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李衞靠捐官入仕的富家子弟，為何能得到雍正的如此器重
看過《雍正王朝》和《李衞當官》的朋友，無不對李衞那近乎於“開掛”式的傳奇經歷深感佩服，同時他的聰明、靈活以及他對於雍正的耿耿忠心，也給大家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正如同影視作品中所演繹的那樣，歷史上的李衞確實深得雍正的寵信，並且還被雍正確立為地方官員之中的“典範”，只是李衞的出身背景，還有他的仕途經歷，較之《雍正王朝》和《李衞當官》這些影視作品的演繹，還是截然不同的。
那麼，歷史上的李衞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而他到底有着怎樣的過人之處，會被雍正皇帝如此的賞識和器重，在這裏我就來為大家做一個介紹。
李衞，雍正最為信任和器重的封疆大吏之一。
不同於《雍正王朝》和《李衞當官》，歷史上的李衞從來沒有過當“小叫花子”的經歷，相反，他出身於江蘇地面的一個大户人家，家境非常的殷實，是妥妥的“富二代”。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蒙古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發動叛亂，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李衞家族向朝廷捐出了一大筆銀兩，有些史料中稱有幾十萬兩，從而幫助朝廷極大緩解了國庫壓力，康熙也對此是頗為感動。
於是，李衞靠着“捐官”的方式，正式進入了仕途，並在不久之後前往北京，開始擔任兵部員外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又改任户部郎中一職。
也就是在這期間，李衞與雍正有了交集，並且他優秀的工作能力，以及他那剛正耿直、不畏權勢的性格得到了雍正的認可與賞識，而這也為他在雍正朝時期的平步青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登上了皇位，李衞也隨即迎來了他人生中的高光時刻。
從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到雍正五年（1727年），在這短短的六年時間裏，李衞從雲南鹽驛道起步，歷任雲南布政使、浙江巡撫等職務，後又被雍正任命為浙江總督，李衞就此成為了節制一方的封疆大吏，其升遷速度之快也實為罕見。
不僅如此，雍正還將他與時任河南山東總督田文鏡，以及雲貴總督鄂爾泰，並稱為“三大封疆大吏”，並且對李衞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李衞也成為了當時最為炙手可熱的官員之一。
李衞為雍正所器重，是因為他確實有過人之處。
雍正之所以會將李衞、田文鏡、鄂爾泰並稱為“三大封疆大吏”，同時將其樹立為全國地方官員們的“典範”，除了這三人均為官清廉、政績卓著外，更重要的是，他們三個人代表着的是三個不同的官員階層，或者説，他們三人就是當時三種不同入仕方式的代表。
先來説説田文鏡。田文鏡是漢軍旗人，監生出身，靠着的是祖上的功勳入仕為官，並且他在康熙朝時期表現平庸，直到雍正登基之後才大放異彩，屬於典型的大器晚成，而他也就成為了監生身份出身的官員代表。
再來説説鄂爾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鄂爾泰考中舉人並就此進入仕途，走的是科舉路線，只不過他始終未能考中舉人，但這絲毫不影響雍正對他的寵愛和器重，鄂爾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官員，特別是對於那些舉人官員們，鄂爾泰更具有代表性。
至於李衞，則是所有通過“捐官”方式進入仕途的官員們的代表。而雍正也正是通過重用李衞，在拉攏、安撫這類型官員的同時，也希望其能夠像李衞一樣，勤勉節儉，一心為公，多為朝廷和地方做出貢獻。
當然，除了上述原因，雍正如此的寵愛、器重李衞，並將其視為心腹，也是和李衞自身的因素不可分的。
首先，李衞確實是能力非常的出眾，特別是在緝私捕盜上，更是成績斐然。
