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1962年3月20日，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逝世，年僅46歲。在他逝世60週年之際，我們重讀他影響範圍最廣的經典之作《社會學的想象力》，並以此反思社會科學的想象力。
讓我們首先從眼下的一個現象説起。
2021年全國研究生入學考試初試成績近日公佈，在考研越來越“卷”的今天，傳播學因其幾乎最高的分數線成為放榜當天考生們熱議的焦點。作為當下中國最“火”的人文社科專業，傳播學吸引着無數學子報考，但一派繁榮的背後，持續的學科焦慮卻始終難以散去。依照傳播學者羅傑斯在《傳播學史》中的説法，現代的傳播學學科化始於20世紀的美國（儘管這一敍事遭受過很多質疑）。學者威爾伯·施拉姆總結的傳播學科“四大奠基人”如保羅·拉扎斯菲爾德、卡爾·霍夫蘭等大多來自心理學、政治學等多學科。這使得即使時至今日，“傳播學有何獨創的理論？”依然是這一歷史短暫的學科常常遭遇的質疑。
不過，這種學科的“主體性焦慮”卻也意味着學科想象力的開放性，這給予了傳播學更多可能的發展路徑。美國主流傳播學將學科的重心聚焦於研究人類社會的信息傳遞活動，這也是現在公眾從字面上對這一學科的理解。不過，確立學科邊界雖有助於一門新興學科的建制化，但也嚴重窄化了學科的研究範圍。在《重訪灰色地帶：傳播研究史的書寫與記憶》一書中，學者劉海龍較早地對其進行了批判。在如今的中國傳播學界，“打破學科壁壘”的聲音早已不陌生，媒介環境學、傳播政治經濟學等多個更富跨學科色彩的領域正蓬勃發展。
正如米爾斯所寫，社會學想象力的培養，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研究者不拘泥於“根據學院系科來確立自己的專門化研究”。只是，隨着跨學科日漸成為趨勢，新的焦慮也在浮現。可能很多傳播學的學生都在自己的論文選題時遭遇一個常見的質疑：“你研究的話題是否是一個‘傳播學’的問題”。一方面努力強調自己跨學科的特徵，另一方面又極度在意學科邊界，傳播學面臨的這種悖論一定程度上可成為我們思考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過程的典例。
劉海龍的觀點是：傳播學當然有其獨特的視角，另一方面，也完全無需過度擔憂所謂的“學科主體性”問題。在一個媒介技術飛速發展的社會中，我們需要更新既有的對人類傳播現象的理解，認識到傳播問題遠不僅僅只是信息傳遞的效率問題，它還是“身體”、物流乃至“病毒”的問題。我們只有充分挖掘全新的看待“傳播”與“媒介”的角度，才能賦予傳播學持續前行的活力。
採寫｜劉亞光
劉海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重訪灰色地帶》《宣傳》等。譯有《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傳播理論導引：分析與應用》《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等。
新京報：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他曾批評過傳播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爾德，他們也曾經合作開展研究，不過在進行《人際影響》的調查時，二人的思路產生了分歧。我們如何理解米爾斯和傳播學之間的聯繫？
米爾斯（C. Wright Mills），美國20世紀社會學家，生於1916年8月28日，卒於1962年3月20日。曾在威斯康星大學師從H.格斯和H.貝克爾，1941年獲博士學位。生前長期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其作品《社會學的想象力》是社會科學領域引用率最高的書之一。
保羅·拉扎斯菲爾德（Paul F.Lazarsfeld，1901-1976），社會學家、傳播學家。他1901年2月13日生於奧地利維也納，1925年畢業於維也納大學，曾獲數學博士學位，後來對社會心理學和傳播研究產生興趣。著有《社會科學中的數學思想》《社會研究的語言》等。
託德·吉特林後來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媒介社會學》（Media Sociology）中對其提出了批判，其中特別提到了研究的資方背景。這個研究的贊助方是一個讀者定位為中下階層婦女的雜誌。米爾斯通過研究試圖説明：人際影響是一種從上到下流動的垂直控制，而非水平流動。這個結論不利於雜誌及廣告商。因為如果影響是垂直流動，那麼廣告只需要投放到精英雜誌，而不用在各個階層推廣。此外，研究設計的問題也非常微妙,當時設計的4個研究領域中，前三個分別是日用品購買、時尚、電影，最後一個是公共事務（即政治）。結論是在最後一個問題上人際影響的垂直流動是比較明顯的，前三個都是水平流動，因此人際影響主要是水平流動的。但其實前三個按照分類都可以歸結到“消費”這一類，而消費，其實歸結下來還是很受大眾媒體營銷這類垂直流動意見的影響。
