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936年，紅軍完成了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上的一次奇蹟般的戰略大轉移：兩萬五千里長徵。
儘管在行軍途中，紅軍遭到了各路敵軍的圍追堵截，還要面對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但這些困難都被戰士們一一克服了。
在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犧牲後，三支更加具有凝聚力、戰鬥力的隊伍在1936年10月，完成了會師。
我們知道，長征的起因，簡單來説，是源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反圍剿失敗又源於黨內的指揮錯誤和指導思想錯誤，也就是説，在長征的路上，我黨除了面對“外敵”，還在緊鑼密鼓做着黨內的“糾正”工作，因為這個工作是跟“對敵作戰”同樣重要的事情。
那麼，這次偉大的行程是如何開始的呢？在長征前，是誰給我軍送來了關鍵情報，讓我軍能夠在蔣介石大兵壓境之前逃出生天並在此後的作戰中從容應對？
歡迎來到貓爺的漁場，本期我們就來和大家聊聊，長征“前夜”發生的那些不為人知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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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33年9月開始，蔣介石集結百萬大軍，搞了一個什麼“堡壘主義”的策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
這一時期，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對紅軍的指揮起到了極大的負面作用，他還拒不接受毛澤東的正確建議，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的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結果使紅軍陷入鏖戰且損失巨大。
經過一年苦戰，紅軍沒能像之前那樣再次取得反圍剿的勝利，被迫於1934年10月倉促命令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退出根據地。
而在中央決定何時退出前，一位衣衫襤褸、滿身泥濘的老乞丐來到了瑞金，喊着要見周總理。
事情還要從1934年9月下旬説起，蔣介石在廬山牯嶺的軍事會議上，正商討着如何用“鐵桶計劃”給紅軍致命一擊。
結果，就在會議剛剛結束，我黨地下黨員莫雄就連夜趕回德安保安司令部，向項與年等地下黨員通報會上的情況，並將一整套絕密計劃交給他們。
鑑於情況十萬火急，項與年立即啓用秘密電台，向中央蘇區緊急通報“鐵桶計劃"的要點。
項與年知道，對於蘇區反“圍剿"，光有要點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更加詳細的兵力部署和作戰計劃送到紅軍手中。
項與年看到，敵人此次的方案十分具體嚴密，各部隊部署位置、武器配置、攻擊日期、進攻路線、聯絡信號和口令等，規定得清清楚楚，印了厚厚一本。
項與年在與有關同志商量後，決定將這個詳細方案報告給黨中央。他連夜用特種藥水將絕密文件的主要內容用四角號碼字典的字碼編成密碼，記在字典上，然後星夜兼程趕奔中央蘇區。
為減少與白軍關卡接觸（國軍被稱為“白匪”），項與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護，避開大路穿山越嶺。
經過三四天風餐露宿，忍飢挨餓，項與年已經非常憔悴了，走路都十分吃力。加之前面封鎖更嚴，山上佈滿鐵絲網和暗堡，到處是白軍的哨卡。
如何闖過這些關卡，成了大難題。經過反覆思索，他決定裝扮成叫花子，走大路通過敵人的封鎖線。
為了讓自己扮得像一些，他鑽進一片樹林，找到一塊石頭，對着自己的嘴巴連砸幾下，砸掉了自己的四顆門牙。頓時，血流如注疼痛難忍。
當他走下山時，已經臉色蒼白，嘴腮腫脹，面部肌肉變形，加上蓬頭垢面，衣衫襤褸，已經和乞丐毫無二致。
每到敵人的封鎖哨，白軍士兵看到他這個樣子和身上散發的惡臭，往往是掩鼻喝斥，讓他趕緊滾。
最終，項與年跋山涉水走了六天的路程，終於來到了蘇區。
由於勞累過度，體力不支，當項與年看到持槍的紅軍戰士，情緒過於激動，氣血上湧，竟一屁股坐到地上，差點暈了過去。他揚着手用所剩不多的力氣説道：“我要見周恩來”。
幾個紅軍戰士先是一驚：“你要見周副主席？”他們難以想象，這個不知道從哪來的叫花子，竟知道周副主席的名字，指名道姓的要見他。
要知道，那個年代的中國可以説是遍地文盲，大字不識一個的人有的是，更別説知道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是誰了。
於是，一個幹部模樣的紅軍問：“你是什麼人？你怎麼知道周副主？”老乞丐説：“我是地下黨員，有重要事情要見周恩來”。
這個幹部聽完就是一愣，心想此事事關重大，命令立即把他帶回陣地，先轉送到團部然後又到師部。師部在一棟民房裏，忙碌的師首長很快給駐于都的中央軍委作戰值班室打電話請示。
值班室的參謀問，他叫什麼名字？師首長轉頭問：“你叫什麼名字？”老乞丐説：“我叫項與年”。
不大一會兒，作戰值班室來了電話：“立即將項與年送來，周副主席要儘快見到他。”
師首聽到後，立即令部下牽來兩匹馬，派出一名隨從，護送項與年到中央軍委駐地。
當週恩來看到眼前的項與年，已經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大吃一驚：你怎麼搞成了這個樣子？項與年無力地癱坐在門前的台階上，雙手顫抖着將一封情報從貼身的衣服裏掏出，遞給了周恩來。
