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更難，定位在變，國際學校黃金時代終結？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財經十一人”（ID:caijingEleven），作者：不止十一人，36氪經授權發佈。

黃金時代是不是真的結束了，目前無法定論，可以肯定的是，跑量時代過去了，精耕的時代來臨了

11月，北京朝陽區的一個酒店會場。王秋陽在展位間逛了一圈又一圈，她時而抬頭看看海報，時而與招生人員攀談幾句，手上積攢起了厚厚一沓資料，遲遲拿不定主意。

這是王秋陽第一次參加國際學校的擇校展，她的兒子馬上面臨初升高，沒有北京户口，無法進入公立校，只能考慮國際學校。

“我不想讓他出國，也不想讓他上國際學校。”她對《財經》記者説。國際形勢一變再變，出國不是這位普通母親的首選。

校外的家長在躊躇，校內的學生也不乏退出者。程暉家的孩子之前在北京昌平的一所國際學校就讀，在今年上半年因疫情上網課引發的退費風波後，他給孩子辦理了轉學。他認識的人裏，有十多位學生家長已經或正在考慮轉學。

他對《財經》記者説，退費事件一方面是中美關係緊張的現實原因，但也暴露出一些國際學校長期積澱的管理和教學質量上的問題。

廣東（留服）國際化學校專委會副主任、廣州新僑學校執行長袁拔，從業已20餘年，眼下是他見證過的國際學校最艱難的時刻。他對《財經》記者預測，今年全國純國際高中的整體需求可能下降20%，至少一半以上的國際高中完不成招生計劃，即便是頭部的學校也很難按時按量地完成招生工作。如果這一情況持續兩三年，更不排除國際高中的倒閉或整合潮出現的可能性。

高速增長的黃金歲月已然過去，國際關係不復從前的蜜月期，疫情期間辦學質量與管理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彷徨的不只是學生和家長，國際學校們亦處在迷霧之中。

肖經棟是國際教育第三方評估機構宜校的創始人，他早早地嗅到了異常氣息。2018年底和2019年初，肖經棟實地調研了21座省市共50多所國際高中和公辦高中國際部。結果令人驚訝——80%學校沒有完成當年的招生計劃，有的學校招生人數同比接近腰斬。

“我拜訪的還是當地最好的學校。”肖經棟感慨，一般學校招生情況可想而知。袁拔也向《財經》記者印證，八成國際高中招生不滿，與他的感知也基本相符。

國際學校通常不會統一公開招生數據，但袁拔間接從國際學校的諮詢公司處得知，即便在國際教育需求旺盛的上海，今年三四月份，招生諮詢量也下降了20%-30%。這還只是諮詢機構方面提供的數據，“實際的下滑程度還會更高。”

去年尚且如此，今年只會更艱難。

CWA世華學校是一所新開設的IB課程國際高中，執行董事兼中方校長安瀛告訴《財經》記者，疫情期間他們不得不全盤調整招生活動，線下宣講會改在了線上，線下的筆試、面試也都改為線上，難以與學生和家長面對面交流。

高中生宋睿就讀於深圳一所知名公辦高中國際部。短短四年間，他經歷了國際部從一位難求到冷冷清清的轉變。宋睿的上一屆開設了四個班，總人數在200人左右。到他這屆時，學校原本也按200人配置了師資、設備，但最終學生數量不足百人，縮減至兩個班。今年新入學的高一學生更是隻有70餘人。

《財經》記者瞭解到，江蘇一家國際高中本計劃2020學年招收180名學生，但在今年的形勢下，校方主動降低了預期，最終招收了近百名學生，但也已經滿意了。

今年，受疫情影響，一些國外就讀的高中生向國內國際學校迴流，但這種情況杯水車薪。肖經棟估算，2019年中國在外讀高中的學生約8600人，而出國讀全日制本科的學生總數約為8萬至10萬人，這意味着即便海外高中生全部迴流，也只佔本科留學生的不到10%，難以彌補國際學校生源的缺口。

招生量扼住了國際高中的咽喉，如果持續生源匱乏，大批國際學校很可能走向破產。雖然學校收費高昂，看似資金豐厚，但從純商業角度看，也不是一本萬利的好生意。

為避免民辦學校過度逐利，國家規定民辦學校必須劃分為營利性和非營利性。非營利性的學校舉辦者不能取得辦學收益，結餘必須全部用於辦學。國際學校中，就不乏大量非營利性質的學校。即便是營利性，辦學結餘也需按規定分配。

