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之戰-唐帝國的大勝和對日本的影響

歷史上中國和近鄰日本之間發生的大戰屈指可數，而雙方有明確記載的第一次大規模交戰發生在唐高宗李治時期，地點是朝鮮半島，其中最出名的一場戰役就是白江口之戰。

其實從唐帝國的角度來看，對日本並沒有多少想法，當時唐高宗李治的重心還是放在時常惹是生非，而且更靠近唐帝國的朝鮮半島三國-高麗、百濟和新羅身上。

白江口之戰的大勝，更像是唐帝國在處理朝鮮半島事務時候順便“被迫營業”的一場勝利。但對於當時的朝鮮三國高麗、百濟、新羅，尤其對日本而言，卻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讓這一仗成為了扇動的蝴蝶翅膀，攪動了東北亞的局勢。

01東北亞只能有一個核心-白江口之戰爆發的前因

歷史上來看，東亞地區的核心毫無疑問就是中國，歷代大統一王朝，甚至很多割據勢力，都在東亞的政治格局中佔據了核心地位。

但具體到東北亞，卻一直不太平靜，雖然中原王朝依然是東北亞政治格局的最大壓艙石，但是無論是朝鮮半島上的政治勢力，還是日本列島，都不斷對這一局面產生威脅。

從公元前1世紀開始，今天的朝鮮半島逐漸形成了三個主要的國家-高麗、百濟和新羅，也就是朝鮮半島版的“三國”。

三國中高麗位居北方，是毫無疑問的最強一方，百濟位居西南側，靠近中原，新羅則靠近日本列島。

和今天一樣，朝鮮半島的事務從來不是由半島內部勢力決定的，當時對朝鮮半島有巨大影響的，其實是東北亞怪物房的另外兩個大佬-中原王朝和日本。

到了隋唐時期，高麗、百濟和新羅三國之間打來打去，還不斷聯繫中原和日本，希望藉助外部勢力實現自己的目標，讓這種相互交織的國際關係變得越發複雜起來。

比如隋煬帝時期，百濟就曾經遣使向隋煬帝控訴高麗的暴虐，希望隋朝能出兵幫助百濟抗擊高麗。

終於，在隋朝大業三年，隋煬帝開始發起了征討高麗的戰爭，結果百濟臨陣變卦，竟然又開始聯合高麗對抗隋軍。徵高麗也成為了隋煬帝失天下的導火索，一曲《無向遼東浪死歌》，唱響了隋王朝的喪鐘。

唐帝國代隋而立，是繼漢朝之後中國歷史上另一個聳立入雲的高峯，為了鞏固東北局勢，對朝鮮半島的勢力也非常關注。

但在一開始，唐帝國還沒有親自介入三國之爭，隋煬帝耗盡民力導致亡國殷鑑不遠，李世民帶領着冉冉升起的大唐帝國，重點還是放在北邊的突厥人身上，對朝鮮半島以調停為主，謹慎用兵東北。

但到了七世紀中葉，事情開始發生變化，一方面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此時的唐帝國實力早已經冠絕東亞。另一方面，原先僵持的朝鮮三國開始了劇烈的變化-有人開始要打破平衡了。

挑起事端的不是三國實力最強的高麗，而是百濟。唐太宗貞觀十五年，新繼位的百濟王義慈王胸懷大志，希望建立一個“大百濟”帝國。和高麗結盟，猛攻新羅，而且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戰果，一年中就攻克了新羅十幾座城池。

