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將軍足利尊氏入主京都，為了加強對關東地區的掌控，將自己的兒子分派出去，大兒子繼承幕府將軍，次子則派往鎌倉為公方，權力地位等同將軍。尊氏佈下的“分治東西之策”所包含的兩大隱憂，終於到了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時開始暴露出來。每當京都的將軍家出現危機或不穩時，鎌倉公方總是蠢蠢欲動，擺出一副曖昧不明的態度，始終未敢向京都的“王”作出正面的挑戰。
轉眼間到了兩方的第四世代時，終於來了一次正面交鋒。事緣京都的四代將軍足利義持兒子早死，自己又沒有其他兒子，於是當時就有人提議，讓當時在位的第四代鎌倉公方足利持氏當將軍的養子，一舉東西合璧，也可撫平鎌倉一直以來的鬱悶。
另一邊的持氏本人也覺得是時候“反客為主”，完成歷史使命，達成父祖的心願。然而，京都幕府的幕臣們卻對關東的“王”來做自己主君不以為然，畢竟兩個政治中心合一，所牽扯的政治利害遠比想像中困難且複雜，當時難得天下剛剛太平，幕臣們才開始穩獲利益，自然不想多生枝節，就讓持氏在關東繼續做王便可。
義持也深明幕臣們的想法，於是便將決定權留給了眾幕臣，自己懷着無子送終的遺憾在應永三十五年（一四二八）離開了人世。由於眾幕臣從一開始便沒有考慮過足利持氏這個選擇，也自然沒有想過要幫助持氏完成這個使命，於是他們便通過龜卜的方式“選中”了本已出家為僧的足利義教做新將軍，義教是將軍義持的弟弟。
面對美夢落空，失意又憤怒的持氏便以行動報復，包括不再聽從京都幕府派來輔助自己、監視自己的關東管領的意見，同時大力打壓那些與京都交好，被史學家稱為“京都御扶持眾”的關東武士家族；此外也不再拜求京都將軍賜名，而是自己替長子改名做“義久”，與京都將軍的名字改法完全一樣，赤裸裸地表示要讓自己的兒子日後取代京都將軍。以上種種舉動完全不把京都的“王”放在眼裏，以持氏的情況來説，他即使不能成為“王中之王”，也打算自立為“真正的王”。
這種冒進行為不僅使當時的京都人士十分不快，也讓公方座下的關東管領上杉憲實十分頭痛，但又屢勸不聽，最糟糕的是剛在京都當上新將軍的義教決定要“反客為主”，將持氏這個禍根連根拔起，改由自己的兒子去當關東的王。義教此舉從結果上既是繼承祖宗尊氏的方針，同時也是做出了修正：既然兩家血緣已經疏薄，那麼就以換人的方式，重新加強關係即可。
足利義教的構想既現實又針對了當時的困局，但他的“換人”方式就是通過戰爭強制讓持氏下台。這是首次京都將軍用實際行動去着手解決兩王的矛盾，在上面提到兩個王者之爭中，京都方因為沒有十足的政治名分壓倒對方，於是在永享十一年（一四三九）請出了天皇為自己正名，這招一出，立即使鎌倉方無以還擊。
原本持氏想通過繼續打壓關東管領上杉憲實向京都示威，但卻換來幕府出動討伐自己的大軍。僅僅一個月後，持氏及他的長子足利義久便在眾叛親離下被迫在鎌倉自殺，史稱“永享之亂”。接着的一年多內，將軍足利義教打算乘勝追擊，一舉清洗鎌倉公方的餘燼，持續派兵追殺持氏的遺兒並鎮壓追隨持氏的武士家族，爆發了史稱“結城之戰”等大小戰鬥，但基本上第一次的兩王對決是以京都方壓倒性的勝利結束了。
但是，義教卻品嚐不了這個勝利的果實，兩年後的嘉吉元年（一四四一），持氏的其中一個兒子成氏還是成功逃過了義教的追殺，躲到信濃國佐久郡（今．長野縣佐久郡），而另一邊的義教卻在一場酒宴上被幕臣赤松家暗殺。這樣一來，義教重新洗牌的大計突然難產，京都也因為將軍被殺陷入混亂，持續進行的持氏餘黨追殺行動也自然不了了之。
眼見京都羣龍無首，關東又失去了主君，於是曾經背叛持氏的關東管領上杉憲實便爭取讓成功逃出生天的足利成氏成為新的鎌倉公方，無時間處理關東事宜的京都也接受了憲實的提議。
第一次的兩王對決原本隨着對壘雙方意外離場而謝幕，但事與願違，第二幕卻驟然開始。家破人亡的足利成氏雖然得到上杉憲實的幫忙，成為新的公方，但其實對上杉家恨之入骨。憲實雖然因為出賣主君持氏而隱退，還命令家族上下不得再問政事，但在幕府的壓力下，長子憲忠還是受命成為新的關東管領。
就這樣，成氏及憲忠懷着早前的仇恨，雙雙重新以公方及管領的身份重建關東，但五年後，成氏依舊找到機會把憲忠暗殺。成氏此舉便引發了不僅是自己跟關東管領上杉家的仇恨，京都的新將軍足利義成（義教之子、後來的義政）也虎視眈眈，打算完成父親用親族取代鎌倉公方的遺志，同時也為自己在眾人面前立威，隨即派出自己的庶兄足利政知進入關東的伊豆國堀越（今神奈川縣伊豆國市），準備在討滅成氏後，立即讓兄長成為新的關東之王。
三方的恩怨就在享德三年（一四五五）開始，爆發了史稱“享德之亂”，關東十國（常陸、下野、上野、上總、下總、安房、武藏、相模、伊豆、甲斐）連同與關東關係密切的越後也因此進入長期的戰爭狀態。事件的關鍵人物足利成氏鑑於鎌倉在戰火下已經成為廢墟，支持者又在利根川以東一帶集結，於是他便遷移到下總國古河（今．茨城縣古河市）成立了古河公方府。
至此，關東地區起初以利根川為界，形成東關東（成氏陣營）及西關東（幕府──上杉陣營）的對壘局面，後來幕府──上杉陣營出現內訌（長尾景春之亂）以及後來京都爆發的應仁文明之亂而陣腳大亂，雙方和戰不定，始終無法給敵對陣營作出致命的打擊。
為應仁文明之亂焦頭爛額的幕府早已對關東的戰事心灰意冷，於是在享德大亂爆發近三十年後的文明十四年（一四八二）四月，與足利成氏達成了確實的和解，以成氏承認幕府方的堀越公方足利政知為條件，幕府也承認成氏的古河公方為合法的政權，古河、堀越以及幕府自此河水不犯井水，圍繞着將軍與公方的長年矛盾也在各方意興闌珊之下做了結，最終還是沒有一方能夠取代對方。
將軍與公方的和解並沒有為關東的戰亂帶來和平，因為局面早已超出了他們的控制，各旗下的武士家族早已因為各為其主而對立起來，這些對立及攻擊並不曾因為將軍與公方的單方面和解而驟然停止，這些問題及仇恨也將一直髮酵，併成為後來戰國時代關東爭亂的遠因。然而，從大局來説，將軍與公方和解前後的戰局主導權其實已經轉移到為幕府征討成氏的上杉家身上。
日本戰國時代：幕府將軍和公方的混亂關係，究竟誰該聽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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