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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83年8月，大唐帝國的第九位皇帝唐德宗在位期間，發生了一起令後人瞠目結舌的奇異戰事。
這一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叛，而唐德宗派去平叛的大將哥舒曜卻出師不利，被李希烈困在襄陽，形勢岌岌可危。
此時，中央直屬的神策軍主力正在北方作戰。手中無兵可用的唐德宗只得派涇原(今甘肅、寧夏一帶)節度使姚令言出兵救援。
然而，這支涇原軍在行至長安附近時，居然轉了向，直撲長安而來。猝不及防的唐德宗只得倉皇出逃。在出逃時，他身邊除了一百多名親眷和宦官之外，只有四百多護衞跟隨，稱得上是狼狽之極。
這一事件，就是唐朝歷史上著名的“涇原兵變”。
值得一提的是，整個唐朝歷史上，皇帝逃離首都避禍的事件一共發生過三次。這三次事件，唐德宗都趕上了，也實在是倒黴到家了。
話説回來，一次簡單的軍事行動為什麼會激化成兵變呢?原因相當簡單——皇帝沒錢。
作為堂堂大唐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唐德宗居然混的如此慘，實在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然而，當我們仔細分析這場兵變的來龍去脈後便能發現——唐德宗有此一難，基本是自作自受。
革新之主
平心而論，無論從個人能力和心胸抱負上，唐德宗起初的確可以當得起“英明強幹”四個字。
唐德宗李適出生於天寶元年(公元742年)。14歲時，著名的“安史之亂”爆發，他與自己的曾祖父唐玄宗等一起逃出長安，雖然一路上經歷了不少苦難，但年輕的李適卻因此得到了難得的磨礪和鍛鍊。
20歲時，年輕的李適就被任命為天下兵馬元帥，在平定“安史之亂”中取得了不少功績。叛亂平息後，他得到了“畫像凌煙閣”的殊榮，成為了有唐一代的諸多名將之一，也是其中極少數的皇族成員。
公元779年，唐德宗即位，年號建中。在即位之初，唐德宗雄心勃勃，以扭轉唐王朝的頹勢為己任，也的確做了許多有益之事。據《舊唐書》記載，唐德宗力行節儉，在即位的前一個月裏，就免除了各地進貢皇室的多種玩物和特產;在困擾唐朝的宦官問題上，唐德宗行雷霆之法，對貪腐的宦官嚴懲不貸;他還實施了著名的“兩税法”，使朝廷得到了較為穩定的財政收入......
可以説，唐德宗即位的最初幾年裏，他還是保持了一個明君的形象的。如果能夠繼續平穩的發展下去，那麼，唐朝的中興也許就會進一步提前了。
然而，涇原之變的爆發，讓唐德宗之前的努力成為了泡影。因為在他的中興之路上，盤踞着無數巨大的陰影——藩鎮。
帝國的腫瘤
藩鎮，原本只是為了防禦外族入侵而設立的，規模只在幾百人上下。玄宗時期，唐朝與外族的交戰更加頻繁，為了確保邊境穩定，唐玄宗進一步擴大藩鎮規模，設立了節度使一職，並逐漸由單純的軍事指揮官演變成為集地方軍、政權力於一身的“土皇帝”，並最終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
在唐玄宗年間，節度使原本只有十位。但在平亂期間，為了防止叛軍坐大，朝廷不得已在內地也開始建立藩鎮、任命節度使，最多時，各地節度使的數量接近五十名。這些藩鎮佔據了唐王朝從邊疆到內陸大片地區，朝廷直屬的地區則日益減少。
按照唐朝律例，唐朝的地方税收除各地州、縣兩級所必須的行政費用外，其餘的要上交朝廷。但隨着藩鎮越來越多，各地税收的絕大部分都被藩鎮以養兵的名義截留了下來，朝廷所得到的收入也就越來越少了。
更為奇葩的是，雖然各地藩鎮的軍費都來自國家税收，但如果朝廷要跨地區調動藩鎮的軍隊，還要額外向藩鎮支付一筆高額的“出界糧”。如此一來，國庫入不敷出，財政自然是捉襟見肘。
自取其禍
看着藩鎮日漸強大，希望重振國威的唐德宗自然是心急如焚，削藩的心思也油然而生。
建中二年，成德(今河北、山東一帶)節度使李寶臣去世，按照以往的慣例，朝廷會按照前任的要求任命新的節度使，實際上將節度使這一職位變成了世襲制。
