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背後-大唐頭號叛臣安祿山的另一面

安史之亂是唐朝近三百年曆史中影響最深遠的危機，以此為界，之前的唐帝國雖也有坎坷，但內有文治、外有武功，整體依然處在上升的過程中，安史之亂的出現徹底打斷了唐朝的進程，之後的唐帝國再也無法恢復元氣，直到被後梁取代。

而造成這一切的安祿山更是千夫所指，他的狡黠媚上、暗藏禍心人盡皆知，後世史書士人對此有無數的口誅筆伐。不僅如此，史書上記載的安祿山因為盜羊被幽州刺史張守珪抓住，進而才進入大家的視野，可謂是一個尷尬出場；安祿山拜比自己小十餘歲的楊貴妃為母，更是人盡皆知；而開元年間名臣張九齡更是直接斷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

但是，安祿山作為失敗者，而且還是以下犯上的亂臣賊子，不管是出於對其的憎恨，還是出於樹立一個反面典型以警示後人，都很可能對其進行了一定的加工與修飾，歷史上真正的那個安祿山很可能還隱藏在史書的背後。

但幸而，中國史料足夠豐富，能夠讓我們看到史書背後的蛛絲馬跡，儘量還原出一個更加真實的安祿山。

《 舊唐書》記載，安祿山是“營州柳城（今天的遼寧）雜種胡”，本身是粟特人，他在投身軍旅之前經歷還是比較豐富的。唐帝國今天北京、遼寧等地胡人非常多，而且也是唐廷與契丹、奚等外族對抗的前沿陣地。

安祿山年輕的時候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沒一點本事是不行的，所以史書記載“解六蕃語，為互市牙郎”，説他會六個民族的語言，成了一個互市牙郎。

互市牙郎大家現在應該非常熟悉了，《長安十二時辰》裏面崔器的哥哥，引發劇情的那個崔六郎就是互市牙郎。互市牙郎做的就是溝通兩方賺取佣金的活，察言觀色、洞察人情那是基本的，還得加上耳聰目明，機靈甚至狡黠，才能在兩方的夾縫中生存。

史書上對安祿山最重要的描述就是他從“互市牙郎”帶來的一些特點，突出安祿山的“性多黠”，花言巧語哄騙上司，乃至玄宗皇帝，以換得高官厚祿。

比如《舊唐書》就記載：

（開元）二十八年（740年），為平盧兵馬使。性巧黠，人多譽之。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厚賂往來者，乞為好言，玄宗益信響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以祿山攝中丞為使。入朝奏事，玄宗益寵之。

中國人歷來討厭鑽營取巧之人，安祿山在這裏的“厚賂往來者，乞為好言”，也就是送大把寶物給唐廷安排到東北的使者，讓這些人在玄宗面前為他説好話，更是為人所不齒。

更進一步，安祿山不僅拍使者和上司馬屁，甚至還到了不顧倫理的地步。《舊唐書》記載：

（天寶）三載（744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平盧軍等使如故。採訪使張利貞常受其賂；數載之後，黜陟使席建侯又言其公直無私；裴寬受代，及李林甫順旨，並言其美。數公皆信臣，玄宗意益堅不搖矣。後請為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真。玄宗怪而問之，對曰：“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後父。”玄宗大悦，遂命楊銛已下並約為兄弟姊妹。

給上面派下來的採訪使張利貞送大量寶物以求得其美言幾句已經是常規操作了，安祿山竟然請求楊玉環收自己為兒子。安祿山703年生人，楊玉環則是719年生人，安祿山整整比楊玉環大了16歲。

可安祿山不僅不以為恥，還入對皆先拜太真，玄宗皇帝問起來，他回答説“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後父”，這句馬屁極為到位，玄宗皇帝聽完“大悦”。

這兩處記載基本上就是安祿山發動安史之亂之前史書中的形象了：骨子裏就滿是狡黠奸詐，擅長鑽營苟且，而且不僅賄賂大臣為其美言，還到了枉顧倫理的地步，再加上他發動的安史之亂，安祿山的歷史形象可謂非常的不堪了，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今天的北京、河北、遼寧等地在唐朝可不是什麼好地方，大量胡人因為戰亂或者舉族內附聚集在這些地方，環境複雜，而且邊境之外的契丹人、奚人反覆無常，所以唐玄宗專門設置了盧龍節度使、平盧節度使鎮守邊疆。

安祿山能夠一路而上直至擔任三鎮節度使，節制十數萬兵馬，這些不是靠着油嘴滑舌拍馬屁能夠做到的，而且推敲史書中的一些記載，也體現了這一點。

史書中關於安祿山早期經歷的記載比較少，主要是開元二十二年的盜羊時間、開元二十二年幽州刺史、開元名將張守珪令安祿山進京奏事，和開元二十四年安祿山兵敗契丹奚人，差點被斬三件事。

