圖存，認為就必須學習西方先進科技，與今天很多中國留學生喜歡學金融不同，那個年代中國學生去國外更想學先進科技。
1920年，鄭大章從北京高師附中畢業，年僅16歲，就收拾行囊，告別父母，奔向法國，準備學得一身本領來振興祖國。
一戰後，法國處於戰後恢復期，物價較為低廉，有勤工儉學的條件，加之法國是左翼文化思潮的中心，因此吸引了很多中國人前往法國留學。
02
與如今一樣，海外留學第一關是語言，要麼在國內掌握外語，要麼去目標國的指定機構學習外語。彼時，中國留法學生第一站往往是“里昂中法大學”，在此通過語言關之後，再考入相應大學。
1922年，鄭大章通過語言考試後，考入巴黎大學理學院，選擇化學作為主攻方向。於是，鄭大章就在巴黎大學第五學區一個小旅館五樓的十來平米的小屋內夙夜學習，日常最愛去的地方就是圖書館和實驗室。
學霸的人生，常人難度測。一年之後，鄭大章數學會考年級第一；又一年後，鄭大章獲得普通化學學士學位；又一年後，鄭大章獲得普通數學學士學位；又一年後，鄭大章獲得普通物理學士學位。也就是説，鄭大章18歲進入巴黎大學，經過短短四年學習，22歲時已經手握三個學士學位，可以秒殺如今一大批所謂的學霸。
之後，鄭大章在巴黎大學分析化學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並在里昂中法大學兼職任教。當時，中國另一位留法學霸嚴濟慈（見上圖），獲得了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在回國之前鄭重地向居里夫人推薦了鄭大章，於是在1929年鄭大章成為居里夫人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從事放射化學研究。
當然，並非嚴濟慈推薦，居里夫人就錄取了鄭大章，而是更與鄭大章成績相關。
03
二十世紀之初，中國積貧積弱，備受列強欺凌，以至中國人的智商都受到質疑。魯迅模仿洋人邏輯説過：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彼時，居里夫人早已兩獲諾貝爾獎（1903與1911年獲獎），譽滿全球，而鄭大章是來自東方弱國的留學生，兩者地位天上地下，但居里夫人並未忽視鄭大章，反而特別喜歡勤奮刻苦又聰明的鄭大章，經常給予特別的指導，手把手地輔導鄭大章做實驗、寫論文。
“在科學上，我們不應該注重人，看他是從哪來的，而應該看重他所做的事。”——居里夫人
在居里夫人指導下，僅1931、1932年，鄭大章就有三篇重大論文發表在法國國家科學院院報上。1933年，經過四年深造學習，鄭大章博士論文題目為《放射性礦物中釙鈾比的穩定性研究》，以居里夫人為主席的巴黎大學理學院答辯委員會一致通過鄭大章的博士論文為“最優等”，隨即鄭大章獲得法國國家理學博士學位。
法國的博士學位分為三個等級，即國家級、科學院級、大學級，其中國家級最高。鄭大章的師兄嚴濟慈與師弟錢三強，留法時都獲得國家博士學位。
由於鄭大章1922年進入巴黎大學，本碩博學制八年，1930年時里昂中法大學獎學金停發，屆時鄭大章將無法支付生活費，只能停止學業打道回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居里夫人先後三次為鄭大章申請延長獎學金，讓鄭大章得以順利完成學業。
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近代以來又有多少西方教授願意為一箇中國學生這麼做呢？況且，居里夫人兩獲諾貝爾獎，日理萬機，卻為一箇中國留學生做這樣的瑣事，更凸顯居里夫人的品格高貴。因此，愛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時説：“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
04
異國或許月更圓，但故鄉卻月更親。
取得博士學位後，鄭大章一刻不願留，時刻想回到魂牽夢繞的祖國。居里夫人勸他留下，在法國更好的科研條件下，可以取得更大的科研成就。在明白鄭大章矢志報國之心後，居里夫人欣然同意，只是希望他在居里實驗室再工作一段時間。
1935年，鄭大章回到國內，立即投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嚴濟慈）下轄的鐳學研究所工作。1930年，居里夫人主動問嚴濟慈：“能不能在中國創建鐳學所？”嚴濟慈當然願意，這是當時最前沿的課題，於是中國才領先很多歐洲國家建立鐳學研究所，為後來中國發展核武器打下了基礎。
中國鐳學研究所創辦之初，嚴濟慈兼任所長，鄭大章為副所長，實際工作由鄭大章主持。當時，鐳學研究所條件非常寒酸，只有三間平房，缺人少錢短設備，真正主力只有鄭大章一人。為了發展中國鐳學和放射化學，鄭大章帶着幾個年輕人，查資料、訂計劃、找儀器、尋設備，辛苦奔波，反覆實驗，終使鐳學研究所初具雛形。
與此同時，鄭大章憑藉極為簡陋的科研條件，卻做出了一流的科研成果。比如，測定了瀝青鈾礦石中釙對鈾的放射性比例，論證了鈾錒系元素和鈾鐳系的放射性分枝比值；首創的“水法”找礦，國外一直沿用到20世紀60年代等。
近代以來，並不是中國人做不到重大科研發現，並不是中國人沒有能力搞出頂級發明，而是科研條件太差，因為人才奇缺讓很多頂尖智慧不得不浪費時間去做瑣碎的事情。相信只要給中國與西方一樣的科研條件，中國可以很快超越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鄭大章就是一個明證。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佔領北平，鄭大章處境極為惡劣。鄭大章祖父的表弟王揖唐，力邀鄭大章擔任偽“教育部長”，被鄭大章嚴詞拒絕。由於鄭大章研究課題，與他不願與日本人合作的堅決態度，遭到日本人的監視。
1938年，鄭大章與助手楊承宗秘密離開北平，到上海租界中繼續從事鐳學研究。在異常艱難的情況下，鄭大章等取得重大發現，從大量鈾鹽中分離製出很強的新β放射源，發現了β射線的吸收係數隨放射源周圍物質的性質而改變，由此形成背散射法鑑別不同支持物質其及厚度的理論。
令人惋惜的是，在貧困潦倒中，1941年鄭大章突發心臟病去世，年僅37歲，鄭大章的未竟事業由楊承宗繼續。楊承宗晚年回憶説：“我首先要感謝我的啓蒙老師鄭大章先生，他不僅教我放射化學，而且身體力行，教我愛國的民族氣節。”在鄭大章的影響下，二戰後楊承宗留法，師從居里夫人的女婿，後來成為新中國放射化學奠基人。
正是有鄭大章這樣一批又一批愛國志士的前仆後繼，中國才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走到了很多國家的前面，成為第五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