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屆高三老師，在直播間“送”學生去高考

考場上的課桌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班主任張勇電腦屏幕裏43個排列整齊的方框。攝像頭對準學生們的上半身和試卷，他們埋頭答題，不同樣式的書桌在鏡頭裏露出一角，背後是牀、書櫃、窗簾、落地衣架。

這是6月1日上午，天津市南開中學高三學生的最後一場模擬考試，張勇負責監考。受疫情影響，天津市高三學生停課居家。模擬考，也只能在線上進行。

張勇掐着表，時不時看一眼屏幕裏戴着口罩的學生們。高考時，學生們被要求全程佩戴口罩。為了模擬真實的考場狀態，張勇叮囑居家的學生們戴上口罩考試，適應高考狀態。

九點四十分，考試結束。張勇的麥克風取代了線下考試的鈴聲，“同學們抓緊時間拍照、上傳答題紙，以免因平台系統關閉錯過提交。”

這三年，張勇已經數不清經歷了多少次網課，上課、考試、批改作業，一切都被放在了線上，他成了直播間裏的高三老師。

高考前一天，張勇和同學們終於回到了學校，兩隻粽子被高高掛在教室的門框上，寓意着“高中”。6月7日早晨，像每個送考的班主任一樣，張勇和學生們在考場門口相見，跟他們完成最後的擊掌祝福，“金榜題名！”

6月6日，天津市南開中學，兩隻粽子掛在高三班級的門框上，寓意着“高中”。受訪者供圖

直播課的一天

5月23日早晨七點，網絡會議室已經開啓，一個個視頻畫面陸續加入。

如果不是疫情影響，早自習的課桌前應該坐滿學生，讀書聲縈繞整座教學樓，而張勇會繞着課桌和講台來回地走。

但現在，這屆高三開始了第三次“網上衝刺”。七點半，全班到齊，43名高三生在書桌前就位，他們埋頭對着課本，嘴巴唸唸有詞。

卧室代替了教室，不一樣的畫面出現在屏幕裏。有的攝像頭擺得端正，整個上半身佔滿了鏡頭，有人身後能看到貼着“福”字的大門，身側還露出了被子的一角。也有幾個人使用了虛擬背景功能，夜幕成了整幅畫面的背景，在黑得發紫的天空中，戴着黑框眼鏡的少年突兀地出現，周圍繁星閃爍。

隨着少年微微側身，攝像頭識別不到人像了，畫面被一張壁紙佔滿。張勇開始觀察屏幕，如果幾分鐘後，仍然只見虛擬背景不見人，他就會打開微信，聯繫學生或者家長，“怎麼還沒進課堂？”

居家胖了二十多斤的張勇戴着耳機，讓視頻畫面將他圓圓的腦袋框住。由於畫幅限制，他不能像線下授課一樣比劃手勢了。學校沒有規定班主任早自習時一定要到場，但張勇還是堅持來了，他觀察着學生們的狀態，然後將倒計時發到班級微信羣，“距離高考還有14天。”

時間不多了，但居家的狀態總是相對鬆弛的。鮑雙萍是吉林省一所縣城中學的語文老師，前不久，她也陪着這屆高三學生經歷了一次網課教學。她剛一打開視頻，一個穿着睡衣的學生從屏幕上彈出來，他還躺在牀上，睡眼惺忪。有人開始在評論區裏“哈哈”大笑，鮑雙萍趕緊點他的名字，“你快把攝像頭關了。”

對於極度缺覺的高三學生而言，幾步之遙的牀成了最大的誘惑。張勇常在第一節課點進會議室抽查，在這所市重點中學裏，基本沒有學生缺勤，但偶爾也會有人睡過頭，直到第一節課都沒有上線。

到了晚上十點，晚自習結束。鮑雙萍記得，過去，下課鈴快響的幾分鐘，喧鬧聲就開始蔓延了。有人帶頭收拾書包，把抽屜和凳子挪晃得咯吱作響，一副迫不及待下課的樣子。

而現在，放學就是退出會議室。連着好幾天，一些學生在評論區説完“老師再見！”，卻滯留在會議室裏。他們始終拿着筆，在面前的資料上勾畫着。直到夜裏一點多，還有一名學生沒有退出。班主任先熬不住了，只能給學生家長髮消息，“你再陪陪他，我熬不住了。”

