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宰相李斯輔助嬴政一統天下，他是一個政治家，又是一個庸人

李斯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他從一個刀筆小吏登上秦帝國宰相的高位，輔助嬴政一統天下建立不世功勳，一篇《諫逐客疏》傳誦千古。但是醉心權力的李斯最終被趙高陷害，腰斬於市，夷滅三族。李斯既是一個眼光敏鋭、見解獨到的政治家，又是一個膽小苟且唯利是圖的庸人。

李斯輔佐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創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他在廢分封，立郡縣，統一文字、車軌、度量衡等重大而有影響的問題上，功績卓著，被後人譽為“千古一相”。

李斯自幼拜師荀況學帝王之術，入秦後向秦始皇分析當時的天下形勢時指出：“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灶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王，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 就，諸侯復強，相聚約縱，雖有黃帝之賢，不能並也”。李斯提出了滅六國的具體策略：

“陰遣謀士齎持金玉 以遊説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 之，離其君臣之計。”

秦國就是根據李斯制定的以武力進攻和分化瓦解相結合的戰略，加快了統一的進程。

秦國地處西北一隅，為了發展壯大，歷代秦王任用東方各國人才。這些人在秦國掌權引起秦宗室大臣的嫉恨，他們上書秦王“逐客”。

李斯用一篇《諫逐客書》，以無可爭辯的事實和道理，幫助秦國改正了一次重大戰略錯誤，為完成統一大業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在秦完成統一大業後，為秦國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權制度，這種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沿用兩千多年，影響極為深遠。

秦實現統一不久，不少大臣主張恢復分封制。李斯力排眾議，提出廢分封、建郡縣，把全國分為36郡，各郡郡守直接由皇帝任免，徹底加強了中央集權，標誌着新興的封建制度取代了奴隸制度。

李斯主持統一文字和度量衡，創造出小篆，為文化的傳播和文字發展立下 殊勳。李斯堪稱“千古 一相”。但是“沙丘之變”中，李斯出於私心，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使趙高的陰謀得以成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客觀的評價李斯，他的一生歷史功績是主要的， 功是遠遠大於過的。

李斯年輕時任郡縣小吏，一次“見吏舍廁中鼠食不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 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李斯鼠嘆本質是“鼠在所居，人固擇地”，即環境影響人的成長髮展，人應該主動創造出有利於自身發展的環境。鼠嘆之後，李斯拜儒學大家荀子為師，學習經世致用、建功立業之術。

入秦後，李斯憑着卓越的遠見、高深的謀略，贏得了秦王嬴政的信任和器重。秦國在其輔佐下踏上了統一中國的征途。

秦朝建立後，私學議政之風盛行，導致朝廷政令不通、公信力下降。李斯建議將民間私藏的《詩》《書》以及諸子百家學説著作一律焚燬，這就是有名的“焚書”事件。“焚書”固然破壞了中華文化的傳承，但在當時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途中病逝於沙丘。趙高策劃了改詔易主的陰謀，在趙高威逼利誘下，李斯的義利觀開始動搖，最終選擇了與趙高同流合污。

秦二世登上帝位後，橫徵暴斂、貪圖享樂，為保全自身俸祿爵位，李斯寫出了媚上固寵的《行督責書》。這篇文章極盡 媚態，主動迎合秦二世，對秦朝的滅亡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與李斯一起發動改詔易主陰謀的趙高，一直欲除李斯而後快。在趙高的構陷下，公元前208年，李斯被具五刑，腰斬於咸陽。臨刑之際，李對子哀嘆道：“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李斯死後，趙高把持朝政，指鹿為馬，甚至弒殺秦二世，兩年後秦朝正式滅亡。

李斯才華橫溢、功勳卓著，為秦王朝的建立和中國封建制度的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參與沙丘之謀，為求自保獻媚固寵，對秦朝的滅亡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李斯的人生悲劇，偶然中藴含着必然。在歷史和人生的關鍵時刻，李斯德不配位的人性短板暴露無遺，趨利的自然性戰勝了“義”的社會性，最終導致國喪身誅的悲慘結局。

李斯出生在戰國末年社會急劇變革的時代，傳統道德體系崩潰，百家學説各爭雄長。李斯選擇修習最能彰顯個人才華的“帝王術”，一生與秦帝國的命運緊密相連。李斯認為，一個人要想出人頭地，就應該像 糧庫裏的老鼠，要搶佔好的地位，才能為所欲為，盡情享受。

李斯的社會人格目標在於追求做一隻所處自在的“官倉鼠”，追求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追求富貴名利。可見，李斯的成就動機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卑賤”之位，是對位高權重高貴之位的嚮往。

社會理想和人生價值追求對人的發展有着至關重要的導向作用，李斯這樣的人，更容易急功近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雖然李斯在治國安邦上有很大的能力，但他人格的先天缺陷、動機上的極端功利主義對其日後的成敗埋下了極大的安全隱患。

秦統一天下後，李斯被任為丞相，無論其自我價值還是社會價值都得到了極大地實現，早已遠遠超出他“官倉鼠”的人生目標。斯是在踐行法家的政治主張時，由於個人急功近利，把法家的理論發揮到了極致，甚至到了扭曲的地步。正是由於缺少對道義的顧及，“人格侏儒”李斯才能從那個社會大變革時代脱穎而出。

秦朝建立後，儒生們議論國事，應該只是個學術上的問題。可是李斯將其上綱上線，建議，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可以説，是李斯一手製造了秦始皇的“焚書”，也是李斯積極推行文化專制，消滅言論自由，他的這把火燒掉的是人的“言論權、話語權、思想權、質疑權、批評權、議政權”。

焚書事件之後，李斯處處迎合、屈從最高統治者的心態進一步表露，已由一個醉心功名的政客完全墮落為一個失卻目標的鷹犬。

從製造“焚書之禍”，到參與“沙丘之變”，再到媚獻“督責之術”，李斯已經完全背離了一個政治家應有的政治操守和價值取向，最終還是沒有保住自己的權位害。

司馬遷在《史記》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李斯是 “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之人。李斯在政治實踐中，採取非道德的方式，以個人的眼前利益為導向，缺乏必要的政治倫理觀念和政治家應有的價值堅守，甚至缺乏長遠的政治眼光。

李斯為了實現自己 “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的人生目標急功近利、不擇手段“殺斯之身者非高，而斯自殺也； 夷斯之族者非高，而斯自夷也。”這或許就是李斯一生的註解。

（文/歷史漫談君 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