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從佔據兗州開始發家，兗州可以説是曹操的基本盤，兗州文武比潁川士人荀彧、郭嘉等更先為曹操賣命，可以説是曹操的創業元老，其資歷僅次於曹氏、夏侯氏親族，然而在曹魏政權中的存在感卻很低，為什麼？因為公司轉型，拋棄了創業元老。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在鮑信等人的邀請下入主兗州，不僅藉此機會收編黃巾軍部眾為“青州軍”，擴充了自己的武裝，還在兗州廣納賢才，以此初步建立了其爭雄天下的基礎。
曹操在入主兗州期間，大量兗州本土人才為其所用，成為曹操早期創業的重要力量。曹操在兗州吸納的兗州文武亦是曹操“唯才是舉”思想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而從兗州文武的興衰歷程，我們亦可隱約看出曹魏統治者用人思路的變化軌跡。
根據《三國志 武帝紀》的記載，初平三年夏四月，青州黃巾軍部眾攻入兗州，斬兗州刺史劉岱，兗州上下震恐，於是濟北相鮑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
在曹操的努力下，兗州的黃巾軍叛亂最終得以平定，曹操以此“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鋭者，號為青州兵”，並由是以兗州為基地，開始了其爭雄天下的歷程。
當時的兗州下管轄八個郡國，分別是陳留郡、濟陰郡、山陽郡、任城郡、東平國、東郡、泰山郡以及濟北國。曹操在此前擔任過東郡太守，深知兗州人才輩出。早在關東聯軍起兵之時，曹操就在與袁紹的討論中提出了“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的主張。
在筆者看來，“任天下之智力”的主張即是曹操“唯才是舉”思想的雛形，在入主兗州之後，曹操也對這一主張進行了實踐，於是在兗州範圍內大規模地招納文武賢才，這裏試舉幾例：
《三國志 程昱傳》載：“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太祖臨兗州，闢昱…”。
《三國志 毛玠傳》載：“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太祖臨兗州，闢為治中從事…”。
《三國志 滿寵傳》載：“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太祖臨兗州，闢為從事…”。
《三國志 于禁傳》載：“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為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
《三國志 呂虔傳》載：“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為從事，將家兵守湖陸…”。
《三國志 李典傳》載：“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眾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
從上述的歷史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曹操此次兗州納賢的幾個特點：
第一，曹操本次所招納的人才籍貫都在兗州郡八個郡國之內，都是兗州本土人士。第二，所招納的人才構成多元，有寒門士子、底層官吏，如程昱、毛玠、滿寵；有基層武人，如於禁；還有地方豪族，如李典家族。可以説，曹操此次的兗州納賢，網絡了各個方面的人才，建立了自己的初步班底。
兗州文武的加入，為剛剛起家的曹操帶來了重要的力量支持。在筆者看來，大抵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智力參謀，以程昱、毛玠為典型。
在兗州加入曹操陣營的程昱，不僅曾經在呂布偷襲兗州時設計死守鄄、範、東三城，在曹操處於劣勢時力勸曹操放棄向袁紹妥協，還多次參與重大戰役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的謀劃，是曹魏最重要的謀士之一。