而且很巧的是這三件事正好能相互佐證，證明史書對安祿山的春秋筆法，以及安祿山個人的情況。

首先就是盜羊事件，《舊唐書》記載：

（開元）二十年（732年），張守珪為幽州節度，祿山盜羊事覺，守珪剝坐，欲棒殺之，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兩蕃耶？何為打殺祿山！”守珪見其肥白，壯其言而釋之。令與鄉人史思明同捉生，行必克獲，拔為偏將。

而關於張守珪令安祿山進京奏事，姚汝能在《安祿山事蹟》中記載為開元二十一年（733年），但岑仲勉先生在《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中經過考證，張守珪在開元二十一年九月還代表唐廷與吐蕃在邊界立碑，所以張守珪令安祿山進京奏事被修訂為開元二十二年。

以岑先生的考證為依據，開元二十二年是安祿山正式出現在史料中的時間為宜，那開元二十年的盜羊事件就不可能發生了，張守珪不太可能一邊在西部與吐蕃立碑，一邊還在今天的北京抓住正在偷羊的安祿山。

更重要的是，在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中還有一條記載：

（開元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衞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

安祿山偷羊時候高喊的話在這裏又被複述了一遍，而且司馬光《資治通鑑》在《舊唐書》之後，司馬大佬是一定知道這個記載的，既然他不採用，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安祿山偷羊事件最多就是一個坊間傳聞，不可能再有更準確的記載了。

所以盜羊事件基本可以被證偽，很可能是史官根據坊間傳聞加上的，用來突出安祿山的遊手好閒、狡黠不堪。

這樣的話，安祿山進京奏事這件事就明確到了開元二十二年，而能夠代表幽州刺史張守珪進京奏事意味着，安祿山此時一定是張守珪的“心腹愛將”，而且語言表達能力很強，不然讓一個胡人一下子到大唐帝國首都奏事張守珪不會放心。

那安祿山憑什麼能夠迅速獲得張守珪的賞識呢？下路符推測首先就是安祿山的語言優勢，其次就是安祿山自己個個人能力和驍勇善戰。

玄宗讓張守珪從西到東，不是讓他在幽州吃大米飯的，是要他解決東北方向複雜的問題的。

東北和西部的隴右、河西等地不同，胡人更多，情況複雜，初來乍到的張守珪很可能是在搜尋一個熟悉當地情況、而且會胡人語言的人過程中發現的安祿山（這有點像《長安十二時辰》裏面把不良人張小敬從死牢裏提出來，有時候黑白通吃的地頭蛇最好使）。

具體細節今天的我們不能再得知，但安祿山能夠和同鄉史思明行必克獲、拔為偏將（在一份偏批評的材料中，正面的描述可信性相對比較高），而且開元二十二年就代表張守珪進京奏事，甚至後來成為了張守珪的乾兒子，就很能説明安祿山這個人是很有手段的。

而第三件事則從側面佐證了這一點。前面已經引述了《資治通鑑》的記載，開元二十四年，已經升任平盧討擊使、左驍衞將軍（算是大軍區的中級軍官了）的安祿山作戰失敗，張守珪抓住他就要處斬，但是安祿山高喊：“將軍不要自毀長城，難道你不想討滅契丹等外族了嗎？”

張守珪“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守珪愛惜安祿山的驍勇，就把他送到了京師。

張守珪愛惜安祿山的驍勇，想讓他活下來，逃避軍法處置，難道不應該在自己的的地盤上更有操作空間？對於敗軍之將安祿山，張守珪一方面想讓他活，一方面卻要送到各處山頭勢力他一個邊將絕對擺不平的京師是什麼操作？

秘密就隱藏在史料中，《資治通鑑》記載：

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下路符分析一下玄宗和開元名相張九齡的表現。張九齡不説了，鼎鼎有名的政治家、詩人，他看到安祿山，就一個字“殺！”而且更重要的是張九齡指出“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

這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個論斷，開元名相張九齡看到安祿山就知道了他必有反相，將來會為禍大唐，可是玄宗皇帝最終李隆基卻“惜其才”，只把安祿山免官，讓他白衣效命，以功抵罪，而且更諷刺的是還説了一句“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

大部分人看到這一段的時候估計只有扼腕嘆息了：安祿山二十年後就造你江山的反了，你還枉害忠良呢，你現在不聽張九齡的，後面有你受的！感嘆李隆基不聽良言，終於導致安史之亂的發生。

但事實其實並非如此，這裏下路符有極大把握確認這一段記載經過了篡改。

證據就來自於張九齡自己。

在其中有一份在開元二十二年送到東北平盧節度使的《敕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等）》的敕書，上面是這樣寫的：

敕張守掛、安祿山，兩蕃自昔輔車相依，奚既破傷，殆無遺噍……藉卿運籌，徐以計取；況祿山義勇，武藝絕人，謀帥得賢，裨將復而，以討殘蕞，勢若摧枯……卿及祿山並諸將士己下，並平安好。

