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身首異處，連皇后、皇子也血灑斷頭台的消息讓乾隆皇帝震驚不已，他沒能想起“船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警語，而是將人民脖子上的枷鎖勒的更緊。
可怕的是，乾隆的繼任者沿着乾隆畫出的軌道繼續前行，最終輸在了國運角逐的賽場上。】
1789年7月14日，法國巴黎和風惠暢，萬里無雲。國王路易十六取出鵝毛筆，懶洋洋地在日記本上簡單記下一行字：
14日，星期二，無事。
很顯然，這一天在路易十六看來十分平常。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平淡乏味的一天，卻成為改寫法國曆史的重要日子。
就在20公里外，巴士底獄槍聲如雨，火光沖天。成千上萬的巴黎市民手持毛瑟槍，向這座監獄發動猛烈進攻，血流成河。
當巴士底獄最終被攻佔時，人們發現裏面只關押着7個人，兩個精神病患者，5個普通犯人。而市民們卻為此激戰了一整天，犧牲了98個人。
但人們飽含熱淚，振臂歡呼，激動不已，沒有任何人覺得代價過於慘重。因為在他們心中，這座象徵封建專制的堡壘，相當於1000座監獄。暴風驟雨的法國大革命，就從這裏拉開了血雨腥風的鐵幕。
第二天早晨，從睡夢中驚醒的路易十六聽了彙報，驚訝地問：“這是一場叛亂嗎？”大臣明確地告訴他：“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1794年《法國大革命》銅版畫系列之《馬拉之死》
三年後的1793年1月21日。清晨，陰鬱的天空飄着清冷的細雨。路易十六被反綁雙手走上斷頭台，心中感慨莫名。面對黑壓壓的人羣，國王向他的子民們發表最後的演説：
“我雖無辜而死，但我寬恕一切。我饒恕我的敵人，同時祈求我的鮮血將造福於法蘭西，並祈禱我的鮮血可以平息上帝的憤怒。”
台下羣情洶洶的喊叫聲淹沒了他的話。曾經忠誠恭敬，山呼萬歲的子民們，此刻卻迫不及待興奮等待看他們的國王人頭落地。寒光閃過，路易十六身首異處。劊子手抓起國王血淋淋的頭顱，向四周的人們高舉示眾。
一陣奇異的短暫靜默之後，人羣爆發出排山倒海的歡呼：“自由萬歲！”“平等萬歲！”“共和萬歲！”所有的帽子都拋向了空中。十分鐘後，人們發瘋湧向斷頭台，用手絹、領帶、帽子，一切隨身攜帶的東西塗抹着路易十六的鮮血，小心翼翼地將它作為寶貴的紀念品帶回家珍藏。
整個歐洲，甚至全世界，全都震驚得目瞪口呆：臣民，這次居然是臣民砍下了君主的頭顱！
1856年，路易十六的頭被砍下整整64年後，一部轟動歐洲的書《舊制度與大革命》誕生了。
作者托克維爾出身法國穿袍貴族世家。大革命時期，他的家族作為革命對象吃盡苦頭。
托克維爾的外曾祖父馬爾澤爾布是思想開明的法官，在法國大革命恐怖時期，議會審判路易十六時，他挺身而出為落難的國王擔任辯護律師，最後他被送上了斷頭台。
托克維爾的父母也被革命派逮捕入獄，判處死刑，因隨之發生了熱月政變，才倖免於難。
但托克維爾在寫作《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時，並沒有像一般的保守主義者那樣抨擊革命的血腥與暴力，而是難能可貴地對大革命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思考。
他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下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來？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在後來成為大革命主要發源地的那些地方，恰恰是法國進步最明顯的地方。
相反，對大革命的反抗最激烈持久的地方，則是舊制度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難道説，法國人的處境越好就越覺得無法忍受？
在托克維爾筆下，路易十六不是一個貪婪、昏庸的國王，他尊重公共輿論，鼓勵發展經濟，屢屢出台改革政策。
他關愛窮苦百姓，救濟貧民。當御前會議判定，國王獵物在王室管理地區毀壞農田，應付農民賠款，路易十六慷慨地站在農民一方，親自撰寫賠款的各項理由。
正如歷史學家米涅所説，就路易十六的胸懷和品德來説，是最適合於他那個時代的。當人們對獨斷專制的政治體制不滿時，他就自願地放棄專制；當人們對路易十五的荒淫揮霍感到憤恨時，他能夠品行端方，生活儉樸。
在路易十六統治後期，儘管法國因為捲入北美戰爭而負債累累，但人們卻依舊能繼續發財致富，富有創造性。
然而，就在路易十六的改革步步推進，到了“深水區”的時候，反而激化了矛盾，引來了革命的風暴。這完全是一場在錯誤的時間到來的革命。托克維爾總結道：
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説，最危險的時候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
托克維爾窺見到大革命過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對個人權力的藐視，都源自“舊制度”多年“教導”的結果。法國的激進革命者希望推翻舊制度，建立一個理想的新制度。