這裏就不得不提到雍正朝時期非常著名的“甘鳳池案”了。
甘鳳池在不少小説的中都有出場，而在歷史上，他確實是當時浙江地面上非常有名的“大俠”和“神偷”，民間稱其會“飛檐走壁”，並且他也在暗中積極開展“反清復明”的行動，可以説官府早就想將其捉拿歸案，可始終未能如願。
然而，李衞主政浙江期間，是“小罪小懲”，甚至是“小罪免懲”，進而結交了一大批“市井閒散人員”，這些人也成了為李衞的耳目，心甘情願的為其效力。而李衞也正是在這些人的幫助下，成功找尋到了甘鳳池的藏身之地，一舉將其抓獲。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甘鳳池，李衞收集到了一大批“反清復明”人士的名單，並予以一網打盡，這也使得雍正對其是讚不絕口。
於是，雍正除了要李衞總領浙江事務外，還命其兼領江蘇的刑名事務，而這也是曹雪芹的家在蘇州，卻是由浙江巡撫李衞令人查抄的原因所在。
除此之外，李衞在任上積極組織打擊走私、緝查私鹽，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從而保障了朝廷的利益，也是讓雍正對李衞是刮目相看。
其次，就是李衞深得百姓的喜愛和擁戴。
李衞主政浙江期間，大力打擊貪污腐敗，積極發展民生，並且興修水利、修築海塘，確實做了不少有利於浙江百姓的事情。
而這其中，最讓浙江百姓感恩戴德的事情，就是在李衞的努力，雍正重新恢復了浙江的科舉，保住了浙江學子的上升通道。
由於在此之前，江浙地區經常爆發“文字獄案”以及由讀書人帶頭舉行的“反清復明”事件，而到了雍正登基之後，更是接連爆發了“汪景祺《西征隨筆》案”和“查嗣庭案”。而這便使得雍正對於浙江讀書人恨之入骨，於是雍正在雍正四年（1726年）下旨要求停止浙江的鄉、會試頓時讓浙江的讀書人陷入絕望。
面對這樣的情況，李衞是看在眼裏、急在心裏，一方面不斷積極奔走，安撫浙江讀書人的情緒，另一方面又積極“討好”雍正，希望雍正能夠收回成命，恢復浙江地區的科舉。經過李衞等人的不懈努力，雍正在雍正六年（1728年）的時候，終於同意恢復了浙江的科舉考試。
也正是因為如此，李衞在浙江百姓，特別是浙江讀書人心中，有着極高的地位，以至於李衞在修葺西湖後為自己樹立的畫像，在他去時候幾十年裏依然被百姓供奉，並且還被奉為了“湖山神位”，直到乾隆五次南巡的時候才被銷燬。
再次，就是李衞很好地推行了雍正的“新政”。
李衞在任期間，對於雍正的各項指令和安排，可以説是認真貫徹執行，無論是“攤丁入畝”，還是“火耗歸公”，李衞在克服了極大困難的情況下，都予以了積極落實，並且成效顯著。《清史稿》中記載：
“世宗以綜核名實督天下，肅吏治，嚴盜課，實倉庫，清逋賦，行勘丈，墾荒土，提耗羨，此其大端也。衞受上眷最厚，以敏集事。然當時謂衞所部無盜賊，斯亦甚難能矣。”
可見，李衞對於“新政”的積極態度以及卓越的成效，不僅給予了雍正以莫大的支持，更是讓雍正倍感欣慰，所以李衞的得寵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李衞的人生結局。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登基。
此時李衞最為擔心的人並非乾隆皇帝，而是雍正在臨終前任命的輔政大臣鄂爾泰。
其實早在雍正朝時期，李衞、田文鏡、鄂爾泰三人之間的關係就非常的不好，甚至是經常性的互相彈劾。
雍正十一年（1733年），當時已經擔任直隸總督的李衞，彈劾鄂爾泰的弟弟、步軍統領鄂爾奇“壞法營私，紊制擾民”。雖然雍正最終看在鄂爾泰的面子上赦免了鄂爾奇，但李衞與鄂爾泰之間的矛盾卻也就此變得無法調和，兩人的關係也勢同水火。
正是因為如此，自鄂爾泰擔任輔政大臣開始，李衞就非常擔心鄂爾泰的對他的報復。事實上，李衞的擔憂也並非沒有依據，從此後鄂爾泰組織“清算”田文鏡，以及他與張廷玉之間的“張鄂黨爭”來看，鄂爾泰確實沒有容人之人的氣度。
就這樣，李衞在擔憂以及多年的舊疾影響下，身體狀況也是每況愈下，並在乾隆三年（1738）年的時候去世，終年51歲。
李衞去世後，乾隆皇帝要求按照總督級別的禮儀操辦後事，還賜予了祭葬，並且贈諡號為“敏達”，也算是給予了李衞，這位雍正皇帝最為寵愛的封疆大吏以極高的身後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