張勇上網課時的狀態。受訪者供圖

“看不見”的課堂

上課上到一半，會議室的人數突然“+1”。是戴舟出現了，她是黑龍江省的一名高三班主任，像突然出現在教室窗口一樣，網課期間，她總會突然在會議室現身，翻看着學生們的視頻畫面。

戴舟面對的，是一羣在省示範高中就讀的學生。六點剛過，就有人陸續加入電子會議室，提前開始早自習。屏幕上的一個個小方塊裏，學生們將校服穿戴整齊，端坐於書桌前，通過麥克風，朗朗讀書聲從電腦傳出來。

像線下上課時一樣，紀律並非戴舟需要操心的事，但當課堂變得“看不見”了，她總怕有紕漏。按照學校的要求，學生要開兩個攝像頭，一個對着身體正面，一個對着身體側面。這讓戴舟有了機會抽查。她會出其不意地出現在直播課堂上，“當班主任，就是要和學生們鬥智鬥勇。”

但秦潤芳要先想辦法解決家裏的孩子，她是河北的一名高三老師。她居家授課期間，剛上小學的孩子也停課了。有時候孩子會突然闖進鏡頭裏，順着麥克風，“媽媽！媽媽！”的叫聲傳到對面二十多名學生那裏。

秦潤芳尷尬不已。線下授課時，她的課堂從未被生活打斷，而現在，那個四四方方的視頻畫面，直接連接了她的生活，偶爾，秦潤芳穿的睡衣露了出去，這一次又不小心曬出了孩子。她只能趕緊牽着孩子走出畫面，找出一部動畫片，牽制住孩子。

一些學校不要求學生開攝像頭，而是選擇用軟件記錄學生的在線時間。但鮑雙萍覺得，這樣的方式給了學生鑽空子的機會，她不覺得自己的學生都在聽課，否則當她點人回答問題時，迎來的不會是一陣沉默。

“老師我沒有麥克風”“老師我信號不好”，學生的理由總是很多，有的乾脆就不説話。鮑雙萍對着電腦屏幕，猜不出對面到底發生了什麼。

為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鮑雙萍會增加互動，她問大家，“這題選什麼？大家在評論區留言。”但只要有了第一個“C”，一連串的“C”就出現了，沒有一個人選擇其他答案。

無法面對面溝通的課堂，變得難以掌控。“老師，第二題我為什麼錯了？”“那第六題呢？”一位同學不停地提問。他一會兒開麥克風，一會兒在評論裏打字，鮑雙萍剛想講課，下一個問題又出現了。

電腦也可能出現意外。一天，鮑雙萍剛將PPT投屏到會議室，電腦就壞了，屏幕卡在投屏界面，點什麼都動不了。學生們在評論區裏七嘴八舌，“老師你點這個點那個，但是都沒用，整整25分鐘就沒了。”

高三學生隔三差五面對的考試，則成了網上授課中最讓人擔心的環節。劉懷遠在上海教高三，他的學校找到一個軟件，派發試卷時，可以隨機打亂題目順序。同一套試卷，每位同學拿到手的，都是順序不一樣的題目，而且每道題都得在規定時間內上傳，完成後才會出現下一題，防止同學通過網絡互傳答案。

但對於語文默寫題而言，防範起來則更加困難。將答案拍照上傳的那幾秒，給了學生翻書的機會。網課期間，鮑雙萍的學生能把默寫題的平均分拿到六分，但復課迴歸線下後，平均分立刻跌至兩分。

“讓學生守着電腦上課，就像讓孫悟空守着蟠桃園。”鮑雙萍始終為網課的質量擔憂，“每天都絞盡腦汁地想，要怎麼講課。”她睡前也想，吃飯也想，洗菜也想，十來年的教齡，上課本對鮑雙萍而言並不是大問題，但現在，她不知道怎麼面對眼前的電腦。以往，自己的一句話、一個語氣詞都可能引起學生的表情變化，若是發現誰在神遊，點個名字就起到了警示作用，而現在，電腦不會給她任何直接反饋。

偶爾，鮑雙萍會去看網絡直播，試圖尋找主播們吸引流量的規律。“不要998，不要398，不要298，不要198，甚至不要98，68塊8給你立刻秒！”主播對着鏡頭一段一段地喊，像敲起了鼓點，帶着鮑雙萍跟上了直播的節奏，她想，“這可能是靠數數、排比句，讓人受到刺激，產生慾望。”

鮑雙萍對比自己的課堂，嘆了一口氣。“君子曰：學不可以已。君子就是有學問的人，已就是停止。”話才説到第二句，她心裏就開始發慌，她沒法確定，那些在線賬號的主人，到底在不在電腦前坐着。

