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之學，其實源出一家

我們經常用“百家爭鳴”這個詞描述戰國時期的學術文化狀況，“百家”這個詞的來源是《莊子·天下篇》所言“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指的是能建立自己學説的思想家。漢代劉向、劉歆父子將其歸結為九流十家，“儒家”“道家”等是“百家”的大的類別，並不是説同為儒家、同為道家的人就一定觀點一致，實際上同一學派內部存在很多分歧，相互攻訐甚至超過學派之間。

儘管百家是“爭鳴”的，我們從一個宏觀的視角去審視，可以看到他們的共同之處。

首先，儘管戰國的時代特點是那麼明顯，我們也需要看到文化上的繼承性和延續性，一個眾星閃耀的輝煌時代不會憑空到來，百家爭鳴並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於各家著述後以“某家者流，蓋出於某某之官”的形式提出諸子十家源於周朝官守，即所謂“諸子出於王官”説，將儒墨道法等與特定的官守一一對應，至《隋書·經籍志》，更進一步將諸家與《周禮》所載官職一一對應，多出臆測，板滯無據，胡適先生《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詳駁之。但是，若去掉機械對應關係，言諸子源自官學、學術下移故有百家爭鳴，則本為歷史的真實，著名的歷史文獻學家餘嘉錫先生説：蓋古人之學，必有所受，故相傳出於王官。留心考其學術淵源，亦似如此，遂姑存其説云爾。其所舉羲和之官，理官，禮官，議官，清廟之官，農稷之官，稗官雲者，周禮皆無此官名，蓋約略言之而不敢鑿也。故其言曰：“某家者流，蓋出於某官。”蓋者，疑而未定之詞，言其大略相近而已。不然，劉歆親傳周禮，豈不能於三百六十官中，求得其所出乎。隋志乃嫌其説之不詳，必欲確指為周禮之某官，……蓋既規撫漢志，又欲自出新意，而考證復未能精密，遂至進退失據如此，其言似是而實非也。（《小説家出於稗官説》）

諸子之學不可能一下子自己發明出來，“必有所受”，雖非“述而不作”，亦必述而後作。戰國時人也是這樣看的，《莊子·天下篇》在分述眾説之前的一大段話，透過其鋪陳揚厲的文風考察之，説的其實正是從作為一個整體的官學到各自分立的私學的演變過程。

其次，諸子的思想主張都基於對社會現實的認識並針對現實而發。如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説：“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公孫丑》）所以高舉仁義的大旗，崇尚“王道”，希望有“仁人在位”（《滕文公》），主張君主“取於民有制”（《滕文公》）而且能保證農民有必需的生產資料，“有恆產而後有恆心”（《滕文公》）。他提出性善論，是要給仁義禮智的政治倫理範疇找到先天的依據，他喜歡引用《詩》《書》，主張“知人論世”，是要給當時的為政者提供王道政治的樣板。墨家的創立者墨子面對“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列國攻戰，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想要“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愛下》），提出“兼愛”“非攻”的主張，呼籲人們相愛相利而不再相害相賊，倡導選擇賢者以為正長，甚至“選擇天下賢良聖智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這樣，在上者賢明，在下者“上同”，則上下一致，實現和平安定。他崇尚“天志”，是為了增強自己主張的説服力。他反對儒家禮樂，是為了減輕人民負擔、消除等級隔閡。

道家的創始者老子對社會大變革時代的社會政治亂象非常不滿，認為混亂的根源在於執政者施為過多、政令過煩，人們的心機思慮也越來越複雜。戰亂頻仍，刑政日嚴的現實讓老子自覺選擇用“無為”“無知”“無事”“無名”“不言”等範疇作為自己思想體系的主幹，主張因順自然，反對造作，標榜“復歸於樸”，甚至希望社會迴歸到“小國寡民”的狀態。莊子繼承並進一步闡發老子的觀點，提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大宗師》）。何謂“天”？何謂“人”？《秋水》篇：“牛馬四足，是謂天；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荀子説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其實莊子不是“不知人”，而是透徹地看到人們往往迷失在刻意造作的幻境中，異化為“零件”“裝飾品”而不自知，還錯以為那是天經地義、人性人道之所存。

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在《五蠹》等篇中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並批評當時統治者的治理之道，他從絕對的性惡論出發，認識到倫理道德要受到經濟狀況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影響和制約，人與人之間站在某種角度看總能看到利害關係，國家的治理所能依靠的也只能是法規制度而不是人的覺悟。從而將“法”“術”“勢”熔於一爐，主張加強君主專制，實行嚴格的法制，獎勵耕戰，禁絕私學，以建立政令、思想高度統一的富強國家。

最後，諸子學派都通過教育活動傳播思想、擴大影響。傳説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門徒，典籍中可考的確有數十人。他去世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史記·儒林列傳》）其中不少都以開展私家教育顯於當世，如子夏執教於魏，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釐等人都出自其門下，《禮記·檀弓上》記曾子説子夏“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可見子夏的聲望之大幾乎與其師孔子並肩。孟子一生以聚徒講學為主，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樂。荀子在齊國的稷下學宮長期執教，三為“祭酒”，成為資望最高的“老師”。墨家同樣廣收門徒，甚至形成了帶有宗教性質的具有嚴密組織的團體，首領稱為“鉅子”，具有絕對權威。《墨子·公孟》篇記載，看到資質好的年輕人，墨子以入仕為餌誘導他入門學習，積極態度可見一斑。道家雖然主張“自隱無名”，講學授徒的積極性其實並不比其他學派差，老子的弟子有關尹、文子、列禦寇、楊朱等，孔子也曾問學於他。孟子説：“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即歸墨。”（《孟子·滕文公下》）楊朱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真的不求聞達，影響焉能至於此？《莊子》書中也記載了莊子率領弟子游學之事，此書分為內篇、外篇、雜篇三個部分，外篇、雜篇分別是弟子、後學所作，能夠流傳後世，亦可見道家莊子學派的興盛。

總之，百家之學皆源自商周禮樂文化傳統，皆欲“以其言易天下”，針對社會現實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張和哲學觀點，都以講學授徒為思想傳播的基本方式。“爭鳴”背後是深刻的共性，猶如同源之水，異流並進，最終在新的時代和新的層面上匯歸一體。

欄目主編：王多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朱瓅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歷史系

來源：作者：胡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