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將領有多強悍？八位上將珍藏的長征記憶

    那八雙蒼老而堅定的眼睛，一直閃現在我們的眼前。

    儘管他們當中的最後一位，都已經離開了我們。然而，每當談起長征，我們總會想起這八位老人曾經講給我們的故事。他們是最後離世的八位參加過長征的開國上將。20年前，當我們沿着他們的足跡重走長征路前夕，他們用珍藏在心底的記憶，將我們帶進了他們的青春歲月。

    那一年，他們中間年齡最長的89歲，最小的81歲。

    他們是：蕭克、王平、宋任窮、楊成武、張宗遜、張愛萍、洪學智、陳錫聯。

蕭克

    硝煙遮不住青春的面孔——55位戰將在抗美援朝勝利兩年後，組成了世界上年齡最小卻戰傷最多的上將方陣。他們中間，90%參加過長征。

    那個背影挺拔而倔強。令人難忘。

    京城的第一場春雨驟然而至，彷彿滌去了一個季節裏古老城牆上全部的積塵，催開的迎春花綻放成海，裝點着整個都市，一直伸進一條深深的小巷。

    蕭克將軍戴着一頂長檐帽，在雨後濕潤的庭院裏走着。獨自一人這麼走，已經許多年了。因為年邁，他走得並不快，但每一步都堅強而自信，且悄無聲息。讓誰都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位老兵。

    走到一方台階前，有人想攙扶他一把，被他拒絕了，自己邁動一雙88歲老人的腳登上了那高高的石級。將軍拒絕攙扶，因為他是一個一生都在槍林彈雨中走路的軍人，翻越的山十倍百倍於他的年齡，千百次跌倒在崎嶇的山路上，又千百次自己爬起來。從1958年開始，將軍因為所謂的軍事教條主義受到錯誤批判，直到1972年才重返軍事舞台。雖然歷盡坎坷，但將軍的腰板一直硬朗，腳步邁得穩穩當當。

    年輕的時候，蕭克走路的樣子一定疾步如風。1926年，他從軍北伐，在葉挺的鐵軍裏奮勇廝殺，遠征的腳步一直走到南昌城頭；1934年7月，他帶領紅六軍團率先西征，把紅色的戰旗從井岡山下一直舉到了六盤山之巔。他所在的那支隊伍最早離開江西，最晚到達陝北。

    由紅二、六軍團匯合而成的紅二方面軍，是唯一一支在長征的起點和終點人數保持基本不變的部隊。它以善打運動戰聞名，在黔西南方圓千里的烏蒙山區，二、六軍團靠着兩支腳，拖垮了敵軍5個縱隊的追剿。僅從長征線路圖上可以看出，二、六軍團極有可能是長征里程最長的部隊。如果把紅六軍團長西征作為紅軍長征的序幕，蕭克無疑是長征隊伍裏走得最遠的人之一。

    這位被國民黨拿來與賀龍一起並稱為“蕭賀匪首”的紅軍將領，26歲擔任軍團長，28歲擔任方面軍副總指揮。在這一級的將領中，是最年輕的。

    長征那一年，中央紅軍隊伍裏的宋任窮、張宗遜、張愛萍、楊成武、王平，平均年齡24.4歲。26歲的張宗遜先是擔任中央縱隊參謀長，接着又擔任紅三軍團四師師長；25歲的宋任窮與陳賡搭檔，擔任幹部團政委，此前就當過紅五軍團十三師政委；24歲的張愛萍任四師政治部主任；27歲的王平任紅三軍團四團政委。而20歲的楊成武，已經是紅一軍團二師四團政委。這個團是中央紅軍最精鋭的團隊之一，長征中一直擔任全軍前衞。

    西山。幾株飽罹山風卻愈發挺拔的青松，環繞在楊成武將軍的窗前。身經百戰的老將軍讓人打開窗户，接受我們的採訪。

    松風溢滿廳堂，將軍白髮如銀，精光閃爍。正是這雙不老的眼睛，紀錄過中國現代戰爭史上許多慷慨奇絕的畫卷。

    老人回憶，1934年，廣昌戰鬥撤退時那個清霜滿天的秋天，我剛好20歲，長征開始了。到1935年10月，隨毛澤東、彭德懷率領的陝甘支隊看見黃土高原上中國最後一塊紅色根據地飄揚的鐮刀斧頭旗幟，我21歲了。

    將軍平靜地説:“長征，我走了一年零兩天。”

    這367天，是一段怎樣艱苦卓絕的日子啊！

    美國記者斯諾這樣評價長征：不論你對紅軍及他們的政治主張作何看法，都不能否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一場偉大的壯舉……與它相比，漢尼拔越過阿爾卑斯山就像一次假日遠行。

