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電話時表示，希望日方以更積極的心態看待中國發展。
人們常常説：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儘管中日兩國在歷史上恩怨不斷，現實的關係也錯綜複雜，但長期以來兩國關係都堪稱密切。正因為如此，在兩國密切的相互交往中如何認識看待對方就成了彼此必不可少且合乎邏輯的一種需要。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隨着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兩國實力對比差異，日本社會以及日本人對中國的觀念有時相對密切，有時又相對疏離，表現出形形色色的中國觀。大體説來，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可以大致分為三個時期或三個階段。
20世紀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
親近感、神秘感、贖罪感和崇拜感交織
1951年9月，美國糾集一些國家在舊金山召開對日和會，結果簽訂了《舊金山和約》，據此日本獲得獨立並在第二年4月該和約生效後重新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進入國際社會。而在此之前不久，中國內戰結束，政權更迭，形成台海兩岸政治對峙的局面。在美國的壓力之下，處於冷戰狀態下並已成為美國盟國的日本最終選擇了台灣，從而失去了同中國改善關係的機會，致使兩國官方關係長期處於相互隔絕甚至敵對的狀態。不過，這一幾乎隔絕的狀態並不能阻擋日本人形成對中國的看法，尤其隨着中日兩國民間外交的展開，兩國的民間交流關係得以恢復和開展，特別是日本眾多民間人士衝破日本政府的層層阻力，參觀訪問中國，並將所聽到、看到的新中國形象帶回日本，對日本社會中國觀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當時，所謂日本人的中國觀也主要是指以日本主流知識界為主形成的一種主要看法，而並非指當時日本政府的對華觀念和政策。
當時，日本社會基本上建立起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這種體制之下，日本社會逐漸打破了戰前那種輿論上下統一的局面，出現了輿論的多元化。當時主要影響社會輿論的教育界和新聞界卻基本上由當時屬於左翼的知識分子佔據主導地位，所以儘管中日兩國不存在官方關係，但是中日兩國的民間關係不但存在而且比較友好，日本社會也主要是通過這些來往於中國的日本左翼知識分子或日本的在野黨來了解中國並形成對中國的看法。
日本人本來就對中國文化有一種親近感，日本戰敗帶來的自卑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重了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這種親近感，尤其是戰爭結束後中國對日本的寬宏大量更彰顯了文化大國的胸襟，使日本人對中國增加了好感。此外，雖然存在所謂民間外交，但畢竟不是官方關係，因此交往的規模並不大，能夠實際接觸和了解對方國家的人也並不多。然而，正是因為這種規模不大的有限交流，導致了日本人對中國社會的神秘感，而且即使有機會來中國參觀訪問的日本人所看到的也基本是一些完全積極正面的東西，再經這些人之口或其他方式將他們對中國的印象傳達給日本社會，當時的大部分日本國民受到這種影響，對中國增加了一些神秘的好感。
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戰敗日本社會對戰爭的反思促使日本社會出現一種對中國的贖罪感，日本自近代明治維新改革變得強大起來之後，多次對中國進行侵略，給中國國民帶來巨大災難，也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是在日本戰敗之後中國卻表現得十分寬容，並沒有嚴厲地懲罰日本，尤其是並沒有在物質上剝奪日本，這一點也讓一些日本人感到在道義上對中國有所虧欠，從而也轉化成了對中國的好感，或者説想要儘可能地通過為中國做點事來減少負罪感。
此外，這段時期日本社會的中國觀，其實是當時日本主流知識分子在同近代以來日本社會的比較以及對近代歷史的批判中形成的。由於戰敗，日本主流知識分子開始對導致日本走向戰爭的整個近代歷史重新認識，這其中自然會涉及到如何看待和對待中國的問題。其中一些人認為，日本的近代化是失敗的，而中國雖然走了彎路，但戰後的中國卻真正走在邁向現代化的成功道路上了。而且，從戰後中國與日本兩國的比較中，日本的知識界也看到了中國的優越性，中國擺脱了過去那種貧弱和分裂的局面，成為了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國際社會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很多日本友人訪問中國回國後，都廣泛宣傳在中國的見聞，向日本社會傳遞了一個全新的中國形象。而日本卻仍然處於美軍佔領之下，兩相對照，使得不少日本人有一種喪失民族自尊的感覺，甚至對中國產生了一種崇拜感。
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同情感佔主流，中日出現“蜜月期”
20世紀70年代初，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聯合國席位的恢復，以及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實現，中日關係也迎來了巨大變化，即1972年9月兩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並先後簽訂了貿易、海運、航運、漁業等協定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日官方關係的建立，使得中日兩國的交流頻次和交流規模都大幅度擴展，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到中國參觀訪問，可以實際體驗和了解中國，同時日本人的中國觀也從這時開始發生一些悄然的變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日本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大國，而那時的中國經濟還相對比較落後，因此，在兩國實際大規模交往的同時，日本人也發現了中國與日本巨大的經濟差距，而且此時日本的知識界也隨着日本社會財富的增加開始放棄左傾而變得相對保守，於是日本知識分子在兩國的比較中逐漸改變了過去對中國讚賞甚至崇拜的看法，開始肯定日本戰後的社會變革，認為日本的現代化至少在經濟領域是成功的，而中國不但經濟發展相對緩慢，而且社會也貧窮落後。因此，中國不再是值得日本崇拜的國家，反倒是中國應該向日本學習。當然，對中國的失望並沒有導致兩國關係出現問題，反而這種失望很快轉變成了對中國的同情，即希望幫助中國經濟走出困境以及希望中國社會也能夠變得富裕穩定。