這意味着國際學校前期的重投入，需要更長的回報週期。國際K12探校平台探校先鋒負責人潘如飛近期撰文稱，一所國際學校的學生人數達到學校總容量的35%-40%，才能保證收支平衡。根據他之前做過的調研和統計，2015年至2020年間，上海就有30餘所國際高中和國際課程項目因財務壓力等原因停止運營。

博實樂教育（NYSE:BEDU）和凱文教育(002659.SZ)是以國際學校為主營業務的上市公司。他們是國際學校中實力較強的選手。博實樂教育（NYSE:BEDU）背靠碧桂園地產，今年6月至8月間，該公司國際學校業務營收同比增長5.8%至4.2億美元。雖然仍在增長，但增幅大幅放慢，去年，這一數字是24.6%。今年當季註冊學生數量也從去年同期將近20%的增幅，降至6.6%，最終為5.4萬人。

凱文教育(002659.SZ)主要收入來自朝陽凱文和海淀凱文兩所學校。雖然財報中未公開在校生人數，但在2020年前三季度，凱文教育營收同比下降了7.5%至2.2億元，淨虧損則同比擴大24%至9635萬元。

十年前，國際教育行業還遍地黃金。袁拔還記得，那是個公辦學校國際部遍地開花的年代。當時政策相對寬鬆，國際部依託校園已有的基礎設施和人員辦學，只需支付運營成本，就能撐起客單價高昂的留學生意，從財務模型的角度考量，這樣的生意再划算不過。眾多資本一擁而上，公辦學校國際部成了“香餑餑”。

國際學校服務機構新學説數據顯示，2010年至2015年期間，新增公立高中國際部數量達到129所，同比增長近1.5倍，是當時增速最快的國際學校類型。但2013年國家禁止新辦和擴招國際部後，民辦類國際學校勢頭漸盛。

英國老牌私校看中中國的機會，惠靈頓公學、哈羅公學、德威等品牌接連落户中國。英國私校協會（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今年1月的數據顯示，其成員校在海外共開設了69所學校，其中中國大陸就有29所，佔比最高。地產商如碧桂園、萬科也紛紛入局，借國籍學校的溢出效應，拉昇周邊樓盤價格。

新學説數據顯示，自2011年起，民辦國際學校數量增速以每年10%以上飛昇，2016年增速一度達到22.5%。到去年9月底，國際學校總數達到1359所，獲得各類國際課程或管理認證的學校有861所。

供給仍在膨脹，但需求卻停滯不前。以最熱門的留學目的地美國為例，美國國際教育協會發布的《美國門户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赴美留學人數的增長已降至近年來最低點，同比僅增長0.8%至37.25萬。相比五年前10.8%的增速，今年下降了整整十個百分點。

具體到本科階段，赴美學生數量不增反降，同比下滑了0.5%，只有14.8萬人。

製圖：柳書琪

“不可能一直高增長下去。”安瀛説，受限於經濟水平、歐美教育的承載量等因素，這個行業已經看得到天花板了。

袁拔算了一筆數，除去本科階段交換或短期項目的學生，出國讀全日制本科的學生約有8萬人，以1359所國際學校總數計，平均分配給每所學校只有六七十名高中學生，遠達不到一般學校的招生目標。這意味着，“一線城市的學位供給已經飽和了，甚至是過於飽和了。”

過去，中國經濟騰飛和全球化進程加速，帶動了這個行業高速增長。但在全球化退潮的時代背景下，留學生紅利衰退、申請競爭白熱化、學位供過於求等，種種現象都指向，發展了數十年的留學行業的瓶頸期已經到了。

安瀛預計到了瓶頸期的到來，此前他估計，“也就是近兩三年了”，只是沒預料到疫情和國際局勢加速了這一過程。

但安瀛並不焦慮。據2020年9月QS發佈的國際學生報告顯示，僅有4%的準留學生因為疫情放棄了留學計劃，大多數學生只是選擇延期或更換目的地。

製圖：柳書琪

他告訴《財經》記者，雖然疫情帶來了很多變化，但仍有很多方面保持不變：中國家庭對教育的重視、學生對跨文化交流的需求、歐美優質教育資源的集中度，以及國外大學對中國學生的歡迎程度。