但事實上，革命不僅沒有摧毀舊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反而是以表面摧毀的方式最終完成了這一歷史過程——幾年後，在1789年消失的、舊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慣例又出現了，就像一條河流悄然演變成暗河，流經之地沒多遠，暗流就又重新出現，然後用老水沖刷新鞋一樣。
這是一條奇怪的歷史曲線，學者朱學勤先生稱之為“托克維爾曲線”。
彼時的法國是歐洲唯一一個同中國高層建立固定聯繫的國家，凡爾賽——北京軸心早已鞏固成形，但托克維爾的這本《舊制度與大革命》，在長達半個多世紀裏，也沒能進入大清王朝的視野。
相反，路易十六的死訊在一位相隔一萬六千多里的中國老人心靈深處掀起了驚天狂瀾，產生了完全負面的影響和作用，從而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落過程。
他就是正統治着清朝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對法國並不陌生，與路易十六也可謂神交已久。自康熙以來，中法兩國的關係就一直友好親密。一生對祖父康熙深為敬重的乾隆皇帝，也非常重視同法國的關係，中法往來頻繁。
清朝皇宮用來裝飾皇帝房間的機器、工具、珠寶等很多物品，都來自法國，就連乾隆皇帝閲兵時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國製造”。
對法國產生濃厚興趣的乾隆皇帝，決定派遣一個外交使團到法國會見路易十六國王，沒想到，此時，也就是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震驚世界的法國大革命爆發了！
轉眼之間，曾經與愛新覺羅家族有着幾代人友好交往的法國皇室，居然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在乾隆皇帝內心激起的絕不僅僅是兔死狐悲的哀傷，更是對於民眾反抗怒火的恐怖警惕。
當時的大清朝已如落日餘暉，暗流湧動，所謂的康乾盛世已進入絕唱的尾聲。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乾隆皇帝沒有從正面吸取路易十六的悲劇教訓，而是相反：用更加強硬的鐵腕手段，加強對民眾的控制，把任何反抗的隱患都消滅在萌芽中。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對白蓮教進行大搜捕。酷吏貪官趁此機會，一邊高喊捉拿白蓮教，一邊對老百姓敲詐勒索。稍微有點家底的家族，在冤獄之下幾乎全部破產。
人民要麼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要麼奮起抗暴，殊死一搏。這次大搜捕，導致官逼民反，天地會、苗民烽煙四起，令清政府疲於奔命。也正是同白蓮教的戰事，開啓了清朝衰落的進程。
即便如此，康乾盛世在歷史上卻被大書特書。歷史學者張宏傑寫了一本《飢餓的盛世》，從書中不難發現：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國，乾隆時代是一個只有生存權沒有發展權的“盛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乾隆盛世，那是一個民眾權利被剝奪得最乾淨、意志被壓制得最靡弱的時代而已。滿清衰落，並落伍於世界，實則從此時開始。
十八世紀是人類歷史的重大轉折點。在國運角逐的接力賽場上，整個歐洲開始一路飛奔，遠遠地把封閉的中國甩在後面。
此時，乾隆本有機會認真反思一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古訓，增大僵滯固化的大清朝社會變革的空間和動力。
然而，事實剛好相反，誠如學者柏楊所説，正當歐洲一路高歌猛進的同時，中國起自十四世紀的兇潮毒霧並沒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開疆拓土的萬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
一旦清政府的青春期一過，大黑暗的霧潮又將在台風眼四周滾動澎湃，反撲而至。整個中國社會，都被醬死在即將邁步前行的剎那。
按下大黑暗重臨電鈕的人物，就是乾隆皇帝。他不但對歐洲先進的政治思想充耳不聞，卻瘋狂地發起扼殺思想的文字獄。他的帝國版圖越來越大，人民的思想境界卻越來越小，甚至變得可憐可笑。
他們對外來文化不屑一顧，對西方的“奇技淫巧”嗤之以鼻。從皇帝、大臣到街頭小販都堅定地認為，以牛奶為飲食的紅毛巨鼻的西洋人，肯定有犬羊的本質。這樣低劣的民族，怎值得我物華天寶的“天朝大國”學習？
乾隆皇帝留下的，是一份帶毒的政治遺產。大清朝沿着這條勢能巨大的政治軌道，不可逆轉地滑向窮途末路。
到了晚清末年，慈禧太后重蹈覆轍，走了一條極其類似路易十六的改革之路，重畫了一條“托克維爾曲線”。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裏那些富有先見之明的預言，成為大清王朝的一幅臨終速寫。
1900年8月15日，一身農婦打扮的慈禧太后帶領一幫蓬頭垢面的王公貴族，丟魂落魄地奔逃往西安。他們身後是火光沖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金碧輝煌的紫禁城，此時已淪為八國聯軍燒殺搶掠的人間地獄。
