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亞督軍問題淺析(一)：君主專制的俄國為何賦予督軍大權

關於哥薩克東進的內容有很多可參考，筆者這裏不一一羅列，而是想談談一個比較容易被忽視的問題，即俄國對東進的軍事資源如何管控不致成為獨立勢力，也就是如何控制哥薩克軍隊、如何行政管理佔領區、如何保證行政區不被哥薩克軍事力量反噬。事實上，俄國的集權雖然有了三角結構的絕對君主制，卻仍然不及宋以後的中原王朝——這支軍事力量主要是由舊軍役貴族與傳統的經濟精英——經濟弟煮相分離後，成為一支為了拼命保全自身地位而效忠君主，即沙皇的合法武裝力量。

而哥薩克作為外附的歸化者，實際上威脅到了正規軍的地位。從伊凡三世時代開始組建射擊軍、炮兵等新式軍隊，已經削弱了舊軍隊的權勢；而配備新式熱兵器的剽悍的哥薩克的歸附，則更加威脅到舊軍役貴族的地位。這是十分重要的問題——葉卡捷琳娜時期明升實降的頒佈《貴族憲章》，“免除軍役”而賦予他們以壟斷地方官職的好處，確實使他們有了優渥的鐵飯碗，從出生入死的軍役貴族轉型為養尊處代、食飫不饜的行政貴族，作為監督經濟地主的税吏，但是沒了兵權，他們的利益隨時可能被強行裭奪。

而哥薩克作為沙俄軍事力量的重要補充，則會努力討好沙皇，以達到與葉卡捷琳娜改革後強化的帝國軍隊趨近的待遇。東征西伯利亞就是一個極力表現自我的機會。所以當庫楚姆汗以斷絕進貢公開表現出對莫斯科的不友好態度時，特許商人斯特羅加諾夫即奉旨出資招募了以葉爾馬克

為首的840名哥薩克東征西伯利亞汗國，雖然沒有特別清楚的寫明隨行的俄國行政官僚成分，但是在征討堪察加、南下烏第河、外興安嶺與清軍發生衝突的西伯利亞前進基地雅庫茨克的相關文件中，就明確記載了俄國督軍、市政官員的成分。

越是在表面上被賦予大量特權的差事，越是空頭支票。空頭支票一定是極大救膨脹的:因為空頭必然是沒實現的，支票又説明僱主的極大意願與需求。剛需卻沒人做，唯一的可能就是不好做、難做的風投。這樣為了實現目標，對標風險的量級，出價自然要高於低風險活動的報酬。西伯利亞殖民開拓初期的督軍與阿拔斯哈里發在東部分封的軍事諸侯、唐在安史之亂後於河朔、淄青、黃淮分封的節度使都是這種“空頭支票”效應的產物。因此，看到督軍紙面權力極大就不十分驚奇了——馬放南山的哥薩克與勢力尚存的土著頭人、酋長、祭司對於東西伯利亞與中西伯利亞的社會聚落才具有實際影響力。哥薩克承包税收任務，並且奉沙皇旨意帶兵鎮壓與征服，掌握實際的兵權。

西伯利亞的原住民總人口極低，分佈又極分散，因此除了西伯利亞汗國一度能夠集聚各部落附庸兵力和本部怯薛來抵抗，其他的原住民不僅武器落後，而且規模極小，甚至還不如在英國人機槍下衝鋒的祖魯人多——一次殺一百餘個人就幾乎可以視作對一個土著聚落滅絕活動，而祖魯人卻能在每分鐘速射幾十發的機槍前組織好幾次無畏的衝鋒，雖然悲壯，但卻依舊證明祖魯人的單個社羣容量遠勝西伯利亞部落。這也是幾百個配置火射槍、速射炮的哥薩克小隊就能制伏若干平方公里內多個部落的原因——當然，這種小建制本身也反映了俄國在偷雞不成蝕把米的立窩尼亞戰爭後財政上捉襟見肘的窘態——無法在西伯利亞方向上動員從前動輒上千的大規模職業化軍隊。

而招募哥薩克斯特羅加諾夫家族作為留裏克王朝在彼爾姆-喀山圂養的富商，此時對主人回報一下也並不為過。如果不是伊凡開恩允許他們在索姆卡利斯克開辦鹽礦並在喀山汗國滅亡後分肥，斯特羅加諾夫家族也不會賺得盆滿缽滿。更關鍵的是，如果不答應這位喜歡用“特轄軍團”任意處置大貴族的君主的要求，後果是什麼已經昭然若揭。不僅鹽榷可能被禠奪，而且自己連性命也難保。

這就是特許商人的無奈——利益是獨一份的優先與壟斷，但是義務也是自己“優先和壟斷”承擔的。斯特羅加諾夫就成了伊凡四世的左膀右臂。斯氏替沙皇籌措經費僱傭葉爾馬克東征實際上就像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的關係，只有這種“雙生子”式的利益同構性作為行動的基礎。雖然葉爾馬克曾鋃鐺入獄，而且也不為莫斯科宮廷所接納，但是他還是硬着頭皮僱了這個不受歡迎卻有“才華”的犯人。這裏面固然有為鍋架整體利益的考量，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斯特羅加諾夫相信莫斯科不會刁難自己這隻同一根線上的螞蚱。

哥薩克除了補給後勤比較依靠俄國，武力行動上基本自決。因此這種自由的隱患是不言而喻的——實際掌兵權者最容易發動叛亂。而在火藥、鉛彈流通完全國有化之前，督軍在內的哥薩克名義上司對於哥薩克並沒有實際約束力；而管理西伯利亞諸縣的“西伯利亞衙門”也屢屢剋扣督軍固定薪俸，這使得掌握火藥流通前的督軍實際上是一個壓力沉重、危機四伏而又“受累不討好”的爛差事。所以為了吸引額員填補空位，沙皇政府必須要把這一職位的權力極度渲染得如同基輔羅斯時期王公一般的尊榮華貴，而到任後現實與書面上的巨大落差又使得莫斯科不得不縱容這些官員“潛規則”式的貪污分肥以減輕官僚的不滿，維持效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