其中最關鍵的，是國外優質教育資源的吸引，和國內高考的選拔體系。只要這兩點因素在可見的未來保持不變，依然會有大量的學生和家長選擇國際教育。

相比疫情，安瀛更緊張的是教育政策的明確與穩定。“疫情、美國大選都不過是短期情況，給國際教育行業帶來的也只是小幅波動。在義務教育階段，真正決定這個行業命脈的還是政策。”

田光成是浙江省發展民辦教育研究院院長、中國民辦教育協會研究分會副理事長，他對《財經》記者指出了義務教育階段的國際學校面臨的包括招生時間差、教材課程，和招生範圍三大挑戰。

最受關注的是公民同招政策（即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同步招生）。以往家長常按先民辦、後公辦的順序報讀，但這一新政徹底顛覆了民辦學校招生搶跑的優勢，二者被拉回同一起跑線。國際學校屬於民辦學校，也必須與公辦學校同步招生。

新政還要求，義務教育階段嚴禁引進境外課程、使用境外教材。這意味着，原本以國外課程和教材為賣點的國際學校很有可能競爭力大打折扣。因為如果授課內容與普通公辦學校無異，難有家長願意為高昂的學費買單。

此外，去年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中提到，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招生要納入審批地統一管理。換言之，在杭州審批的學校只能在杭州招生，在西湖區審批的學校只能在西湖區招生。

國際學校的收費通常高達十萬、二十萬元，區域受限後合適的生源將大大減少，招生工作愈加困難。“西湖區的學校招不滿，只能申請在杭州市招，但要想在浙江省招，目前還沒法突破。”田光成説。

這三大情況的變化，幾乎把國際學校和公辦學校拉到了同一個水平線上。中國大量有條件的家庭讓孩子走國際教育路線，一是國外優質教育資源的吸引，二是對國內高考體系的不認同，三是國內優質合作辦學大學項目的供給不足。

疫情導致的國際學校招生難問題，是長期矛盾的短期集中釋放。如果進一步看，國際學校招生難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和出國留學直接相關的高中部，小學和初中近年來擴張還是很快的，一些優質學校的錄取率達到1：4。隨着全球疫情緩解，國際大學還將會是中國富裕家庭的首選。

結合這些因素，國際學校的黃金時代是不是真的逝去了，目前無法給出定論，可以肯定的是，跑量時代過去了，精耕的時代來臨了。2020年，或者會是這個行業的分野之年。

“國際學校，難道就是出國培訓班嗎？”在採訪過程中，安瀛向《財經》記者提出了這個問題。在固有認知裏，進入國際學校是為了出國留學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但在留學退燒後，這一根深蒂固的觀念開始鬆動。

“雙軌制辦學”在業內探討中被頻繁提起。所謂雙軌，即一所學校同時擁有國內和國外的雙重升學體制，既可以留學，也可以高考，相當於為學生上了一道“內外雙循環”的保險。

此前具備雙軌模式經驗的國際學校並不多，只有天津英華國際學校、深圳厚德書院等少數學校。但今年以來，越來越多學校開始考慮這一模式。5月，廣州亞加達外國語高級中學宣佈開設了雙軌課程，學生在高考之餘可以通過“2+2”等渠道留學。

雙軌制是否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眼下的困境嗎？多位受訪者對《財經》記者表示，實行雙規制難度高、風險大，一方面要求學校對辦學格局重新進行全盤設計，另一方面學生也難以做到高考留學雙準備。“不要輕易轉軌，轉軌沒那麼容易。”袁拔強調。

正在讀高三的宋睿最有同感。他盤算過，如果現在臨時準備明年的高考，獲得好成績的概率渺茫，而降級重讀的時間成本又過高。相比參加高考，他和他的同學都傾向於多申請幾個國家的大學。

即便是早做準備，留學競爭的高度“內卷”，無形中也加深了兩條出路間的溝壑。對宋睿來説，留學、國際教育本是區別於高考和應試教育體系的另一個選項，但現在它正在逐漸變味成另一種“應試”。

原本達標即可的託福、SAT考試，現在卻如同軍備競賽科目。宋睿所在的深圳某名牌中學國際部，每個學生都在為了留學申請焦頭爛額。“以前高中生託福七八十分也可以，現在我們的要求都是110以上（滿分120）。以前SAT滿分2400的時候，考到2100就不錯；現在滿分改為1600了，考到1500都還不算高分。”宋睿頓了頓説，“所有人都在拼命地刷。”