王平

    自古英雄出少年。那一代的紅軍將領，都是戰爭中的英雄。年輕的英雄身上，同樣也發生着年少懵懂的故事。擔任紅四師政委的黃克誠高度近視，暗夜行軍，為了防止跌破眼鏡，就讓警衞員在前而用一根棍子牽着他走。有時和團政委王平走到一起。王平故意作出過水溝的樣子，一會跳一下，黃克誠也跟着跳，接連幾次才發現上當。於是後來的大將大罵後來的上將是“搗蛋鬼”。

    “我再也不騙他了，可又走了一截，他發現前面那位停了下來，就上去拍了一下，説，‘你怎麼不走了?'周圍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來。原來，前面是頭驢子。”

    王平是八位當時健在的參加過長征的上將中年齡最大的一位。説起這段大將與上將之間年輕時的軼事，已經89歲的王平臉上竟然泛起了幾分少年才有的頑野笑意。

    他們曾經是如此的年輕。他們的生命花季也和今天喜歡夢想的年輕人一樣美麗如詩——只是，腥風血雨使理想和信念的花朵更早地開放了。

    在八位上將中，來自紅四方面軍的陳錫聯年齡最小。在他的故鄉湖北紅安，出了223位開國將軍。陳錫聯19歲擔任紅四方面軍十一師政委，4次身負重傷，子彈3次穿過身體……戰場上的隆隆炮聲，使這位新中國第一任炮兵司令員過早地失聰。當我們向他獻上一束盛開的百合時，將軍挺直了高大的身軀，用爽朗的笑聲表示感謝——那支接花的手，卻只有四個手指。

    美麗的花瓣，傷殘的手指，在我們眼裏構成了一道完美的風景。

    戰傷，是那一代軍人的勳章。洪學智將軍也曾多次負傷，這位中國軍隊歷史上唯一一位兩度被授予上將軍銜的戰將，還是二等傷殘軍人。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開始長征的時候，22歲的洪學智已經是四軍政治部主任。我們提出看一看將軍的勳章，將軍拒絕了，他一揮手説:“這代表不了什麼？長征時，我們哪裏會想要得到這些！”

    就是這樣一羣年輕人，創造了令世界震驚的奇蹟。

    跋山涉水、爬冰卧雪、草根果腹、皮帶充飢……僅中央紅軍367天的長征中，就進行了300餘次戰鬥，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戰；二萬五千裏征程上，日均行軍74裏……當這批年輕得不能再年輕的將領走完長征的時候，他們的面前，已經不再有無法逾越的山了。

    抗戰之初，楊成武擔任晉察冀軍區一分區司令員，指揮部隊在黃土嶺之戰中擊斃日軍中將阿部規秀。那一年，楊成武25歲，而“凋謝在太行山上”的“名將之花”阿部規秀52歲。

    抗美援朝，洪學智出任志願軍副司令員，協助彭德懷一連組織了五次大規模戰役，使二戰時期名噪太平洋的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黯然去職。抗美援朝開始的時候，洪學智37歲，麥克阿瑟70歲。

    那是一場完全不對稱的戰爭。美軍投入到朝鮮戰場的飛機多達1100多架。兼任志願軍後勤司令員的洪學智奇蹟般地建起了一條“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後來，一位來訪的美國將軍問洪學智畢業於哪所軍校，他爽朗的聲音如洪鐘：“美國空軍，是美軍逼出來的。”美國將軍先是一愣，接着也是一串笑聲。

    抗美國援朝戰爭勝利兩年後，55位共和國第一代上將組成了世界上年齡最小而戰傷最多的上將方陣——這一年，王平48歲，蕭克和張宗遜47歲，宋任窮45歲，張愛萍44歲，洪學智42歲，楊成武41歲，陳錫聯40歲。

    當年，他們帶着黑色的眼睛和夢想遠行，硝煙和血色青春合成生命里程中一塊高立的碑。他們和他們留在遙遠地方的痕印，變成了今天的傳奇。

宋任窮

    悲壯的征程——面對“把活路堵死、向死路求生”的生死抉擇，他們隨着那支不死鳥一樣的隊伍在去向渺茫的“絕路”上獲得了新生。

    我們靜靜地聆聽着老將軍講述昨天的故事——

    1935年早春，黔北無際的山巒霧嵐瀰漫。1月29日到2月21日，紅軍兩渡赤水，然後突然回師遵義，紅一、紅三軍團於2月5日晚攻佔婁山關。蔣介石嫡系吳奇偉縱隊向遵義撲來，紅軍向運動中的敵人發動猛攻，張宗遜率紅十團搶佔老鴉山，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右腿。他被送進紅軍總衞生部，缺少麻藥，醫生在他昏迷狀態為他取出彈頭——清除掉爛肉，竟然可以從子彈的進口看到子彈的出口。這位24歲就擔任紅軍軍長的黃埔五期畢業生，在漫長的戰爭歲月中曾多次負傷，這是傷勢最重的一次。