而毛玠曾經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軍資”的政治構想，為曹操迎奉天子於許都打開了思路，後期毛玠主要掌管人才推舉、選任，亦做出了諸多貢獻，史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以程昱、毛玠為典型兗州文臣，擔任曹操時期的高級參謀和人事負責人，為曹魏爭奪天下對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其次是武力保障，以于禁為代表。
于禁作為曹魏的五子良將之一，雖然最終不能盡節，但不容忽視的是其在曹操創業之初做出的諸多貢獻。于禁曾經跟隨曹操征伐呂布、平定汝南黃巾、參與官渡之戰和鎮壓昌豨叛亂，有勇有謀、經歷豐富。尤其是在和張繡的戰爭中，面對青州兵的誣告能夠不動如山，先整肅行營，擊退追兵後再向曹操辯白，表現出了大將風範。
在張遼、徐晃、張郃等人還未加入曹操陣營時，作為兗州武將代表的于禁可謂是曹操陣營中首屈一指的優秀將領。
再次是人力資助，以李典家族為示範。
李典家族是兗州的地方豪族，在兗州有着較大的影響力，曹操能夠在兗州得以站穩腳跟，除了自己的智力支持和武力保障，當地豪族的認可亦不容忽視。
李典家族自從父李乾、從兄李整再到李典，都為曹操根據地的鞏固做出了巨大犧牲。在呂布襲擊兗州時，李典從父李乾拒絕誘降而遭到殺害，從兄李整亦拼上性命追隨曹操平定兗州。
官渡之戰，李典家族承擔了後方運輸的重要作用，史載：“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谷帛供軍…”此外，李典家族曾經為曹操進行過人力輸出，史載：“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原徙詣魏郡…”。故而，曹操能夠在兗州發展並時刻擁有充足的人力，兗州地方豪族——李典家族的人力資助非同小可。
不僅在曹操早期創業階段，兗州文武提供了重要幫助，在曹操平定北方之後甚至於曹丕、曹叡朝，兗州文武仍然擔任着重要的作用，典型的即出鎮邊境。
如李典、滿寵曾經先後鎮守過曹魏東線邊境合肥，滿寵還曾經代替曹休“都督揚州諸軍事”並建立合肥新城。呂虔一度坐鎮青徐，在曹丕朝“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
雖然兗州文武在曹魏發展建國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於能夠成為繼譙沛親族、汝穎騎士之後曹魏的第三股力量。但是，兗州文武在歷史上卻始終沒有太大的存在感，後世提及兗州文武，大抵都是以個人為單位，很少以羣體進行定義。
在筆者看來，兗州文武之所以如此，大抵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兗州文武的構成多元。
前文提及兗州文武組成既有寒門士子、底層官吏也有基層武人還有地方豪族，而反觀譙沛親族，主要以武將為主，汝穎奇士則以士族為主。
可以看出，譙沛、汝穎兩大陣營的構成人員是高度同質的，因而也具有共同的利益目標。而兗州文武的構成多元，除了地域，難以構成一致的利益目標和集體訴求，因此，不容易抱團取暖。
第二，兗州文武的多數核心人物逝世較早。
根據《三國志》的記載，毛玠於216年逝世；李典逝世時36歲，亦早於曹魏建國；程昱於220年逝世；于禁於221年逝世。
創業元老因各種原因早逝
除滿寵和呂虔外，兗州文武的主要成員大多數都在曹魏建國或是建國之前去世，因此難以在曹丕朝和曹叡朝乃至更後的曹魏廟堂有突出表現。
因此，兗州文武雖然在曹操創業初期表現突出，但是終究難以躋身曹魏核心統治層。
公元216年，毛玠因不滿同僚崔琰之死遭人告發後被罷官，後逝世於家中。毛玠逝世，標誌着兗州文武開始落幕。其後，李典英年早逝、于禁因襄樊戰敗被俘、程昱於曹魏建國當年去世，兗州文武大半凋零，失去了往日的輝煌。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頒佈了著名的求賢令，其中明確指出：“‘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求賢令集中表達了曹操“唯才是舉”的用人主張。但是實際上此時曹操已經基本統一了北方，在筆者看來，這一時段發佈求賢令的政治宣誓的意義要大於招納人才的意義。
赤壁之戰後，曹操集團內部的人才更新和流動是遠不如曹操創業初期的。反觀曹操在兗州的納賢，其所招納之人恰恰符合其將近20年之後頒佈的求賢令的要求，如兗州文武中的程昱“性剛戾，與人多迕”，還有籌集糧餉時“雜以人脯”的惡名，而於禁亦是曹操拔於行陣之間的代表。