慘痛中的慈禧，指示光緒發表了一道“倡議直言”的詔書，其中竟然説道：“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就在一年前的1898年9月21日，慈禧還親自指揮鎮壓戊戌變法，殺氣騰騰地質問光緒皇帝：“變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聵至此？”
前後對照，如果不是白紙黑字，誰能想到先前拼死維護“祖宗大法”的慈禧，現在居然沉痛地道出“誤中在一私字”這種類似自我檢討的話來？
歷經巨痛的慈禧，決心變法自強。
從1902年慈禧回到北京之時，到1908年11月去世為止，她下令進行了許多項意義深遠的改革，在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政內容涉及編練新軍、籌餉，廢科舉、興學堂，改革官制、整頓吏治，振興商力、獎勵實業等方面。一場晚清政府自上而下、為自救而發動的改革運動，轟轟烈烈地拉開了序幕。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現了——
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本想造就“尊崇孔教，愛戴大清國”的人，卻出現了一個不同於傳統士類的知識分子羣體，大多奔向立憲和革命，成了王朝的掘墓人。
清政府擴編新軍，原本是要以此彈壓各種可能出現的變亂，卻給了革命黨人在各省以發展革命勢力的機會，新軍極大多數成了王朝的“叛兵”。
清政府獎勵實業，原想借此以擺脱嚴重的財政危機，卻導致了資產階級利益、知識分子利益與專制制度的衝突越來越大。
所有這一切，都迅速滑向了清政府意願的反面。
晚清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化解革命，但卻引來了革命。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湯化龍、黎元洪等人的集體轉身。
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義爆發，很多原本主張通過漸進的社會改革，在開明專制條件下逐步建立憲政體制的官員、知識界領軍人物紛紛支持革命。
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了這些立先派向革命派的迅速轉變呢？
關於這場改革南轅北轍的惡果，晚清一位具有先見之明的“神人”，早有準確的預測。
他就是久歷宦海、洞若觀火的張人駿。
張人駿長期官居要職，對晚清政府的病灶可謂心知肚明。他認為推行新政會增加財政開支，勢必加重對百姓的盤剝，“然民力竭矣，再加蒐括，恐成土崩之禍”，不可收拾。
他認為有些新政措施，如編練新軍、成立商會和選派留學等，未必對清皇朝有利，反而會助長革命。
晚清新政中，官吏們忙碌的不是千頭萬緒的改革事宜，而是買賣官職的生意，大肆斂財。清末新政中的腐敗，已呈現出結構性腐敗和整體性腐敗的特徵。此時的清王朝，就像一棟衰朽的大廈，即使沒有外力，也會自己崩塌。
有學者説，辛亥革命只是由偶爾因素促成的，晚清新政正是讓辛亥革命給攪黃了，否則中國不會陷入軍閥混戰，而是會在晚清政府的主導下改良出一個“新中國”來。
學者朱英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完全是倒果為因。辛亥革命雖然是一次以暴力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運動，但其使用暴力的範圍及程度非常有限的。
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到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佈退位，僅僅在武漢、上海等少數地區發生了革命軍與清軍之間的戰鬥，而其他許多省區則是通過宣告獨立的方式，自願脱離清朝統治的。這表明，當時的清王朝已喪失人心。
換言之，清王朝在內憂外患的窘困中希望通過推行新政挽回人心，結果卻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
改革應是“告別革命”的基本途徑，新政的實施並不必然導致辛亥革命。《紅樓夢》中曾有副對聯雲：“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這才是晚清新政失敗的最準確原因。
縱觀晚清70多年曆史，清王朝曾經有很多改革自強的機會。但只要還能控制局面，最高統治集團就不願主動變革，萬般無奈下，即使有一定程度和範圍的改革，也很快會被整個統治集團的專制政治惰性所淹沒。
改革自強的許多有利時機就這樣被錯失了，無論是洋務運動的“只補新而不除舊”，還是維新變法的救亡圖存，莫不如此。
就連孫中山也並非一開始就想幹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設法上書清政府，想走改良道路，只是在改良被拒、改革無門之後，他才走上了革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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