但不是帝國的命，得了帝國的病，容易招惹禍患，百濟亡國的悲劇也就此埋下。

被高麗-百濟聯軍逼得走投無路，新羅王金春秋趕緊向唐帝國求援。這裏有人會問了，明明新羅靠近日本，為啥求助外援的時候，新羅是向唐朝求援，而不是向日本求援？

這裏就不得不插一段朝鮮三國關係的大概描述了。朝鮮三國夾在中國日本兩強之間，不得不受了兩者的巨大影響，而且三國都根據自身情況制定了相應的戰略。

高麗與唐帝國接壤，同時又對百濟新羅佔據絕對優勢，所以他採取的策略就是南邊離間百濟新羅，讓兩國不會聯合，同時又北邊抗拒唐帝國。

而百濟靠近唐帝國，但同時也時刻感受到唐帝國的威脅，所以他和日本關係更密切。新羅與此相反，他靠近日本，還因此與日本有領土糾紛，所以遇上亡國的大事，首先想到的就是唐朝。

此時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影響了唐帝國的戰略決策，那就是高麗發生了內亂，新掌權的泉蓋蘇文覺得自己行了，開始在東北地區不斷修築城池，“懼伐其國，乃築長城”，和唐王朝關係緊張。

所以，當新羅王金春秋的求救信送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案頭之時，天可汗和貞觀濟濟一堂的謀臣武將展開了討論，最終做出了出兵朝鮮半島的決定。

出兵的理由一方面是上文提到的此時的唐帝國實力已經非常可觀，北方、西方都接連大勝，對周邊勢力佔據了優勢，東北用兵有客觀條件。

第二點則是，中原王朝不會允許一個具備較強實力的政治實體盤踞在朝鮮半島之上。雖然歷史上朝鮮半島上的勢力從來沒有對中原王朝產生比日本更大的威脅，但既然有機會，那平定居心不良的高麗，還是很誘人的。

所以，貞觀十九年，唐帝國出兵東北，對高麗下手了。

02一石激起千層浪-唐帝國的颶風和日本的躁動

太宗朝對高麗的征討一共有兩次，第一次是貞觀十九年，唐軍從傳統的遼東揮師而下，前期捷報頻頻，高麗完全不是對手，但入冬之後，唐軍糧草難以為繼，加上逼近了高麗人的核心地區，遭遇的抵抗越來越激烈，李世民不得不下令班師回朝。

到了貞觀二十一年，李世民再次決定征伐高麗，並開始建造大船，準備兩年之後正式討伐高麗，不過兩年後的貞觀二十三年，一代雄主，天可汗李世民去世，征伐高麗之事隨即停止。

但這次出征大大震懾了高麗-百濟聯盟，讓兩國暫時停止了對新羅的進攻。不過到了公元660年，百濟再次聯合高麗進攻新羅，新羅也只好再次向唐朝求援。

此時大唐已經到了第三位皇帝，也就是唐高宗李治時期，此時唐朝國力蒸蒸日上，所當者破、所擊者服，具備了更加良好的解決高麗以及朝鮮半島問題的外部條件。

所以李治決定再次強力介入朝鮮半島事務，不過這次，唐朝君臣改變了傳統的從遼東進軍朝鮮半島的策略，改為渡海首先進攻實力較弱的百濟，在朝鮮半島獲得根據地之後再借機擊敗高麗的策略，而這一個策略的採用，也徹底改變了半島局勢。

唐高宗李治顯慶五年七月，李治派大將蘇定方率領水陸軍近十萬，從山東半島的成山角附近渡海直擊百濟，在朝鮮半島熊津江口登陸。

這場一千多年前的兩棲登陸戰非常的成功，史書記載，登陸的唐軍三天就攻陷了百濟國都泗沘城，義慈王攜百官向唐軍和新羅聯軍投降，建國六百年的百濟就此滅亡。

隨後，唐帝國在朝鮮半島南部百濟故地建立了熊津都督府等五大都督府，開始羈縻統治，留郎將劉仁願鎮守百濟故地，藉此開始準備進攻高麗。

但是唐軍的突然出現滅亡百濟，大大刺激了另一個敵手，也就是隔海相望的日本。當年的九月，在百濟遺老遺少暗中聯絡以及擔憂自己利益受損等考量下，此時的日本天皇齊明女皇決定介入半島局勢。