尤其從70年代末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的政策，中國社會的開放，引發兩國國民更大規模的交往，不但有更多的日本人來到中國工作、學習和旅遊，也有更多中國人開始去日本工作和學習，兩國國民都有了更多機會通過直接接觸瞭解對方。日本政府也開始向中國提供大規模經濟援助以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並派出眾多專家幫助中國的經濟建設。當然，中國市場也向日本開放，兩國經濟高度互補。同時，中日兩國政治安全關係良好，在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上基本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社會出現了一股所謂“中國熱”，各種民間文化交流頻繁，雙方結成了眾多友好姊妹城市，甚至有人稱呼80年代是中日關係的“蜜月期”。當然，在80年代，兩國關係中也出現了一些摩擦，比如“歷史教科書問題”“靖國神社問題”等，不過這些事件的出現主要是影響了中國人的日本觀，即在對日友好的同時也開始對日有所警惕，但這些事件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大部分日本人的中國觀。
也就是説，隨着兩國各種層次交往的增多，日本人對中國的神秘感消失，過去的部分崇拜感幾乎不存在，但是過去的文化親近感和贖罪感仍然存在，這幾種複雜情感綜合起來，表現出來更多是對中國的一種同情感，即願意儘可能幫助中國成為一個文明富裕的國家。
90年代中期至今
親近感漸失，威脅感上升
20世紀90年代初，國際環境發生變化，東亞的國際關係格局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中日關係亦然。不過，在90年代初期，中日關係的慣性仍然存在，所以即使國際環境以及兩國國內政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中日關係仍然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友好穩定，甚至在1992年兩國關係還掀起了一個小高潮，即中國領導人訪問日本，日本天皇也在歷史上第一次訪問中國，當時日本人的中國觀還沒有出現明顯的變化。
然而，大約從9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的中國觀開始發生巨大變化。從深層次的背景來看，這主要是因為中日關係從90年代中期開始發生了一些結構性變化，使得日本國內輿論從過去對中國的同情讚賞正面評價為主轉向以擔憂甚至厭惡的報道為主。所謂結構性變化，即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後中日兩國在彼此關係的基本格局與基本目標方面出現一些相互不信任但又難以在短期內解決的矛盾。這些矛盾主要體現在安全困境、實力對比、國家發展戰略及國民感情幾個方面。
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直至90年代冷戰結束，中日有着大致相同或相近的安全利益，但是隨着冷戰結束雙方共同安全威脅消除，出現了中日彼此一定程度上的所謂“安全困境”，即雙方都將對方視為冷戰後的安全威脅，尤其日本將中國軍力的適度增長視為威脅，“中國威脅論”就最早出現在日本。東海專屬經濟區及大陸架劃界、釣魚島爭端，都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安全困境”。
與此同時，也是從90年代中期起，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而日本經濟卻長期處於相對蕭條狀態，尤其進入21世紀之後，中日經濟差距迅速縮小，並且在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近代以來兩國經濟總量第一次發生逆轉，即中國綜合實力正在全面超越日本。這一變化對日本社會及日本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沖擊，過去對中國的優越感漸漸消失，當然同情感也隨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迫在眉睫的壓力和心理失衡或恐懼感。
除去兩國關係中的問題之外，這一時期中日兩國的國內問題也導致了日本人中國觀的變化。90年代之後，日本國內政治出現了右傾化和保守化的趨勢，過去在日本社會對保守勢力起牽制作用的左翼政治勢力幾乎不再存在，而日本左翼勢力一般而言也是對華比較友好的力量，而且隨着這一趨勢的出現，日本國內出現了眾多中國越來越不能接受的政治現象，比如修改和平憲法、否認或美化侵略戰爭歷史、增強和擴大獨立防衞力量等，因此也引起了中國對日本的各種批判。而從日本的角度來看，不但對中國的指責越來越反感，不再願意在歷史等問題上向中國道歉，反而對中國的發展變化及一些國內的現象也感到不滿甚至反感。此外，隨着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進入日本社會生活，在日華人犯罪問題也常常成為日本媒體關注和報道的一個焦點，無形之中加劇了日本人對中國的負面觀感，甚至有些人對中國開始有了厭惡感。
正是在這一系列矛盾的背景之下，兩國國民的感情也急劇下降。大約從90年代後半期起，雙方社會屢次的輿論調查都顯示，彼此對對方的好感度都在兩成以下，尤其日本方面的調查，對華好感度長期以來一直在低位徘徊。在此期間，中國社會爆發過幾次涉日遊行，反過來又進一步刺激了日本社會的反華厭華情緒。而且，在目前這種信息相對公開和民眾參與度越來越高的社會氛圍中，國民感情對外交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在中日圍繞釣魚島等多次矛盾衝突中，國民感情的惡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雙方政府關係的改善。
總之，20世紀90年代之後，由於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中日各自國內的一些變化，尤其是中日實力對比的變化，導致了彼此之間看法的變化。日本人的中國觀除去仍然還殘存着一些對中國文化的親近感之外，更多的是一些威脅感和恐懼感，甚至還有部分厭惡感。
當然，目前中日關係正處於新一輪的改善過程中，至少兩國政府在有意識地推動兩國關係的改善，雙方也確實存在一些共同利益，尤其在經濟文化領域共同利益更為廣泛。而且，同樣作為東亞大國的中日兩國，除去雙邊關係之外，對整個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發展也具有責任。因此，只要兩國能夠攜手合作，尋找更多的共同利益，承擔更多的共同責任，兩國國民的彼此觀感也會改善，日本人同中國也有希望變得更加親近。
上文略有刪減
選自 |《人民論壇》雜誌
作者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梁雲祥
來源 | 《人民論壇》雜誌及人民論壇網（rmltwz）
欄目主編：張武 文字編輯：李林蔚 題圖來源：上觀圖編 圖片編輯：笪曦
來源：作者：人民論壇網 梁雲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