新京報：米爾斯提出的這種理論取向，和美國傳播學初創時期的迥異。施拉姆所奠定的傳播學創始人神話，雖然使得學科走向建制化，但也因此窄化了傳播學的學術想象力。米爾斯所批評的“抽象經驗主義”，很多都適用於對傳播學的批評。
劉海龍：吉特林的文章裏就提到了這方面的問題。剛剛我們提到的這個調查混淆了兩種影響，一是結構性的、自上而下的權力的影響，一種是人與人之間的人際影響，人際關係和權力本質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不能簡單比較。這個其實也反映出很多學者對權力、結構的忽視，誤以為通過人際的影響就能完成很多大的改變。缺失了這種觀照，其實像拉扎斯菲爾德這類實證研究，看似是經驗性的，但其實只是一種“抽象的經驗”，摸不到社會真實的脈絡。
《重訪灰色地帶：傳播研究史的書寫與記憶》，劉海龍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7月。
新京報：説回到傳播學本身。前兩年清華大學擬取消新聞傳播專業時，社會又開始討論“新聞是否無學”的問題，其實學科焦慮的問題，傳播學也存在。作為一個非常典型的交叉學科，傳播學經常面臨的質疑就是沒有自己的獨立理論，研究的問題都是在借用別的學科的視角。在你看來，什麼是屬於“傳播”和“媒介”的獨特視角？
劉海龍：首先我們需要明確媒介/傳播研究並非一個獨立的學科，而是一個領域。其實傳播/媒介是否構成一個獨立的視角，本身確實一直有爭議。我覺得如果從傳播學的起源來看，“權力”或影響力可能是傳播學的一個切入問題的重點，最開始傳播研究處理的就是包括政府的宣傳競選、政治傳播、説服中的修辭等問題。
此外就是這幾年大家討論得比較多的媒介理論，媒介也是傳播學引入的重要觀念。那麼什麼是“媒介”的獨特視角，我覺得可以歸結為一個“第三性”。我們知道，西方哲學傳統從古希臘開始更多強調的是“二元性”，比如主客二分、笛卡爾身心二元對立之類的。海德格爾想突破物和人的二元對立，認為其實是一元的，人拿起錘子就知道怎麼用，是一種“上手性”。但這裏面依舊忽略了一個“中介”的問題：拿起工具之後開始用，這個過程並非是自然的，裏面至少有“手”的中介作用。“手”或者説“身體”，其實就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媒介。這個例子想説明的是，媒介並非一個實體，而是一種視角，讓我們意識到很多二元對立中間有一個“中介”過渡。這是一種基礎觀念上的變革，將影響我們重新看待人與世界的關係。現在大家討論得比較多的媒介化或者中介化理論，就是把媒介重新引入對社會問題的討論之中。
《奇雲》，[美]約翰·杜海姆·彼得斯 著，鄧建國 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12月。
新京報：傳播學經常被稱為“十字路口”，各路學科的思想資源都在此彙集。不過這裏面有一個悖論式的問題，一方面，傳播學者經常強調要注重跨學科的視野，另一方面，這個學科似乎一直又都有“主體性”的焦慮，很希望證明自己的高度學科化。你會怎麼看這個問題？
劉海龍：就像剛剛我説的，我覺得傳播學是有自己獨特視角的，比如媒介的視角，但我們也不能説這種視角有多麼獨一無二。比如我們現在研究物流系統的問題，做管理學的可能更多會把重點放在物流的效率上，但我們可能會關心其中的技術基礎設施，關心其中對勞動者的控制問題。
其實我一直認為學科主體性焦慮是一個很虛無的東西，我們只要面向真問題，用獨特的視角去解決它，給出知識貢獻就夠了。而且有一點我們需要注意，“主體性”經常意味着“獨立”，但傳播學中的很多核心的概念本身就是不獨立的，比如媒介就意味着“連接”，是他律的，我們不可能忽視連接兩端的那個東西去純粹地談論媒介。所以我一直説傳播學最嚴格的叫法應該是媒介社會學或者是傳播社會學，它一定不僅僅是傳播的問題。
《宣傳》（第二版），劉海龍 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0年1月。
我們也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越是缺乏“身份”的學科對學科身份越在意，反倒是一些早就不存在所謂學科合法性的學科，不會頻繁地提這個説法。而這導致的一個結果，讓傳播學成為了中國形式上最學科化的社會科學。我把它稱作一種“深度學科化”，我們在用各種形式不斷地“築牆”讓自己顯得很像一個學科，每年開社會科學當中最多的會，各種學科建制化的措施如火如荼地進行——當然也包括報考傳播學變得越來越“卷”。但這更多還是一種形式上的“繁榮”，內在地來看，現在國內的傳播研究在學術上還比較初級，甚至缺乏一個穩定的、有共識的判斷研究“好壞”的標準。
《創新的擴散》（第五版），[美] E.M.羅傑斯 著， 唐興通、鄭常青、張延臣 譯，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年1月。
採寫｜劉亞光；
編輯｜西西；
校對｜薛京寧、郭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