當年九月，百濟舊將鬼室福信寫信向齊明女皇求援，並請求齊明女皇把在日本作為人質的百濟王子扶余豐迎回國內。

公元661年，日本派兵五千護送扶余豐回到了朝鮮半島，讓其成為一面抵抗唐軍的旗幟，隨後百濟便積聚力量，聯絡受到威脅的高麗，圍攻劉仁願，一時間唐帝國在朝鮮半島的勢力受到了巨大的挑戰。

面對死灰復燃的百濟勢力，李治立刻下令青州刺史劉仁軌率軍東渡大海，讓其入朝作戰，支援劉仁願。

劉仁軌率軍渡海到達朝鮮半島之後，扶余豐和鬼室福信的軍隊一觸即潰，不得已，兩人再次向日本求援，而此時齊明女皇已經去世，繼位為天皇的是天智天皇。

面對這個局面，天智天皇最終決定響應扶余豐等人的求援，派兵入朝作戰，中日之間第一場大規模戰爭，白江口之戰就此開始醖釀。

03喋血白江口-唐朝的順手大勝和日本的危中之機

劉仁軌率軍入朝之後接連大勝，百濟復國勢力節節敗退，只好把日本勢力再次拉入戰局。對於日本參戰的原因，主流説法認為是因為唐軍介入半島局勢之後觸碰了日本的利益。

傳統上，日本對於朝鮮半島，尤其是南部的百濟、新羅都有很密切的關係，不管是友好關係還是敵對關係。日本認為朝鮮半島是他們的自留地，不能允許另一個強權介入到半島局勢，侵害他們的利益。

這種説法應該説是基本準確的，日本其實一直在朝鮮半島有很深的利益糾纏，上文提到的，百濟就曾經把皇子扶余豐送到日本作為人質，足見兩者的關係。

另外新羅還和日本有“領土糾紛”。歷史上，朝鮮半島南部曾經存在過一個由大和民族建立的政權，稱作任那，大概在今天朝鮮半島南部，靠近日本列島的地區。到了六世紀中葉，崛起的新羅進攻併兼並了任那國。兩者之間關係逐漸緊張。

到了公元651年，新羅使者在拜訪日本的時候，身穿唐朝服飾，徹底惹毛了日本，兩國關係正式破裂。

所以，不管是從繼續維持對百濟的控制，還是奪取歷史上曾經佔據的朝鮮半島領土，日本在百濟、新羅都是有大量的利益存在的，這是日本會最終介入半島事務的重要原因。

但後來還有一種推測，和天智天皇有關。天智天皇在日本歷史上非常出名，因為他曾經力主推動了大化革新，削弱貴族勢力，加強中央集權，推動了日本的封建進程。

白江口之戰的大敗一方面從肉體上消滅了一大批貴族和其軍事力量，另一方面天朝大唐“隨時入侵”的危機感讓天皇權力順理成章得到加強，客觀上促進了大化改革的進行，所以有人推測日本介入半島事務和解決國內矛盾也有一定的關係。

但不管如何，白江口之戰的結果其實在日本出兵那一刻就已經決定了。劉仁軌入朝解決了劉仁願的危機的同時，另一路仁雅相、蘇定方率領的大軍也加緊了對高麗的進攻。

支撐不住的高麗也不得不在龍朔二年三月遣使向日本求援，百濟和高麗接連求援，加上日本意圖藉機維持甚至加強在朝鮮半島的存在，終於開始大規模增援百濟高麗。

龍朔三年三月，天智天皇開始籌備軍用物資，從九州、本國、四州等地集中軍隊，並命令阿倍比羅夫等人率軍約兩萬七千人增援百濟，而加上前期投入兵力，此時日本在朝鮮半島已經有了近四萬人，幾乎是傾國出動。