“況祿山義勇，武藝絕人……卿及祿山並諸將士已下，並平安好”。

張九齡673年生人，開元二十二年（733年）的時候，已經整整60歲了，距離他去世只有7年。此時的張守珪（49歲）、安祿山（30歲）在他看來既是自己的屬下，是拱衞大唐邊疆安穩的國家柱石，也是晚輩，所以在公文最後張九齡説道：“卿及祿山並諸將士己下，並平安好”，希望你們都平安，不要出事。

這段讀來真的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字裏行間都是一個為國奉獻了大半生的中樞重臣，在面對拱衞自己國家的邊疆柱石，邊疆年輕將領時候的那種愛護。

所以，開元二十二年還讚賞張守珪和安祿山表現英勇，囑咐他們一定注意安全的張九齡，兩年後就斷定安祿山有反相，一定會釀成大禍，這翻轉實在有點大，不太像中樞重臣張九齡的作風。

而且提前二十年就判定安祿山要反叛，也許古人會相信這樣的相面之術，今天的我們不應相信這樣的虛妄之言。所以，這裏張九齡的斷言基本確定是後人附會上去的。

下路符前面已經説了史書春秋筆法處理安祿山的原因最重要原因，那就是安祿山所作所為違背了臣子之禮，犯了古代士大夫心中最重要的原則，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所以史書中突出了安祿山性格中狡黠鑽營、違背倫理的一面，這裏前面已經介紹了。

但這裏篡改的地方似乎並不是這樣的目的，這段大費周章的改動並沒有起到警示後人這個亂臣賊子的目的，反而，似乎更重要的是體現了玄宗皇帝識人不明、不聽良言的一面，大家感覺到了嗎？

所以，這裏還有一個關於春秋筆法處理安祿山第二個隱晦的推測，那就是後來的肅宗皇帝李亨很可能授意了史官，隱晦的批評玄宗皇帝的一些做法，從而加強自己繼位的合法性，畢竟他的皇位不是來自於玄宗的直接授位。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考慮，那這處改動就很能理解了。這處的重點本來就不是批評安祿山，而是想通過對比，突出玄宗皇帝識人不明的一面，尤其李隆基那句“卿勿枉害忠良”可真是大大的諷刺啊！

任後人誰讀來，第一反應當然都會批評玄宗皇帝識人不明，不聽張九齡的良言，終於釀成了之後安史之亂的大禍。

但這一點其實並沒有很直接的證據，所以下路符就不展開的。但通過盜羊事件和張九齡斷言事件，已經完全證明了史料對安祿山記載的一些刪減和加工，是確定無誤的了。

前面我們已經分析了，兩唐書，乃至《資治通鑑》通過春秋筆法加工了一下安祿山的形象，那真實的安祿山到底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呢？

首先本文第一節中安祿山性格狡黠，擅長使用手段賄賂別人以求得別人美言幾句，乃至拍玄宗和楊玉環的馬屁，應該基本上都是真的。

下路符已經説過，“互市牙郎”是理解安祿山很多行為的關鍵。作為一個會六個少數民族語言、乾的又是類似中介人性質工作的人，八面玲瓏是安祿山活命的本領，甚至是刻在他的骨子裏的。

安祿山就像我們平時見到的那些成功的商人，哪個不是情商智商雙高，察言觀色本領極強，投其所好對他們來講真的太容易了。

所以等安祿山被張守珪發掘，並帶入了仕途之後，他一半是為了向上爬，一半也是出於他的本能，所以“性巧黠，人多譽之……厚賂往來者，乞為好言”等諸多行為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且也是能夠講得通的。

但關於安祿山是不是僅僅就靠着拍馬屁，最終到了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東平郡王、鎮守東北這樣的高位，一定是不對的。

事實上，安祿山憑藉着會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的優勢進入名將張守珪的視野，隨後就展露出極大的天賦，是憑藉軍功不斷升遷的。

不管是一開始記載他“行必克獲，拔為偏將”（這是《舊唐書》的記載，在持批評的材料中的正面記載通常都是縮水且真實的），還是在張守珪、張九齡的視角認為他“惜其驍勇”、“祿山義勇，武藝絕人”，乃至在開元二十四年戰敗之後，張守珪、張九齡和玄宗皇帝一起要他活下來，都體現了這一點。

但事情的發展往往就是如此的出人意料，這個年紀輕輕就被寄予厚望，將來鎮扶東北，成為大唐柱石的粟特人，卻在各種條件的作用之下（安史之亂的爆發有複雜的歷史環境、制度設計和權力鬥爭的原因），發動了那場“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安史之亂，成為了大唐帝國最出名的亂臣賊子。

此時再讀張九齡那句“卿及祿山並諸將士己下，並平安好”，不僅唏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