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者之論為法家正名，真正的社會規律下看法家的正義與先進
商鞅申不害韓非之間的思想，大同小異都是法家代表，只是在具體理論實踐過程當中，各有側重，第一個投入變法的，其實是韓國的申不害變法，他比商鞅變法早了一年，變法更多的是對官員和當時的貴族進行直接限制的一種變法。變法也很高調，當時的效果也十分顯著。
韓國在當時的中原地位並不利於自身的發展，但是經過申不害的數十年變法，韓國確實讓周邊大國都不敢惹，其實説到變法，大家的共同之處就是打破貴族對社會資源包括政治資源的壟斷，將這些東西全部納入政府及君王的手中，分配給民眾，尤其是將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從貴族的手中剝離出來，成為國家的系統性資源，這樣才能使國家強大。
申不害的一系列變法與商鞅大同小異，唯一的側重點，就是對韓國官場的整治，初期確實有效果，但是這並非以法為主，而更多的講的是技巧，這種技巧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時候確實有治理官場的能力和效果，但是隨後，韓昭侯晚期周邊的貴族和權臣都知道了這種方法，君臣之間鬥智鬥勇，相互試探，可謂戰國變法一大壯觀景象。
而且這一毛病一直持續到戰國後期，直到韓國滅亡，韓非子也深受其害，所以對於申不害變法的成與敗，韓非是絕對有自己發言權的，而韓非作為正經的宗室子弟，他身處戰國末期，一個最弱小的國家當中，沒有能力，也沒有機會主持編法，但是在理論上確實彌補了法家長期以來的不足與困境。
法家都是實幹派的學者，之前雖然也有齊國法家的理論支撐以及理論辯駁，但是並不系統，韓非帶着滿腔孤憤，將曾經法家在各國變法的得失，以及自己對法家體系理論的結合採納，使法家理論真正成熟，甚至在當時除了韓國之外，韓非所著的相應書籍在列國之間流傳，非常受歡迎，當傳到秦始皇的面前時，秦始皇不成為韓非的絕對鐵桿粉絲，但是韓非終究為了自己的國家而出使秦國並且希望憑一己之力，將禍水東引，秦國先攻打趙國以圖存韓之策，最終，無法實施，死在獄中。
而戰國時期最偉大，成就最顯著的變法，當屬商鞅變法，而在此對戰國時期所有變法的共同性內容做出一個梳理。
首先明確法令，不論古今中外，是雅典也好，還是斯巴達也好，更或者是羅馬也好，包括國內的很多春秋戰國時期的變法，第一條就是要明確法律條文，在之前法律條文是不對外公開的，由貴族統治平民，並將此作為工具，並且得到歷代政府的認可，包括夏商周，商鞅以及相關變法領導者第一條就是要明確法令，並且對外公開是法律，不再成為貴族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的工具。
第二條實施連坐制，連坐制有時代原因，並不是政府為了控制民眾而做出的極端化處理措施，恰恰相反，連坐制在歷史上，正面狀態居多，因為政府必須要通過連坐制保證鄉間安定，保證社會穩定，使叛亂者和強盜劫匪無處藏匿，如果連坐制的這一最主要的效用被忽視，連坐制就是政府對民眾的控制，那麼難道劫匪對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嚴重損失，就是好國家？
第三點就是廢除貴族既得利益，包括對於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基本上所有失敗的變法都在這一塊失敗了，商鞅也差點因為這部分的變法，使秦國拖入動亂危機，也幸虧秦孝公治國有方平定貴族的不滿。
第四點就是禁止私鬥，並不僅僅是秦國民間的私鬥，包括其他各國在變法之前都有私自鬥毆的情況，鬥毆並不是一兩個人因為某一些事情而大打出手，説到點子上禁止私鬥是禁止貴族，將其勞動力作為維護自己莊園的勞動力和打手，其實包括在戰場上也是如此，貴族是不會真刀真槍的在戰場拼殺的。
真正拿着刀拼命的人都是貴族手下的勞動力，在戰場上叫做士兵，對於這些貴族而言，在戰場上還可以進行為國殺敵，但是在國內涉及到封地，涉及到自己核心利益的時候，往往也會聚集家丁大打出手，造成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和勞動力的無故削減，所以政府必須明確禁止私鬥。
重農抑商就更是社會規律了，畢竟當時社會生產力並不發達，如果商業過度繁榮，我們可以參見戰國首強魏國的衰落之路，這是因為商業過於發達，使得很多民眾脱離農業生產，國家根本受到損害，再加上週邊國家的崛起，一絕不振，誰想要學魏國誰就去重視商業吧！
此外，商鞅也對手工業的發展作出明確規定，這一點在其他變法當中也是如此的獎勵耕織，各行各產業儘可能實現自給自足，這是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變化都要達到的目的，之後進行小家庭制，小家庭制一方面確立了未來2000多年的小農經濟，但在當時確實非常先進。
小農經濟最主要的是確定每一個勞動生產單元，在當時現有的情況之下，保證社會生產的正常進行，但同時還有一個最大的目的，那就是限制貴族，讓貴族也分成一個個小家庭，也有利於變法和國家大政方針的實施，之後就是對税收和軍隊的改革，很多人説春秋戰國時期的税收照比以前更貴更多了，實際上是無稽之談。
在春秋戰國之前，國家對於税收並不明確，在談及税收的時候，往往大呼禮樂崩壞的人，但是與後世做對比的時候，又喜歡將禮樂崩壞的客觀社會現實——大家都不交税，視作仁政的體現，簡直是邏輯不通，虛偽至極。
對於軍隊的改革，也是從貴族的手中獲取斯，並將其作為國家軍隊，由國家統一管理，貴族不得干涉軍政。隨後禁止言論，禁止隨意遊蕩，這被很多人認為是反文明的體現，但是我們考慮一下秦國貴族是最反對變法的，他們對於變法的詆譭，難道就不允許變法者禁止他們的言論嗎？每一個對變法進行詆譭的人，都會高舉道德的旗幟，難道對其進行縱容？什麼都不管嗎？
隨後廢井田開阡陌，允許土地自由買賣，更是盤活了土地經濟，一舉解決了夏商周三代一直無法解決的土地問題，在當時還沒有出現土地兼併的現象，並不是因為當時社會生產力低，也不是因為當時沒有土地兼併，而是當時秦國對於貴族的土地政策非常嚴厲。在漢代以後，貴族大多通過自己在地方上的權利，獲得了土地，而轉型成為大地主，這種轉型極其隱秘，所以土地兼併一直持續。
而這一點是直接繼承自周朝的貴族，掌握土地的邏輯，而秦朝的虛封制並沒能很好的執行，從而也造成了封建社會的不斷循環，之後為了發展經濟，設立郡縣制遷都咸陽統一度量衡編制户口，任何一項都是有利於國家經濟發展的，直到現在，這些法令也不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