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的高考延遲到了7月。這與我當年參加高考的時間很接近，引起了我對當年高考情況的一些回憶。
1961年9月1日開學後沒幾天，高三年級就進行了文理分班。我因為早就對新聞和法律感興趣，所以毫不猶豫就報了文科班。也就在那一刻，我告訴自己：從今天起，正式進入了備戰高考模式。
説進入備戰模式，可當時氣氛遠沒有那麼濃厚。高三還有一年的學業要完成，總不能只複習，不學習新的知識。雖然是文科，但數理化不學不行，會影響畢業。不能畢業，何談高考？再説了，高中三年的知識，如果僅僅學了兩年的，豈不是嚴重縮水？含金量也會降低，我絕不能這麼做。因此，高三的第一學期，我仍以當下課程的學習為主。雖然選擇了文科，但對數理化並沒有放鬆，只是在閒暇時間，我會反覆考慮高考複習計劃。到了當年年底，這個複習計劃已經成形，就待執行了。
那年，高三課程到4月底陸續結束，並舉行了畢業考試。我的高考複習計劃早在年初已經開始執行。除了政治之外，其他各科以課本為主，拒絕任何複習提綱和參考書。對各科按照不同情況進行分類，有針對性地安排複習時間。在原有複習的基礎上，從5月份開始，一個月為一個階段，共兩個月時間。7月20日高考，複習時間安排到了7月16日。7月份的半個月，對各科從頭至尾再來一次重點複習，主要抓薄弱環節的強化工作。
在整個複習過程中，我始終堅持作息時間與全校其他班級同步，不“開夜車”、不延時，聽鈴聲就寢和起牀，星期天繼續在教室複習。我們班教室位於校園的東北角，獨立在一個平台之上，沒有相鄰的教室，外邊有一座假山和一些樹木，環境安靜清幽，很適合看書學習。我平時總是搬上一把椅子，帶上需要複習的書本等，到假山下一坐就是半天，無人打攪，精力集中，效率頗高。在兩個半月的複習時間裏，除了下雨，我幾乎沒離開過這一方小小樂土。經過這樣反反覆覆地複習，當時大部分課程真的快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我信心滿滿，就等着上“戰場”了。
可能大家已經注意到，我的複習計劃在高考前的三天時間完全處於空白狀態，沒有任何學習計劃。這是我有意安排的，而且這個計劃在高三第一學期就定下了，始終未作變動。這三天的休息是對自己高三一年來辛苦付出的犒勞。決不再翻書本，而是去遊覽周圍的景點，給自己放個假，讓自己精力充沛，輕鬆愉快地走進高考考場。
説起當年高考往事，跟今天真是不可同日而語。那個時候，全國高校數量少，規模又小，最大的大學在校生也不過八千人。這且不説，當年全國正處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有的大學完全停止招生，有的部分停止招生。事後才知道，我們高考那年，全國一共只招生11萬人。面臨這樣的局面，高考學子的升學競爭激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要想給自己打開一條通向大學的通途，那就全憑自己的付出和運氣了。
其實，難的不僅僅是高考本身，填報志願也不輕鬆。我們7月下旬高考，填報志願的時間卻在轉年2月。大學招生人數少，招收文科生的就更少。我原本打算選新聞專業，但全國高校中，只有人大和上海復旦有新聞系，怎奈當年人大新聞系不招生。這樣，報考新聞系的計劃就“泡湯”了。我排在新聞之後的志願是法律系，北大和人大都設有法律系，可惜的是，人大法律系不招生。另外，北京還有個政法學院，但其屬於一般院校，外地政法院校又不對北京招生。這樣重點院校只能報北大一個志願，一般院校只能報北京政法學院一個志願，其他的志願只能由別的專業來湊，因此符合心意的很少，選來選去，總覺得不滿意。結果兩類志願，一共只填了十個，其餘五個只能空缺了。
如今，每年的高考都是社會關注的熱點，考生更是受到家長、學校和社會各界的呵護與關愛。與此相比，我們那時就粗放多了。高考那幾天，如果家裏沒有參加高考的孩子，恐怕根本沒人知道。那年高考日期是7月20日、21日、22日三天，烈日炎炎，酷熱難耐。我們住校生和平日一樣，在校吃住，並未享受什麼特殊照顧，卻照樣吃得香、睡得熟。高考也一樣交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卷。
我們那時候高考，一旦考完，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通知書，所以考完試我就回鄉下老家了。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我的錄取通知書為什麼會直接寄給班主任詹之娥。只記得，詹老師接到我的通知書後，通知到我父親的工作單位，父親再告訴了我。之後，我到詹老師家裏取回了通知書。我被錄取了，但不是第一志願北京大學。當時高考不公佈成績，更不允許查分，我不知道問題究竟出在了哪兒。結果是：北京大學拒絕了我，中國人民大學向我敞開了大門，雖然沒進入新聞和法律專業，但我依然滿心歡喜。
來源: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