    躺在簡陋的野戰醫院裏，張宗遜昏迷幾天幾夜，睜開眼，得知一位日本醫科大學畢業的醫生為他保住了傷腿，不禁欣喜若狂。

    許多老紅軍曾對我們説，長征路上，不怕戰死，就怕負傷，更怕腿部受傷，最怕截去下肢，因為誰都不想拖累戰友。同樣也是在遵義城負傷的紅十二團政委鍾赤兵傷口感染，不得不截去右腿，靠着一條腿走完了從黔北到陝北的路。

    遵義戰役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勝利戰旗上，留下了另一位年輕戰將的鮮血。

    遵義城以河為界，分老城新城兩部分。紅軍佔領新城街市後，敵軍退守老城。隨十一團行動的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和團政委張愛萍躲在一個小土墩後面觀察敵情。“一開始，是我拿望遠鏡在看。”張愛萍將軍陷入了深深的回憶，“後來，鄧萍從我手中接過望遠鏡，探頭觀看。過了一會，他頭一歪，滾到我懷裏。”張愛萍以為是參謀長在開玩笑，直到有黏稠的紅色液體從鄧萍的頭上汩汩冒出，才知道鄧萍中彈了。

    半個世紀後，一位雕塑家把這一幕鐫刻成了永恆。鄧萍與彭德懷、滕代遠一起領導了平江起義，犧牲時年僅27歲。

    殘陽如血，這支得勝之師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85歲的張愛萍60年後追憶這一幕時，老淚縱橫。晚風吹動庭院裏的千竿修竹。在晶瑩的淚光中，我們想起了一位追尋紅軍足跡的年輕詩人寫下的詩句：地址成了遺址，笑容成了遺容，墓表示苦難，碑表示光榮，一樣深刻也一樣恢宏。

楊成武

    霪雨綿綿，崎嶇的山路更加泥濘。大軍西行，身後的國民黨重兵正奮力追殺。這是1935年的暮春，3萬紅軍為了跳出40萬國民黨軍的圍堵，冒雨向金沙江疾進。毛澤東策馬在雨中走着，山嶺間開遍了火一樣的杜鵑花，飛落的雨絲卻使這位詩人戰略家無心欣賞美麗的景緻。一片陰雲出現在毛澤東疲倦的臉上，他對幹部團行軍縱隊中的陳賡和宋任窮説，這幾天雨下得不好，河水上漲，怕要影響我們渡江哩！

    主席的憂慮感染了宋任窮的情緒，他的心情也焦急起來。

    果如毛澤東所料，江水暴漲，除皎平渡之外，其他他幾處渡口已無法渡江。5月2日，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和幹部團政委宋任窮率一個營偽裝成國民黨軍隊，強度急行軍160裏直撲皎平渡。幹部團是紅軍的精鋭部隊，由中央蘇區的4所紅軍幹部學校組成，成員都是紅軍骨幹。長征中的主要任務是警衞黨中央和中革軍委。不到十萬火急，中央決不會動用這支部隊。

    這支小小的奔襲隊伍中，後來走出了一位元帥，一位上將和幾十位中將、少將。途中，部隊抓住了敵人傳達燒船命令的信使。如果晚一步，讓敵人燒完了船，紅軍可能就全軍覆沒在金沙江邊了。

    皎平渡以北40裏的小鎮通安州居高臨下，地勢險要，可以直接控制住皎平渡渡口。川軍一個旅從西昌、會理趕來，企圖奪佔這一戰略要地。幹部團不顧長途行軍的疲勞，團長陳賡帶兩個營為先導，宋任窮率一個營跟進，部隊沿着懸崖峭壁上的小路疾進。兩軍發生了激烈的遭遇戰，紅軍拼死力戰，一個團打跑了一個旅。

    金沙江上穿梭不停的6條小船，成了維繫中國革命命運的方舟。紅軍，就此跳出了國民黨大軍的包圍圈，也度過了長征中最危險的階段……

    這是宋任窮將軍長征中經歷的最難忘的一戰。61年後，在中南海一間簡樸的辦公室裏，將軍講述的傳奇般的故事，令我們這一代和平歲月裏的軍人心馳神往。陽光透過窗户灑向將軍滿頭的白髮。我們注意到，一盆火紅的杜鵑花盛開在辦公室的一角。這是曾經作為第二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宋任窮辦公室裏唯一的一盆花。