然而在有意削藩的唐德宗看來，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於是，唐德宗率先出手，打破了這一慣例——拒絕任命李寶臣的兒子李惟嶽繼任。隨即，惱怒的李惟嶽帶領成德軍，並聯合魏博、淄青、山南東道三鎮，起兵反叛。
然而，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向地方割據勢力動手，從來都是一個技術活，絕不可能隨隨便便成功。從漢朝的七國之亂到西晉的八王之亂，概莫如是。
顯然，唐德宗的歷史成績是不及格的。按照正常的套路，在自身實力不濟時，應當韜光養晦、積蓄實力，在有能力致對手於死命時才能真正動手。急於求成，所帶來的往往沒有什麼好結果。
很快，唐德宗就嚐到了苦頭。在出兵平叛之前，掌管財政支出的度支使杜佑——著名詩人杜牧的祖父——前來叫苦：國庫儲備只夠維持幾個月的軍費，如果想要多支撐半年，就得向長安商人借款五百萬緡(一千文為一緡)，您看着辦吧。
據《新唐書》記載，唐德宗初年實施兩税法後，中央的全部財政收入不過九百五十萬緡。想要在短時間內湊齊五百萬緡，當然難於登天。
但戰端已開，就沒有迴旋的餘地。為了支付高昂的軍費，唐德宗任命户部侍郎趙贊開徵新税。在趙讚的主持下，唐德宗年間臭名昭著的“貨櫃税”——強制借用長安錢莊裏百姓的存款，最高25%、“間架税”——房產税，凡是有房屋的都要交税、“除陌錢”——商品交易税，每筆交易都要收5%的手續費——等一系列苛税新鮮出爐。
在將民間搜刮一空後，唐德宗終於在北方勉強撐住了局面。然而，當淮西節度使反叛後，出兵的涇原節度使向他討要“出界糧”時，唐德宗再也拿不出一分錢了。
於是，援軍變成了叛軍，志在削藩的唐德宗終於還是被藩鎮逐出了長安。
諷刺的是，進入長安的叛軍喊出了廢除“貨櫃税”、“間架税”的口號，竟獲得了長安居民的歡迎。剪除藩鎮的手段居然被藩鎮反過來利用，估計唐德宗怎麼也想不到吧。
貪錢皇帝
這場藩鎮的叛亂持續了四年，才慢慢平息下來。雖然這場叛亂不如“安史之亂”的規模巨大，但也給本就日暮西山的唐王朝以沉重的一擊。而更重要的是，這場戰爭徹底改變了唐德宗，將一個原本可能名垂青史的中興之主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守財奴。
據史書記載，逃出長安後，保衞唐德宗的士兵曾要求他發放棉衣，然而唐德宗居然連這筆錢都拿不出來，只得將宗室親王身上的金飾拿去變賣，才補上了這個窟窿。
在錢上吃了大虧的唐德宗痛定思痛，將原本的雄圖大志都扔到了腦後——不是沒錢就辦不了事嗎?那就拼命撈錢吧!
於是，唐德宗轉變了。他開始接受各地節度使的大量進貢，完全不在乎背後有多少百姓的血淚。他重新開始信任那些曾經被他擯棄的宦官，不但因為這些宦官在他流亡時始終跟隨着他，更因為這些人在搜刮民脂民膏時更加沒有底線，只要能夠取悦皇帝的，這些宦官都會打起十二分的精力去實施。
白居易的名作《賣炭翁》中所反映的宮使強買百姓貨物的狀況，正是這一時期宦官斂財的鮮明寫照。
在宦官之外，各地官員也紛紛假借唐德宗的名義開始橫徵暴斂，唐德宗也完全不加限制——只要這些錢能進入國庫就行。
公元805年，在位26年的唐德宗去世，雖然他在位期間，唐王朝在對外戰爭中也取得了一些戰果，穩固了邊境局勢，但後世提起他來，首先想起的還是他愛財如命的貪婪模樣。
但是客觀的説，唐德宗雖然壓榨民財花樣百出，但就唐王朝當時千瘡百孔的局面來講，換成別人，也未必能做的比他更好。同時，唐德宗並未將錢財花在享樂之上，而是將這筆巨大的財富積存了起來。在他去世後，他的兒子僅在位一年就駕崩了，之後登上皇位的，便是有名的唐憲宗李純。唐憲宗在位期間，大力鎮壓藩鎮勢力，多次向藩鎮用兵，終於使唐玄宗以來的藩鎮割據局面得以改觀，中央集權重新得到加強，史稱“元和中興”。而支撐唐憲宗大量軍事行動的經費，正是來源於唐德宗所聚斂的財富。
雖然沒有親眼看見唐王朝的中興，但唐德宗如若地下有靈，大約也能感到欣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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