她擔心的事情確實發生了。復課後，學生們在講台下起鬨，“老師，你那堂網課我壓根沒聽！”鮑雙萍氣得不知道説什麼好，“你們真是我教過的最差一屆學生了！”

6月1日，南開中學高三學生在線上經歷最後一次模擬考。受訪者供圖

額外的工作

上網課的這些天，張勇已經習慣了用手寫板代替了黑板，他邊講課，邊在上面寫寫畫畫，偶爾還騰出手，用鼠標點擊PPT翻頁。一旁是高拍儀，這是他的備用設備，如果手寫板出了問題，他就會在紙上寫好後，通過高拍儀呈現。

如今，電腦、高拍儀和手寫板，成了張勇的“網課教學三件套”，他走到哪兒，就帶到哪兒。疫情總是突然侵襲，三年的經驗告訴他，要做好隨時切換線上線下的準備，不然萬一突然被隔離，連折返回去取東西的時間都沒有，“這畢竟是高三的最後階段。”

戴舟還記得，本學期第一次接到停課通知，是在三月的一個早晨。清晨六點十分，戴舟套上衣服正要往外衝，一通電話打了進來，“快通知學生們，今天都別來學校上課。”她挨個給學生家長打電話，“又該上網課了。”然後奔赴空無一人的學校，取出教學用具，再回到家時，還不到八點。

進了家門，戴舟就開始配合學校做流調工作。一共九個疫情相關地區的到訪排查，得覆蓋到所有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微信接龍發出後，陸續有家長開始填寫信息。她一邊等待反饋結果，一邊給封控區和管控區的學生分別建羣，發放行動軌跡表格，收集他們的健康碼和核酸檢測結果截圖。

接到戴舟電話的時候，一位家長正在給患者修牙，他是一名牙醫，無法保證時時在線。但每個排查的時間限制在20分鐘之內，眼看着時間流逝，戴舟只能給沒反饋的家長打電話。

中午，戴舟囫圇吞下媽媽送進書房的兩個包子，然後又開始發表格、打電話。直到晚上六點，她才結束這一天的流調工作，開始為第二天的線上課做準備。

這學期，黑龍江一共停過三次課。每次一停課，戴舟就要開始做流調排查，一做就是好幾天，有時候到了晚上十一點，戴舟還不敢睡覺。她笑稱，“現在最瞭解你行蹤的，不是你的另一半，而是你孩子的班主任。”做過多遍台賬之後，她記住了不少同學家長的信息，“精確到她在哪條街上的理髮店，我連她倒班時間都知道。”

正常的教學進度仍得推進。鮑雙萍給學生們講題目時，最怕遇到閲讀理解，她總要拿着手裏的大段材料，坐在電腦前一字一句地打。而批改試卷時，作文則成了最耗時的一項。字數是一項重要的評分依據，學生們沒有畫好線條的答題卡，樣貌不同的紙張被拍照上傳，作文的字數難以判斷。鮑雙萍只能把圖片放大，湊近屏幕，對着密密麻麻的字數出幾行幾列，然後大概估算個字數給分。

線下課堂的小蜜蜂擴音器用不上了，嗓子可以休息了。可眼睛被累壞了，盯着屏幕太久，鮑雙萍先是嘗試做眼保健操，後來又買來蒸汽眼罩、按摩儀。可時間久了，她還是得了結膜炎，直到現在都沒有好。

在上海封控區生活的劉懷遠，則有了更要緊的事。整個四月，鬧鐘都提前到六點，鬧鐘一響，劉懷遠就要打開手機，上網搶購蔬菜。菜沒搶到，他就只能轉戰各個微信羣，尋找社區團購。

空間的秩序被打亂，一些家庭矛盾也被激發。劉懷遠曾經接到一位家長的電話，來者怒氣衝衝，聲音又夾雜着些許委屈。封控在家後，家長髮現，網課直播時，孩子一會兒玩手機，一會兒在家裏走來走去。家長忍不住呵斥，直到兩人越吵越兇。

絕望之中，他找劉懷遠尋求辦法。“你每天在家裏做飯，照顧他，他認為你是個好爸爸，你就已經圓滿完成任務了，課堂教育就交給我們。”劉懷遠總是好言安慰。

但他心裏想，“你終於知道自己家小孩有多難管了。”