此時，半島局勢迅速轉變成一場大規模的國際戰爭。此時在北方，蘇定方等人率領唐軍緊逼高麗，雙方形成了對峙。

在南方，日本軍隊登錄之後迅速切入半島南段，切斷了唐軍和新羅之間的聯繫，加上百濟復國勢力的再一次配合進攻，唐朝-新羅聯軍在半島南部被日本-百濟聯軍壓制，雖然日本-百濟聯軍沒有實力擊敗唐朝-新羅聯軍，但局勢一度非常的僵持。

面對這個狀況，高宗李治曾準備讓劉仁軌確認新羅是否依然需要唐軍協防，如果不需要，可以直接撤回國內，而把主要兵力用在擊敗高麗上，因為渡海滅亡百濟戰略的落腳點本來就是擊敗高麗。

但劉仁軌勸説高宗暫時不要撤軍，如今正是吃勁的時候，唐軍壓力巨大，日本同樣如此，現在正是解決高麗問題最好的時機。

李治最終同意了劉仁軌的建議，而且下令從山東半島的淄州、青州等地調集了七千唐軍，以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衞將軍孫仁師率領，再次入朝作戰增援劉仁軌。

至此，半島局勢開始逐漸發生變化。首先就是百濟內亂，百濟復國勢力的大將鬼室福信功高震主，在663年6月被百濟王扶余豐以謀反罪名誅殺，加上唐軍援軍已到，唐朝-新羅聯軍士氣大振，水路並進發起了進攻。

此時百濟復國勢力退往了周留城，劉仁願率領唐軍進逼周留城，而劉仁軌則率領水軍駛向周留城旁的白江口，希望從水路進逼百濟復國勢力的大本營。

日本知道，假如唐軍控制了白江口，封鎖黃海靠近朝鮮半島的海域，他們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援百濟路上作戰的運輸路線，所以也迅速增援白江口。

在當年的八月份，日本分兩批增援白江口，一共有一萬五千餘人增援到了白江口附近。在八月底，日本首次和唐軍接觸，劉仁軌面對對面的挑釁沉着應對，擊退了日軍進攻，並進一步封鎖了白江口，白江口之戰爆發。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經過了試探性進攻的日軍開始展開正式進攻。由於這是雙方第一次正式大規模交戰，所以對彼此應該説都有一些陌生。

這一點在日軍一方體現的尤其明顯，在交戰一開始，日軍是抱着擊退唐軍的目的奮勇進攻的，因為日軍兵力佔據巨大優勢，唐軍白江口之戰中投入兵力大概在一萬三千人左右，戰船一百七十艘左右，日軍兵力達到了四萬多人，戰船近一千艘。

但雙方剛交戰，日軍就發現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唐軍的兵員和戰船質量遠勝於日軍。兵員上來講，此時大唐府兵制度依然較為有效，入朝作戰的唐軍戰鬥力較強，而雙方更重要的差距在於戰船。

此時唐朝已經有了非常發達的造船業，一百七十餘艘戰船大多都是所謂的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墻、戰格，樹幡幟，開弩窗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能夠運載士兵八百餘人。

而日本的戰船大多隻能運載兵員一百餘人，雙方在白江口擺開架勢大打出手之後，日軍就發現自己不僅沒法衝破唐軍樓船組成的封鎖線，而且也很難冒着如雨的箭矢靠近、攀爬到唐軍樓船上進行近距離格鬥，發揮人多的優勢。

更重要的是，唐軍此時佔據着上風優勢，劉仁軌早已經備下大殺器，也就是火攻裝備。中原列國戰爭規模的頻率和強度遠超日本列島，到了唐初的時候就已經發展出了非常豐富的火攻裝備。