因此，雖然曹操頒佈的求賢令和兗州納賢時隔甚遠，但是其用人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在筆者看來，兗州納賢是曹操用人主張的具體實踐，而求賢令則是曹操用人思想的理論總結。
曹操終其一生在對待人才上能夠長期秉持“唯才是舉”的主張，但是在北方基本穩定的情況下，開始出現了矜驕的心態，愛才之心大不如從前。
在荀彧、崔琰事件以及稱魏公、魏王后，曹操潛意識裏領會到需要和強大的士族合作，有了妥協的傾向，但是在行動上卻仍然有所抗拒。故而終曹操一生，在對待兗州文武境遇都還不錯。
到了曹丕朝，其試圖和強大的士族合作，於是在用人上改變了曹操早年“唯才是舉”的思想方略，在文官選任上，以強大的士族子弟為主；在軍事上，用同姓親族將領掌握兵權；並利用鎮壓利城叛亂和廣陵觀兵消弭地方豪族勢力。三種方式似乎是處處針對曹操早年所提攜的兗州文武的三種類型。
到了曹叡朝，曹魏統治者和強大士族的合作更加緊密，兗州文武自身也凋零殆盡，故而更沒有什麼表現的餘地了。
因此，筆者認為兗州文武這一羣體的興衰過程能夠印證曹魏用人的前後轉變，曹操創業時期不拘一格用人，兗州文武的能力得以展現，因此出現了不少出身基層的優秀人才。到了曹丕、曹叡時期，曹魏統治層的用人觀念發生改變，兗州文武既非同姓親族又非合作對象，自然就淡出了曹魏統治層的視野。
兗州文武中，亦有極少數人見證了曹家三代的發展，滿寵是典型的例子。在曹丕、曹叡朝，滿寵主要紮根曹魏邊境東線，表現較為突出。但是，後期曹魏的統治者對出身兗州文武的滿寵態度十分模糊，有兩個例子或可證明：
一是曹魏統治層對程昱和滿寵二人的態度差別。
《三國志 程昱傳》記載，曾經“人有告昱謀反”然而太祖賜待益厚。”可見，曹操對兗州文武中的程昱給予了高度信任。而《三國志 滿寵傳》中記載“初，寵與（王）凌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疲老悖謬，故明帝召之。”這裏曹叡對滿寵的信賴程度就遠不如曹操對程昱。
且前者程昱被告謀反，而後者滿寵只是被告無能，兩者之間的差別較大。滿寵和程昱同是兗州納賢時加入曹操陣營，而從曹操到曹叡，曹魏統治層對兗州文武的信任卻日益削減。
二是從祀曹操太廟的人員名單。
從《三國志 明帝紀》和《三國志 三少帝紀》中所整理出來的從祀曹操太廟的人員一共有五批，分別是：
第一批，青龍元年（公元233年），“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
第二批，正始四年（公元243年），“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徵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徵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
第三批，正始五年（公元244年），“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
第四批，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
第五批，景元三年（公元262年），“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庭。”
從五批名單上看，從祀曹操太廟的人員名單上看，前兩批存在曹魏同姓親族將領、兗州文武再加汝穎士人集團等，人員組成還算多元，而後三批補充的人員，其構成就相當一致了。
另從滿寵的角度看，滿寵卒於242年，公佈第一批從祀人員名單時，滿寵尚在人世。但是到了之後，歷史上評價“立志剛毅，勇而有謀” 且在曹丕、曹叡朝坐鎮東南、屢次擊退孫權的滿寵卻沒有入選，如果説第二批是考慮到其他兗州文武的名額姑且能夠説得過去，但是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從祀人員名單也沒有出現身為兗州文武的滿寵的名字。
這裏筆者猜測，後三批從祀曹操太廟的名單大抵是考慮了人員的出身，加大了汝穎士族及其統一戰線士族的比例，而出身兗州文武的滿寵雖然經歷老、功勞多，卻自然不在考慮之內了。
因此，兗州文武從祀曹操太廟的前後變化，亦可見當時把持曹魏政權的統治者在用人思路上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