周恩來當即讓情報部門進行翻譯，而這封情報的內容，正是關於蔣介石如何實施“鐵桶計劃”徹底殲滅紅軍的。
本來，黨中央幾天前己收到了簡要密電，現在，又得到了項與年冒着生命危險送來的詳細“情報”。看來，紅軍未來該何去何從，已經非常清晰了。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從瑞金、于都出發，踏上了戰略轉移的漫漫長征路。這在中共黨和軍隊歷史上是個有特殊意義的日子。
這一天，離蔣介石廬山牯嶺軍事會議結束僅僅數天，“鐵桶計劃”尚未佈置完畢，中央紅軍即突然實行戰略大轉移，果斷突圍，撤離中央蘇區，開始了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征。
項與年這位可敬的英雄戰士，為中央紅軍提前突圍、勝利轉移，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而在紅軍開始長征後，我黨這位“地下英雄”又接到了新任務，他改頭換面，隱姓埋名前往上海，開啓了新的“任務副本”，繼續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做着特殊的貢獻。
説到這裏，必須要提一點，紅軍長征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我軍沒能打破白軍的圍剿”導致的，也不是“黨內的指揮和思想出了問題”導致的，而是因為，“長征”是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繼續發展壯大必然會走上的道路（這裏的長征指廣義上的“戰略轉移”）。
因為，當我們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去看待近代中國歷史上的種種大事件後，都能從中找出一條歷史發展軌跡，因為人類社會發展的腳步總是追尋着一個固有的規律而前進，長征也不例外。
從狹義上來説，長征好像是紅軍在應對國民黨圍剿時的“失敗”被迫進行了轉移。
但當我們將眼光放得更高後就會發現，“長征”本就是我黨的發展歷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首先，共產黨和其軍事力量能夠在中國大地上存在並發展，與當時我們極其特殊的國情有關。
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利益分配不均引發的矛盾，進一步導致了地方軍閥、實力派之間的矛盾。而在軍閥混戰的過程中，蔣介石又逐漸成為了其中最為強大的一股力量，並最終成為了名義上的全國最高領袖，但地方派系的軍隊他仍然難以調動。
中華大地上這一片又一片的割據勢力和“空白區域”，就成了共產黨和紅軍能夠存活的前提條件。又因為共產黨代表的“革命新生力量”順應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方向，因此只要革命仍不停的前進，共產黨就只可能會不斷髮展壯大而不可能被消滅。
這個道理在毛主席的《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中有非常詳細的闡述，在這裏我們無需過多贅述。那麼既然“存在”是必然的，發展也是必然的，接下來貓爺就要和大家聊聊，為什麼長征就是“發展”（中的一步）。
國民黨在南方起家，南方是其力量和重心所在。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根據地早期也全部處在秦嶺一淮河以南地區。
由於“敵人的強大”和“紅軍的弱小”，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存在於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
不僅各塊根據地受到敵人的分割包圍，而且整個根據地都長期處於敵人戰略包圍之中。
國民黨把紅軍和根據地看作“異物”，“一出現就想把它捕獲”。而國民黨憑藉其全國政權和龐大的軍事力量，對紅軍和根據地實行圍而殲之的“圍剿”政策。
它利用先進的交通設施,迅速地從各中心城市出發,對根據地和紅軍進行合圍。
從1930年到1934年，國民黨對紅軍和根據地連續發動了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戰況一次比一次激烈。
紅軍雖然英勇善戰，數次打破敵人的圍剿，但在戰略上居於劣勢，難以在短期內打破敵人的戰略包圍。除了戰略態勢上的明顯不利外，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了“抗日救亡”，南方作為曾經的“革命策源地”的使命已經基本完成，紅軍想要在此地獲得更大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已經很難了。
加之這裏的人口、資源等物質基礎同樣不支持紅軍繼續擴大勢力，因此用一句通俗的話講就是，紅軍所在的南方根據地是“此地不宜久留”，也就是説，即使是第五次反圍剿勝利了，紅軍也必然會在某個時間進行“大轉移”。
但對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來説，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長征”只是我們走向勝利前的諸多困難的其中一個，而當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聲音由天安門傳向世界時，我們就會發現，這一切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