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做皇子時，被誰折騰的又煩又怕以至於登基後就將其處死！

撰文：趙立波雍正五年，當雍正處理好繼位之初的緊張大案後，將曾作為雍正早年最心腹的門下戴鐸被以朋黨罪名處死，儘管戴鐸最多算箇中層官吏，由於身份和經歷特殊，一時之間引發廣泛關注。這個曾經努力鑽營並不斷給雍正出點子的奴才沒想到主子當了皇帝未能給他的頂戴再進一步，而是將他項上人頭砍下。對於戴鐸的處死，應該延伸到康熙時期諸皇子的事件當中。

康熙的四阿哥雍親王胤禛在其兄弟們為爭奪儲君發生激烈衝突時，他擺出一副儼然事不關己的超然狀態，除了與宗教人物密切往來外，還編纂了《悦心集》，胤禛所作一切就是告訴當時所有人，我對皇位不感興趣。然而這只是一個煙霧彈，他的門下奴才戴鐸替他到處收集消息，並出謀劃策，而這個門下走狗的卻不斷招搖和膨脹索取越來越讓雍親王感到不安和反感。戴鐸在雍正眼裏與後來被其重用的臣下不同，在當初使用他是因為無人可用，瞧不起他又不得不依靠他通報消息。從康熙五十二年（1713）開始，戴鐸作為雍親王的門下唯一心腹主動為胤禛獻計獻策勸他積極參與儲位競爭：“當次君臣利害之關，終身榮辱之際，奴才雖一言而死，可少報知遇於萬一也。”並洋洋灑灑寫下千言，替雍親王分析當前形勢和需要如何主動進攻，前後為雍正量身定製提出“三策”，以求在日後謀奪儲位進行發力。

此前雍親王幫助戴鐸外放福建知府後，戴鐸在給他的信裏還説：“在武夷山，見到一道人，行蹤甚怪，與之談論，語言甚奇，等奴才另行細細啓知。”胤禛收到信後非常感興趣，在信後迫不及待追問：“所遇道人所説之話，你可細細寫來。”《文獻叢編》戴鐸收信後可謂吊足了雍親王胤禛的胃口，在回信中説：“至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將主子問他，以卜主子，他説乃是一個萬字。奴才聞之，不勝欣悦，其餘一切，另容回京見主子時再為細啓知也。”胤禛無奈，用了羨慕口吻回他説：“你得遇此等人，你好造化。”
雍親王對其書信只推説“與我分中無用”、“皇帝乃大苦之事”。此時的雍親王對其既厭惡又不能不依靠其在外面蒐集信息，卻從不敢叫其知道自己的真實想法。甚至在雍正三年的時候，雍正給年羹堯的密旨中説：“戴鐸乃朕府邸舊人，行止妄亂，鑽營不堪，暗入黨羽，造捏無影之談，煽惑眾聽，壞朕名聲，怨望譏議，非止一端，朕隱忍多年，及登大寶，乃知此人無父無君之輩，寬其誅而皆棄之不用。”可見戴鐸在當時的招搖讓謹慎的雍正十分恐懼和憤恨，又無可奈何。那麼戴鐸的“三策”是哪三個方面呢？第一就是勸胤禛決不做旁觀者。

第二要吸取廢太子的教訓，不可凌辱兄弟，對諸位阿哥，“俱當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為忌，無才者以為靠。”第三，要把雍親王邸的人外放出任要職，為將來儲備人才，即“加意作養，始終裁培”，“使本門人由小而大，在外為督撫提振，在內為閣部九卿”。對這三點來説，戴鐸説出了一些要點，但是也暴漏了他的私心，由此在日後遭到雍正嫉恨厭惡。即不斷要求雍正給他找好地方外放，到了當地又不安心，屢次提出各種要求。儘管用滿足了他對外放的要求，但是一到福建，戴鐸就向雍正大吐苦水，説自己在福建如何水土不服，想讓雍親王想辦法把他弄回北京：“奴才自問愚昧，功名之志甚淡，兼之福建水土不服，染病至今，特啓主子，意欲將來告病，以圖回京也。”四阿哥胤禛收信後也給他一個大套路説：“為何説這告病沒志氣的話，將來位至督撫，方可揚眉吐氣，若在人宇下，豈能如意乎？”

此後戴鐸多次向胤禛苦求回京，胤禛越發反感他，生怕他招搖出什麼事來。在康熙五十六年時，戴鐸給雍親王繼續寫信表示“自到福建以來，甚是窮苦”，雍親王非常不耐煩回信道：“天下無情無禮，除令兄戴錦，只怕就算你了。一年差一兩次人來訴窮告苦，要兩壇荔枝酒草率搪塞，可謂不敬之至。”幾個月後，當聽到康熙決定在諸阿哥人中選拔太子時，戴鐸又給胤禛寫信提出了新的要求説“台遠在海洋之中，沃野千里，而台灣道兼管兵馬錢糧，我不如調到那裏，替主子屯聚訓練，亦可為將來之退計。”言外之意就是四阿哥肯定不能成功被選為太子，他去台替胤禛打前站，儼然把胤禛往“造反”上的道領。

胤禛接到信後，氣得不知如何痛罵：“你在京若此做人，我斷不如此待你。你這樣人，我以國士待你，你比罵我還厲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災，必遭天譴”，戴鐸儼然成了雍親王“豬一樣的隊友”。但是此刻雍親王胤禛在外邊可以通風的只有這一個人，又不得不用，不得不對其敷衍搪塞，面對戴鐸喋喋不休的大嘴巴，四阿哥也只能聽之任之。

戴鐸這種主動向康熙身旁機密要臣打探消息，在政治家庭長大的胤禛完全知道戴鐸信口胡言，忽悠自己罷了，以大學士李光地的政治韜略完全不可能對其表露任何真實觀點，更何況戴鐸的官階見不見得到李光地還是另一回事。胤禛在回信中再次將其痛罵：“你在京時如此等言語，我何曾向你説過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驟敢如此大膽！你之生死輕如鴻毛，我之名節關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可見雍親王胤禛對其厭惡而又無可奈何戴鐸這塊狗皮膏藥。戴鐸在一年後給胤禛寄來幾樣扇子後，胤禛還是冷淡而處處警告他説：“你自家看看你的扇子和你的啓帖，你是什麼不知道我的。放着你，你以後四次具折請安。”在康熙六十年，胤禛將其調往四川任布政使，在其上任前夕，胤禛對他再次警告説：“你此去當時時勉勵，惟以治心為要，心一正，則天地神明自必加佑。”這種明示已經説明，在胤禛心裏，戴鐸屬於小人之類的不正經人，處處歪門心思，格局和手法又不夠大不夠高，根本不配成為其真正下手。此後戴鐸調往四川擔任布政使，其兄等人也是由胤禛出面活動安排到河南，胤禛雖然生氣此刻卻也無可奈何，打發遠遠的，不失一時之策。

果不其然，當胤禛繼位後成了皇帝，沒多久，就命令年羹堯其以朋黨之罪處死。如果僅僅以滅口戴鐸，顯然並不準確，因為戴鐸的層次最多是一個能在外面打探到一點難正真偽的消息的狗腿子，對當時的胤禛幫助並不大，與直隸總督李紱受命負責處死八阿哥的機密程度更不在一個層次，戴鐸的作為卻因此讓雍正不斷厭惡其小人嘴臉和其到處煽風點火。雖然是自己的手下人，戴鐸卻一直被其厭惡，當了皇帝后，為了不讓其繼續添亂，順路將其納入朋黨處死，以解昔年厭惡而又拋不掉的憎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