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給官員塞條子説情，估計知之者甚少，即使聽説也會詫異。可這事兒的的確確就在大宋發生了，而且不是個例。
宋仁宗嘉祐三年，大宋對中央領導班子進行了新的調整，歐陽修接了包拯的班，權知開封府。
豈料，“醉翁”剛上任就遇到了頭痛事----皇帝亂塞條子。一個月後，他忍無可忍，向仁宗皇帝遞了一份札子。
札子的全名叫《請今後乞內降人加本罪二等札子》，大致意思有三層：
1、我上任不到倆月，皇上您已經給我塞過十張條子了，有完沒完了？
2、您每塞一次條子，我就得專門給您彙報一次，有完沒完了？
3、您要管大事也罷，可偏偏管的都是“婢妾賤人犯奸濫等事”，這怎麼能勞煩您呢？
總之，最終意圖就是勸皇上，您以後別再這樣亂批條子了。
仁宗皇帝善納諫是出了名的，自然很快就接受了歐陽修的批評。於是，嘉祐三年十一月，皇帝做出重要指示：今後再有人到皇上那裏説情要條子，一律嚴懲！
塞條子，在當時是有官方學名的，叫“內降”，是皇帝越過正常行政程序，直接批條子干涉政務處理。説白了，就是宮裏託關係走後門。
歐陽修這次上奏，只是羣臣和仁宗皇帝亂批條子做鬥爭中的其中一次，既非首次，也非最後一次，因為仁宗耳根子軟，好了沒幾天，條子就又來了。
宮裏人都瞅準了仁宗好脾氣，耳根子軟，便變着花樣地請皇上為自家人授官、免税，甚至減罪，皇上批的條子越來越多， 羣臣和皇上因為批條子的鬥爭也就無休無止。
鬥爭多了，臣子們也瞅準了仁宗優柔寡斷、耳根子軟的毛病，總結出了鬥爭經驗，如果不是什麼原則性的問題，只要據理力爭，説服皇上收回成命的概率還是比較大的。
慶曆年間，樞密使杜衍，經常將仁宗批的條子攢起來，然後拒不執行，等攢夠了一定數量之後，就打包再送回去。
但是，若遇到找皇上説情者是個不依不饒且得勢的人，那可就麻煩了，真是硬骨頭特難啃。
倍受仁宗寵愛的張貴妃，一心想讓自己的伯父張堯佐加官受賞，便不停地給仁宗吹枕邊風，仁宗自然是色授魂與，有求必應。
臣子們很是擔心，不能眼睜睜地看着後宮如此干涉政權！於是，大家開始了對張堯佐的集體抵制。仁宗呢，當然是虛心聽取，執行起來呢，卻又是緩兵之計，堅決不改----
你們今天反對，我就今天把張堯佐加官的事放一放，等明天再提，明天不行就再等等，總有提上來的那一天。
就這樣，怪事出現了，大家越是反對聲一片，張堯佐的官越是越做越大。
但是，在張堯佐一事上，仁宗也遇到了硬骨頭，便是時任監察御史、後知諫院的包拯。
嘉祐二年，張堯佐被加封為淮康軍節度使、羣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等高級官銜，還想要加官。於是，包拯聯合台諫系統，連續上疏皇上，還在退朝後留班不退，誓要與仁宗鬥爭到底。
這下可真惹怒了仁宗，不僅呵斥了諫官，還把御史唐介貶為春州別駕。
不過包拯等人還是有一定收穫的，張堯佐迫於輿論壓力，辭去了宣徽使、景靈宮使的職務。仁宗消氣後，也重新召回了唐介。
但是，一年之後，張貴妃的枕邊風又開始吹拂，好色的仁宗又開始舊事重提，君與臣之間又開始了激烈的爭論，最終結果是各讓一步，同意張堯佐做宣南院使，但是要出守河陽，不能回京任職。
關於這個故事，宋人筆記有這樣的記載：
張貴妃一心想讓伯父張堯佐做宣徽使，仁宗同意，包拯等人卻據理力爭，仁宗被包拯噴了一臉口水，回宮後氣呼呼地訓斥張貴妃説，你只知道宣徽使，你就不知道我這裏還有一個包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