連社團活動、學術競賽、志願服務這些最能體現素質教育的活動，都被準留學生們看作是敲開頂級名校大門的考試科目。為了“刷經歷”，有人馬不停蹄地參加完一場活動，又要趕赴下一場。

“幾乎沒有人能同時兼顧留學和高考。”宋睿總結。肖經棟估算，能遊刃有餘地兼顧二者的學生人數，全國頂多十來人，基本都是提前保送國內高校的競賽生。

事實上，在諸多雙軌制的實踐中，學生在一定階段同樣會分流，轉向一門心思備戰高考或留學，並不存在雙重保險的優勢。

就算只是開設兩類升學通道，對國際學校而言也絕非易事。過去以高考為主軌的學校增加留學軌道，是通過強化英語課程逐步實現的，而現在以留學為主軌的學校想要加入高考競爭，則需要重新設計教學計劃和培養體系。這對學校的人力、財力、管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只是在升學年級做大量備考措施是不負責任的。”袁拔説。

另一種更值得期待的內循環是國內教育的國際化。

從去年開始，安瀛一直在釐清一個問題，國際教育與中國教育絕非互斥關係，而應該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國際學校的自身定位，也不該只是出國培訓班，而應該是提供一種更國際化的教育體系、文化氛圍。

這種思考已經有了初步落地的土壤。今年疫情的特殊情況下，一批無法出國讀書的學生轉向了中外合辦項目。9月教育部宣佈90個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可以考核招錄出國留學生，在原有招生指標外增額錄取。

尤其是中外合作辦學大學，它們的課程評價體系、師資、培養方案都與國外大學無異，可以和國外大學學分互認。教育部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全國共有10所中外合作辦學高校，不乏上海紐約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崑山杜克大學等國際知名大學的分校。

袁拔告訴《財經》記者，過去這類學校只接受高考生，但今年的增額錄取相當於給國際高中學生打開了一扇大門。目前中外合辦大學正在與教育主管部門協商，從明年開始，承接國際學校學生的大學，不一定是國外高校，也可以是國內的中外合辦大學。

現有的問題在於，目前國內優質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供給還十分有限。2019年，上海紐約大學招收中國學生的名額僅有226人，但申請人數突破了2900人，錄取率低至8%，競爭激烈程度不亞於211高校。

如果未來供給問題能夠被滿足，那麼相當一部分留學需求將由這類高校承接，“國內留學”有可能成為一種常態。

更深刻的變革來自更低齡的義務教育階段。在被禁止使用境外課程、教材後，現實的因素擺在眼前，高昂的學費定價必然要有與之相配的產品和服務，否則沒有家長會心甘情願地買單。

國際學校被迫思考同一個問題，如何在規定動作內進行教育創新、如何體現國內課程的國際性。

英文授課、國內與國際課程融合、國際交流活動等，都是國際學校在小學、初中階段新的嘗試。國內體量最大的國際教育集團楓葉教育(01317.HK)原本主要引進加拿大課程，目前已推出自主研發的國際課程，這意味着此前的國際教育中國化，已經轉變為中國教育國際化。

肖經棟用上海諺語形容，這是“螺螄殼裏做道場”，既有在狹窄的空間求生存的無奈，也有施展多樣性的創造力。

這實際上起到了倒逼作用。肖經棟認為，如果在義務教育階段，這套兼具中國教育和國際教育雙重特色的體系成熟了，那麼未來也許能把中國獨特的國際課程推向世界，中國教育也將成為國際舞台上受到認可和重視的參與者。

安瀛也在探索國內教育與國際教育的融合。隨着越來越多中國留學生在畢業後選擇回國，拋棄“出國培訓班”這一定位愈發迫切。

教育部數據顯示，2010年時出國留學生人數與回國人數比例約是2:1，而到了2018年，回國人數佔到了留學總數的78%，絕大部分留學生都會選擇回國。

製圖：柳書琪

國際學校過去總是希望培養“出得去、留得下”的學生，幫助學生適應國外的學習和生活。但如果大部分學生在完成學業後最終會回到國內，原本的教育體系就應當重新調整，加大中國語言和文化的比重。安瀛新的目標則是讓學生“出得去、留得下、回得來”。

“我不認為外部環境的變化會給國際教育帶來多大的傷害，其實它會給你釋放更大的空間，只是大家需要更長的時間去意識到這件事、採取更切實可行的應變措施。”肖經棟説。

（應受訪者要求，王秋陽、程暉、宋睿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