張勇班上的學生在上早自習。受訪者供圖

一切為了高考

5月7日上午，上海市疫情防控新聞發佈會上通報：根據當前疫情防控形勢，上海市秋季高考統考延期至7月7日至9日舉行。

長久居家學習，來找劉懷遠聊天的學生明顯增多了，儘管他並不是班主任。

“我為什麼這麼倒黴，高三這年碰上這麼多事。”微信裏，有學生抱怨，“完蛋了，我沒書讀了。”剛經歷的這輪考試，她的成績往後掉了27名，原本擅長的英語也比平時少考了15分。而她的小區有陽性病例，她很擔心，“萬一不讓我考試怎麼辦？”

劉懷遠看到消息後，開始組織語言，一條條地回答她的疑問，“我就是反覆告訴她，全市高三學生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不止是她一個人這樣，在全市一起競爭的情況下，剛好利用這一個月再多複習一輪。”他一邊回覆消息，一邊將事情告知班主任，他們決定在接下來的日子裏，稍稍放鬆管理，讓學生們以更鬆弛的狀態面對高考。

在鮑雙萍的學校裏，有學生在某次線上考試時，不小心傳錯了題目順序，學生的成績受到影響，總排名下滑。班主任怕學生失落，只能一次次找他談心，又一次次找家長溝通。

也有學生前來“自首”。一次復課後，有學生找到戴舟，説自己前些天有節網課沒上。習慣於“抓”學生的戴舟有些驚訝，“你為什麼要來和我説這個？”學生有些不好意思，“我和你説了這件事之後，就會覺得羞愧，萬一哪天再上網課，就不會溜號了。”

有時候戴舟會在課堂上問，“大家的心情怎麼樣？”2020年首次面對疫情時，這羣學生還在讀高一。那時剛剛分學科，隔着網絡面對陌生的同學和老師，好幾名同學上課聽不進去，他們問戴舟，“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復課？”

戴舟一個視頻電話打過去，便能瞭解他們的生活近況，然後用各種各樣的政策和新聞來安慰他們。

高考前，學生們給戴舟送來賀卡和鮮花。受訪者供圖

高三的課堂上，當戴舟又問大家情緒怎麼樣？同學們卻樂呵呵地回答。已經沒有學生再因居家而憂愁了，更沒有人找戴舟談論這些。防疫已經融入了所有人的生活，戴舟發現，一些同學的作文素材裏，出現了穿着防護服為大家做核酸檢測的醫生，還有在社區為大家測温掃碼的志願者。

戴舟偶爾會説，“我不知道疫情什麼時候結束，但我知道你們的高中什麼時候結束。”高考成為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學生們聯繫老師，都是為了詢問高考的知識點。

家長們也在為孩子們的高考而努力。這些天，微信裏發的“14天內有沒有離開本市”，40多個學生家長的接龍都是“沒有”，而在此之前，他們的行程軌跡總會讓戴舟忙上好半天，“都是為了高考，怕給孩子增加風險。”

6月6日早上八點，張勇的學生們回到了教室，倒計時的標語還停在“距離高考還有17天”。

張勇對學生們做最後的囑咐：注意天氣變化、注意飲食清淡，不要着急，“失眠是正常的，哪怕晚上睡不着覺，第二天照樣能考試。”發了考試承諾書和條形碼之後，學生們開始脱下校服，讓同學在校服上籤下名字，然後拍起了合影。

“三年，三年，又三年啊。”張勇在朋友圈發了合影。

最後一課，張勇有些不捨，但高考在即，他不願再烘托離別的氣氛，影響大家的情緒，只説，“認真對待，但不要過於緊張，這不是人生唯一一場考試，路還長着呢。”

張勇沒有告訴學生們，如果疫情允許，他還盼着高考後能有機會相聚，再為他們唱一首《鳳凰花開的路口》，“時光的河入海流，終於我們分頭走，沒有哪個港口是永遠的停留。”

高考前最後一天，戴舟的講台上擺着蛋糕，兩艘船在藍海上揚帆起航，同學們將它瓜分，然後把奶油抹得臉上到處都是。捧着同學們送來的鮮花和賀卡，戴舟站在講台後面哭了，想起過去朝夕共處的三年，她説，“往後珍重”。

對她而言，又一個三年結束了。高考就像一個短暫停歇的路牌。暑假過後，她將再赴下一個三年。

（鮑雙萍、戴舟、秦潤芳、劉懷遠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汪暢 實習生 王亦心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