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時評】
接受有質量的托育服務對嬰幼兒的認知、語言和交流能力的發展有促進作用，對此已有研究證實。不過當前，因托育市場集中在發達城市，服務的對象也主要是城市兒童，托育對於城市打工家庭和農村家庭來説多不可及。已有研究指出，0~3歲流動和留守兒童因缺乏高質量的陪伴和親子教育，在認知、表達和社交能力方面已經遠遠落後於城市兒童。而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相關數據，中國0~3歲流動及留守兒童達2600多萬人。
針對該羣體的托育問題，有必要將城市流動兒童和農村留守兒童分開討論和考慮。對於城市流動兒童來説，其父母因維持生計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投放在工作上，無暇與孩子進行有質量的親子互動，加之城市相對昂貴的托育服務使他們望而卻步。因此，對於城市流動兒童的家庭來説，他們面臨的難題，主要是托育服務可負擔性的問題。
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該羣體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隔代教養。2018年國家民政部的調查數據顯示，96%農村留守兒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顧，4%則由其他親戚朋友監護。隔代教養對嬰幼兒的發展非常不利，通常產生教養觀念落後、教養行為不科學和輕非認知教育等問題。當前我國絕大部分農村地區尚未建立嬰幼兒保育服務體系，對於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而言，他們首先面臨的是托育服務的可獲得性問題。另外，筆者在西部農村調研中還發現，即使孩子到了該上幼兒園的年齡，如果家裏有老人看護，父母也不太捨得每月花費100元讓孩子接受幼兒園教育。因此，農村家庭也同樣面臨托育服務可負擔性的問題。
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堅持家庭為主，托育補充”的基本原則。家庭固然要對嬰幼兒照護要負主體責任，但流動和留守嬰幼兒的照護主體大多為學歷低、教養意識薄弱的羣體，很難做到家庭為主的照護服務。因此，地方政府應“對確有照護困難的家庭或嬰幼兒提供必要的服務”，保障不同羣體的可擔負性和可獲得性。
從國際經驗來看，政府應重點保障弱勢家庭子女享受託育服務的權利。我國區域間和城鄉間的經濟實力依舊差距較大，發達地區擁有大量的流動兒童，欠發達地區面臨龐大的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因此不宜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統一的免費托育服務制度設計，應當依據地方經濟和教育投入水平建立分地區、分對象、不同免費性質的托育服務模式。
具體來説，在我國經濟發達省份的發達和中等市縣，可建立瞄準性的、有條件性的免費制度，依據市縣的實力為低收入家庭提供1~3年不等、免費時長不一的保育服務。此舉或將讓更多在城市打工的家庭願意將孩子帶在身邊，減少農村留守兒童的比例。在經濟發達省份的落後市縣，或可建立普及性的、有條件的免費制度，為某一特定年齡組的所有孩子提供免費服務。在經濟欠發達省份的落後市縣，尤其是農村地區，或可建立普及性的、無條件的免費制度，省級政府可法定提供0~3歲托育服務及其服務時長，市縣政府依據實際情況制定可提供的免費時長。至於農村地區面臨師資隊伍的穩定和質量問題等挑戰，則需要各地政府強有力的配套政策支撐。
(作者：王默，系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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