唐軍在依靠着高大的樓船建立防線的同時，還利用上風優勢用箭矢或者弩、炮把易燃的火球、火彈射向日軍。面對着裝備的“代差”，日軍毫無還手之力，迅速陷入巨大的被動。

此時，日軍大將樸市田來津眼見日軍逐漸陷入絕境，拼命躍上了唐軍戰船，奮力斬了十餘名唐軍，希望能帶動一波反攻。

而此時的唐軍主帥劉仁軌遠遠看着在唐軍人羣中往來拼命廝殺的樸市田來津，也禁不住拔出了刀，但隨即便又把劍收回了刀鞘，説出了一句著名的話：“匹夫之勇爾”。

隨即，樸市田來津便倒在了唐軍的箭矢之下，劉仁軌看着煙炎張天的白江口，心中也許也非常感慨吧，日軍徒有兵力優勢，但作戰只靠蠻勇，最終依然避免不了失敗的命運。

隨後，日軍眼見大勢已去，倉皇逃離了白江口。百濟復國勢力一看，再也堅持不住，十餘天之後便打開着周留城的大門，向唐軍投降。白江口一戰，奠定了幾百年東北亞的局勢。

04白江口之戰的餘波

白江口之戰對大唐、朝鮮半島三國和日本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對朝鮮三國和日本而言更是如此。

高宗皇帝的目光並沒有在近鄰日本身上久作停留，他心中所想的依然是解決掉威脅遼東的高麗人，所以在白江口之戰結束後，唐軍並沒有追擊日軍。

而眼見強大的日軍一戰灰飛煙滅，百濟和高麗再也沒有了繼續和大唐對抗的勇氣和實力，百濟已經徹底滅亡，高麗則元氣大傷，幾百年以來，歷代帝王心心念唸的遼東之外，高麗之敵終於被高宗李治擊敗。

五年之後的總章二年，大唐帝國兵臨平壤城下，盛極一時的高麗國滅亡。但隨着高麗滅亡產生的權力真空，原先被其壓制的新羅則藉着成功站隊的契機開始崛起，並開始與大唐發生衝突。

咸亨元年，新羅開始與大唐作戰，並鼓動高麗舊民反抗唐軍統治；上元元年，大唐再次把注意力轉向了西北，在朝鮮半島開始收縮勢力；儀鳳元年，原先治所在平壤的安東都護府內遷至遼東城，隨後新羅事實上第一次統一了朝鮮半島。

唐帝國最終承認了新羅對朝鮮半島的統一，而新羅則吸收了高麗滅亡的教訓，繼承了唐帝國加封的雞林州大都督一職，不與唐帝國為敵而是繼續臣服唐朝，並一直維持着與唐朝的友好關係，成為今天朝鮮族的祖先。“事大國”這一政策也一直延續到了清末。

白江口之戰的另一方日本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但卻也因此引出了日本介入半島局勢的另一種猜測。

歷史上日本派往唐朝的遣唐使在630年就已經開始了，而且在介入半島局勢之前，已經派出了四次，所以日本高層對於唐帝國絕非一無所知。

在這種情況下，天智天皇依然要近乎舉國出兵，除了上文提到的確實在半島有巨大的利益之外，還有人猜測和“大化革新”有關。

大化革新發生在公元645年，當時還未繼位的，以皇子身份掌握大權的中大兄皇子奮力推動了改革的進程，削弱貴族勢力，加強集權。

但剷除舊有貴族勢力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即使擊殺大權臣蘇我氏之後，集權依然沒有徹底完成。

所以在660年-663年介入半島局勢的時候，大化革新可以説正好進入“深水區”，一些依然頑固存在的舊貴族勢力成了天智天皇推進改革路上的絆腳石，而日本介入半島局勢與大唐硬剛一波，似乎也有藉着唐帝國的手，抹殺掉那些頑固貴族勢力的想法。

事實上白江口之戰確實加速了大化革新的完成，一方面如上文所説白江口之戰的大敗消滅了不少貴族軍事勢力。

另一方面實力大大受損的日本和民眾因為害怕大唐-新羅聯軍的渡海作戰，緊緊團結在天皇周圍，加緊修築大量臨海防禦工事，天皇的權威和權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強。

總之，白江口之戰對於大唐而言確實是順手而為的一場大勝，但對於朝鮮半島和日本而言，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稱其為奠定東北亞幾百年局勢之戰，也毫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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