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張豐 | 撰文，措雪 | 編輯
2月21日是研究生考試放榜日。據各地發佈的通告，考生可以陸續開始查詢2022年度的考研初試成績。另有部分省份尚未公佈成績查詢時間。而微博上，"考研二戰"的話題再次登上熱搜。
“12月死2月埋”，這種段子式的調侃，體現出了廣大考研學生面臨的巨大壓力和焦慮。
與"考研二戰"同時登上熱搜的，還有一個“傳説”。一位母親在視頻中祈禱，希望女兒考研能有好成績，“保佑她能上660分”。但這位媽媽不知道，研究生考試滿分只有500，她把考研等同於高考了。
這位母親身上顯而易見的焦慮，與女兒作為考研生的焦慮並不一脈相通：母親的焦慮反映的是“雞娃”的本質：面對久興不衰的考研熱，家長並不知道為什麼競爭，也不知道該怎樣競爭，卻又身不由己地投入到競爭中去。而對女兒自己來説，面臨的卻是大學生就業“內卷"壓力下，不得不去追求更高學歷的殘酷現實。
所謂“考研二戰”，就是這種競爭的直接結果。“考研二戰”，指的是第二次參加考研，意味着大學本科畢業沒有投入到工作市場，繼續“留級”備考。在今年有關考研成績的熱搜中，“考研二戰”的討論明顯增多，是最熱門的話題。
這並不是説大部分考研黨都是“二戰選手”，而是因為參加“二戰”的有更多話要説，他們也更加焦慮。
他們已經畢業半年，在過去一年時間（從上次放榜開始算），他們全身心投入到考試中，就像高考復讀生那樣，每天早出晚歸去搶佔自習室。
去年7月，他們就應該畢業離校。現在，如果未能上榜，他們接下來怎麼繼續複習就是一個難題。很多人會想辦法賴在母校，和那些考研的師弟師妹們一起自習。
但是，要繼續住在學校很難，很多人不得不在外租房，因為沒有工作，只好選擇繼續“啃老”。
因此，“二戰選手”的壓力可謂非常巨大。他們甚至比衡水中學的復讀生們還要艱難，因為“高四生”畢竟還可以算“未成年人”；而一個大學畢業生，不管是社會和家庭，都會把他視為成年人，認為他應該踏入社會，而不是停留在原處。
“考研二戰”現象一直都有，但在最近三年可能變得更加嚴重了。2020年初因疫情影響到大學畢業生就業，國家鼓勵應屆生“繼續考研”，也鼓勵大學擴招研究生，這對“二戰選手”算是一種鼓勵。
數據也能支持這一點：過去7年，每年碩士研究生報考人數平均增長15.8%，2022年更是呈現爆炸式增長，比2021年多80萬，增幅為21%。這一次，全國碩士研究生報名人數已經達到驚人的457萬人。
實際上，過去三年的研究生報名人數，“同比增長”要大大超過幾年前。考慮到本科畢業生數量只是“略有增長”，這意味着有更多畢業生選擇參加“二戰”。
一方面，大學生就業確實困難，很多人難以找到理想的工作，也不想像一些媒體鼓吹的那樣去“送外賣”。
另一方面，教育部門對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的考核也不再那麼嚴格，“靈活就業”也算是可以解決的方案，很多高校也不再認真督促學生去“籤協議”。這對“二戰”是一種制度性鼓勵。
但457萬人選擇考碩士，還是讓“碩士教育”本身變得尷尬而可疑。
人們通常理解，本科生畢業應該投入“就業市場”，可以從事與專業不對口的工作，先養活自己；而博士畢業，則理所當然地去“搞科研”“做學問”，不管是在高校還是在企業，都應該“做研究”，為某一專業提供增量。
過去，“碩士”被看成是博士的前奏，因為在碩士階段要建立真正的專業意識，算是站在“研究”的門口。
如今，“碩士”更多是本科的“延伸”，絕大部分要考碩士的人，都不是為了做研究，而是“不想馬上參加工作”，很大程度只是對就業的“逃避”。等到碩士畢業後，他們會和本科生去競爭同一種崗位。
這不僅是某種程度的“內卷”，也意味着碩士考試本身已經越來越“高考化”。放榜日的討論，充斥着某種像高考一樣的氛圍，大家都聚焦於多少分能夠上線，幾乎沒見人打聽和討論“專業”。
一個有意思的證據是，相關求彩頭的“迷信”也大大流行了。北京地鐵8號線有一個站名叫“上岸”，研究生考試前引來大量考生來沾喜氣。
十幾年前，我在北京一所高校讀碩士的時候，招生老師感嘆“山東同學”的威力，因為某個學院招的碩士有40%來自山東。
山東有好幾所大學，學生從大一開始就立志考研，整個大學四年都在備考，過得像高考一樣等待着人生再次發牌的機會。
現在，毫無疑問，有更多地方、更多高校的學生都加入到了這個競賽中來。尤其是“二戰選手”身上，集中體現了這種殘酷性。
面對研究生考試已經"異化"的現實，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位母親是混沌的，但其實也是敏鋭的。她在懵懂中可能已感知到，考碩士和高考其實沒什麼區別。
而碩士考試的"高考化"，與大學教育的本來目標已愈發偏離，這則是全社會必須面對的問題。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iFeng教育”（ID：edu__iFeng），作者張豐。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