    只有聽了將軍講的故事，才能理解將軍對杜鵑的特殊感情。

    二萬五千里長徵路上，與金沙江一樣著名的還有大渡河。大渡河上的鐵索橋，如今早已成了勇敢與無畏的象徵。飛奪瀘定橋勝利的那個夜晚，劉伯承、聶榮臻提着馬燈登上了鐵索橋，相約將來勝利了，要為勇士們立一座碑。

    “在崇山峻嶺的雲貴高原上，我們紅四團戰士一個晝夜走了240裏，從安順場趕到滬定橋，途中還打了兩仗。” 在西山楊成武將軍的住處，從老人陷入回憶的神情裏，我們還能感覺到那個勝利瞬間的內涵。

    正值洪水季節，大渡河水高浪急，懸在十丈高空中的滬定橋橋板全被敵人抽空，只剩下13根碗口粗的鐵鏈子。不要説上去，看着都讓人膽顫。22名手持衝鋒槍的紅軍勇士組成突擊隊，踩着搖晃的索鏈，冒着飛來的子彈，向對岸衝去，敵人被紅軍戰士的英勇無畏嚇呆了，紛紛鑽出工事，點燃堆在橋頭的橋板，向後逃跑……企圖用火阻擋紅軍突擊隊前逃。團政委楊成武從隱蔽部中站了起來。揮動手臂高喊:“同志們，這是勝利的最後關頭，衝啊!”

    突擊隊員們勇敢地衝向火海，一個個火人衝上了敵人的陣地，攻佔了滬定橋……

    紅軍總部表彰了24名奪橋勇士，除了22名突擊隊員外還有團長王開湘和政委楊成武。

張宗遜

    半個世紀之後，大渡河畔矗立起飛奪滬定橋紀念碑。落成的那一天，楊成武以70高齡，再一次走上滬定橋。只是，別的奪橋勇士都沒有能夠第二次走過這座不朽之橋，24人中有3位在當場陣亡了，其他20位也全部犧牲在了漫漫征程中。

    當紅軍踏上長征路的時候，當時的輿論認為“國共勝負已成定局，紅軍已是死路一條”。面對懸殊的敵我力量和惡劣的自然環境然，紅軍只有“把活路堵死、向死路求生”！

    翻過雪山，從毛爾蓋往北，一片茫茫無際的澤國。遍地是茂密的雜草甸子，上而是一叢叢野草，下而是一個個泥潭，稍不注意就陷了進去，不能自拔。這就是長征的參加者們無法忘記的草地。

    王平回憶，“過了草地已經走出去70多里，彭老總過來對我説，班佑河那邊還有幾百人沒有過來，你帶一個營返回去接他們過河。”

    走到河灘上，王平用望遠鏡向河對岸觀察，只見那裏至少有七八百人，都靜靜地背對背坐着，一動不動。王平決定先帶着通訊員和偵察員涉水過去偵察一下情況。

    走近以後，王平一個一個地查看，才發現全都已經沒氣了。

    七八百個生命永恆成勇敢者的羣像。他們把和平、富強還有希望作為禮物留給了古老土地上衍生出來的新一代們，而自己連姓名都沒有留下。

    面對這個悲壯的場面，王平哭了。

    他帶來的一營人都哭了。

    60年之後，已是四世同堂的王平向我們回憶這悲壯的一幕，又一次硬嚥起來。

張愛萍

    長征，永遠的歌——八位上將帶着紅色的記憶離開了我們。而他們的故事早已成為積澱在億萬人心中的集體記憶。

    幾隻美麗的鳥兒在漸漸泛綠的草叢間啁啾。

    也許有些累了，蕭克將軍坐了下來，伸出一根指頭，為我們講述一個詩情畫意卻又意味深長的故事。

    緊張的行軍戰鬥之後，紅軍已疲憊不堪，隊伍在湘西的一座山谷裏停下來小憩。眼前雲霧飄渺，羣山聳峙，萬木葱蘢，一條流水潺潺的清洞從山林間流出，戰士們還在河邊發現了一揖小舟。

    小雨漸漸瀝瀝，沾濕了紅軍的斗笠。或許是漫天綠茵纖樹間野渡無人舟自橫的景象讓任弼時回憶起了蘇聯莫斯科郊外的流水小船。他跳上船頭和蕭克一起翻槳朝煙波深處劃去。後來擔任過中央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這時只有31歲，已是紅六軍團的最高領導人。他們劃呀劃，幾乎忘記了自己處在重兵圍困之中；他們劃呀劃，甚至忘記了行軍的疲急。

    紅軍都是英雄漢。但他們的豪邁並不止於戰場上刀光劍影的慷慨激昂。他們擁有熾烈的夢想，他們是一羣真正的理想主義者。

    講述這一幕時，一抹笑意從蕭克將軍的眼角溢出。

    後來，那一帶成了馳名世界的旅遊勝地，而紅軍無疑就是這片人跡罕至的人間仙境的第一批觀光者。然而，他們很少有人能再一次走到那裏，他們中的許多人把永遠十八九歲的笑容留在了萬里征途上，而後來的人們便有了這個和平的季節。

洪學智

    當和平的陽光灑滿這個古老的國度。昔日戰場所中走出的勇士們早已離開了沙場這表現勇武的舞台，孩子們的身上寄託着他們和他們死去的戰友的希望與夢想。

    1995年2月，首都一家報紙上刊登的一篇《再訪特困生》引起了洪學智老人的關注，老將軍召開了一次特殊的家庭會議，動員全家資助來自老區的8位北京大學特困生。

    將軍説，老區人民的孩子就是我們的孩子。

    將軍的故鄉在在大別山區的安徽金寨。當年，將軍自己就是因為家境貧寒，上不起學，只好去做修傘的學徒工，參加紅軍後才斷斷續續地學了一些文化。紅軍隊伍中的大多數人都有着和洪學智一樣的經歷，他們都夢想得到識宇的權利。所以當張聞天發明了一種把字寫在戰士背上在行軍中學文化的辦法後，很快就在軍中推廣起來。

    湊巧的是，將軍結婚的日子，是1936年的6月1日。

    洪學智將軍又有了8個孩子，擔任過全軍綠化委員會主任的將軍一生喜歡樹，這一次他把這8個孩子當成了8棵幼苗，精心呵護。

陳錫聯

    陳錫聯將軍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是軍人。二兒子在空軍服役，部隊領導讓他當飛行員。將軍的夫人擔心這個崗位太危險，將軍卻説:“組織上讓他當，就去當！”

    抗戰之初，擔任八路軍769團團長的陳錫聯率部夜襲陽明堡，擊毀敵機24架……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時失去空中突擊力量，不得不分兵防禦後方。

    兒子用雄鷹的雙翅，把父輩用腳走完的長征延伸得更遠。後來，他在執行任務時光榮犧牲。

    部隊領導趕來安慰老將軍。

    晚年喪子，人生還有比這更值得傷心的事情嗎？但將軍畢竟是長征老兵，飛上藍天的兒子化作了祖國的一片雲彩，這是一個紅軍老戰士的驕傲！將軍挺直高大的身軀，反過來安慰部隊領導：你們不要太難過，和平年代也會有犧牲!

    ……

    那個夏天，當我們就要踏上長征路的時候，張愛萍將軍拄着枴杖來給我們送行，囑託我們去西昌看一看，去大涼山看一看。

    巧渡金沙江後，紅軍經過彝族聚居。開路的工兵連在這裏遭到不明真相的彝族羣眾的圍攻。武器被奪走了，指導員被打傷，紅軍戰士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彝胞被感動了。在這裏，劉伯承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會盟，結為兄弟。劉伯承從腰帶上解下伴隨他多年的左輪手槍，而小葉丹則把自己的坐騎送給劉伯承，一面“中國紅軍彝民沽基支隊”的紅旗樹起在大涼山中。

    目睹了這一場面的聶榮臻元帥後來在大涼山選址，樹起了火箭發射架，還親自定名中國的運載火箭為：長征。

    能夠創造長征奇蹟的人們，還有什麼不能創造？

    作為長征的參加者和中國運載火箭研製發射的組織領導者之一，將軍詩人張愛萍留一次次留下慷慨激昂的詞章……

    歲月匆匆。就在我們那次採訪之後，八位到了生命晚秋的開國上將帶着他們的紅色記憶先後辭世。

    1998年2月8日，王平上將逝世。

    1998年9月14日，張宗遜上將逝世。

    1999年6月10日，陳錫聯上將逝世。

    2003年7月5日，張愛萍上將逝世。

    2004年2月14日，楊成武上將逝世。

    2005年1月8日，宋任窮上將逝世。

    2006年11月20日，洪學智上將逝世。

    2008年10月24日，蕭克上將逝世。

    活到了百歲高齡的蕭克離開人們的時候，是他跟隨朱德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第80個年頭。

    那一天，離他和賀龍、任任弼時率紅二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寧夏將台堡會師，整整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