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大學應該同樣看待每一位公民、學生和教師，把他們看成是追求真理，從而追求自我的人類。一味傳授技能，無法實現在大學追求真理的使命，也遠遠跟不上科技顛覆大學的步伐。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人文研究院院長、歷史學教授戴維·斯特利在思考“大學的未來”時，根據現在的科技水平和商業趨勢，提出了未來五種可選擇的大學形態，隨後他邀請了一羣設計師、歷史學家和教育研究學者共同擴充這種想象。最終他們依據組織、學制、技術和屬性的不同分類，提出了未來的十種大學形態，分別是平台大學、微學院、人文智庫、遊學大學、博雅大學、接口大學、人體大學、高級遊戲研究院、博識大學和未來大學，並將它們的具體執行方式寫進了《重新構想大學：高等教育創新的十種設計》這本書中。
《重新構想大學：高等教育創新的十種設計》，[美] 戴維·斯特利 著，徐宗玲 林丹明 高見 譯，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21年8月
這十種大學形態考慮到了目前已經存在的大學創新和科技的發展，也試圖為其他著述中提出的大學危機而思考對策，比如平台大學擴充了慕課的教育形式，接口大學則是將人機結合的人工智能發展趨勢作為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之一，博雅大學則試圖恢復中世紀大學的七種博雅技能。
儘管看起來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想象，但是這種想象的確能讓人為之振奮。經出版社授權，我們選擇了其中的遊學大學這一章摘編如下，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加。遊學大學是為應對“零工經濟”而產生的大學構想，旨在讓學生在大學階段就能將知識與實踐結合起來。
原作者 | [美] 戴維·斯特利
摘編 | 申嬋
01
遊學大學，培養真正國際化的學生
“零工經濟”描述了21世紀許多人的工作方式，他們並非完全隸屬某家公司，而是在項目之間頻繁流動。由於零工經濟遍及全球，因此工人可能在工作地點之間移動。本質上，個人是獨立承包商，但他們可以組團從事短期項目，項目結束後各奔東西，新的團隊又圍繞全球各地的不同項目重新組建起來。遊學大學所培養的，就是在這樣一個國際化的世界裏工作的學生。
由於工作不再與地點掛鈎，因此遊學大學既無所在，也是無處不在。它擁有一棟供管理人員使用的建築物，但沒有其他固定的物理空間。大學並不在某地紮根，沒有容納化學實驗室、研討室、演講廳等的標誌性建築。學習地點在全球範圍移動，具體取決於教授和學生在什麼地方求索歷練。也許他們的目標是解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工程問題，也許他們正在調解美國某個城市核心區警察與社區之間的衝突，也許他們的目標是為某家跨國公司設計軟件解決方案。學生可能會去肯塔基州的蒙蒂塞洛體驗傑斐遜的傑作，去密西西比州的牛津探訪福克納的故鄉，或者去雅典體驗柏拉圖的學園。“多地教育”是遊學大學的指導思想。
相應地，教師居無定所，他們環遊世界，尋找項目，然後組建團隊把項目做完。遊學大學是這些教師組成的網絡，他們在電子板上公佈獲資助的項目。教師是專業人員，除了在遊學大學工作，他們還保持着自己的職業身份。他們向公司、非政府組織、文化機構和其他組織瞭解項目需求，然後組建項目團隊，團隊中的學生經驗各異，有初學者，也有做過多個同類項目的高年級學生。教師偶爾聯手，例如，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可能會一起工作，然後找一名寫手或電影製作人把活動記錄下來。這些團隊在一起做項目，完成工作，然後解散，直至下一個項目出現。有些團隊成員可能一起做過幾個不同項目，但許多團隊是一次性的臨時安排，與電影製作團隊差不多。學生在這些項目之間來來去去，也可能與幾位教師一起工作。典型的項目持續四到六個月，學生每年完成兩三次這樣的任務。圓滿完成十個項目之後，學生將獲得文憑。
學生在項目所在地學習並展示技術能力，具體的技能依項目性質而定。每位學生都會收到團隊負責老師的成績評估單，內容包括學生在該項目中的表現，以及項目是否在當地社區“奏效”。在每一地點，學生不僅關注手頭的技術問題，而且還着眼於其經濟、社會和文化背景及維度。無論技術細節如何，在當地社區建立信任、發展跨文化交流技能都是每個項目的重要成果。學生學會與陌生人談判並瞭解新文化。即使在吃晚餐、逛市場等最普通的場合，也會出現這種“新奇偶遇”。
教師擔任導師，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不僅是項目經理或技術指導，而且是幫助學生的嚮導，促使他們瞭解新環境，促使他們就文化對比進行反思。學生受到鼓勵，反思他們所遭遇的文化和經歷。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本土文化？在他們所遭遇的各種文化之間，能分辨出什麼相似點和不同點？除了收穫技術知識，學生還學會了四海為家，能夠沉浸於世界上任何地方。學生有時間進行反思和對話，這是成績評估的一部分，也是學習體驗的關鍵之處。
學生必須參加各種各樣的項目，但允許專攻某一類型，這是畢業條件之一。因此，對工程感興趣的人可以參加五個工程項目，如此重複，他們就可以熟習在先前項目中學到的技能。高年級學生在每個項目地點指導年輕學生。他們還與某位教師共同領導某個項目，作為自己學業的標杆之作。畢業時，學生一旦獲得專業資質和外界聲譽，就會成為教師候選人。
大學設有一個小型行政中心，教務長就在那裏辦公。在監督學生、跟進學生活動及策展學生形象等方面，教務長髮揮着關鍵作用。行政中心建有一個管理人員網絡，其職能包括教師的甄選和審核。學校設有評審委員會，負責審閲教職申請書。管理人員還安排航班預訂之類的後勤事務。行政中心是新生第一次出發之前集合準備的地方。學生不交學費，但他們也不從工作中收取報酬。作為項目需求協議的一部分，學生在駐地時免收食宿費用。航空公司提供機票，並以公司廣告和公關作為交換條件。項目受有需求的公司或非政府組織贊助，因此可以為大學帶來收益。
遊學大學培養的學生放眼全球，遊歷天下，具有聆聽到位的能力。
02
遊學大學，按照四年制的間隔年體驗而組織
教育未來學家約翰·莫拉韋茨（John Moravec）指出：“工業社會正在讓位於知識和創新工作。工業化要求人們居有定所，扮演非常具體的功能角色，與知識和信息工作者相關的工作任務和地點則變得越來越不具體。……遊移的知識工作者……是一個富有創造力、想象力和創新力的人，幾乎可以隨時隨地與任何人一起工作。”他預測，到2020年，西方世界有45%的勞動力將是“知識遊民”，亦即擁有知識而不安於一隅的羣體。知識遊民從一個工作跳槽到另一個工作。遊學大學將吸引那些試圖成為知識遊民的學生，並培養他們在多元文化環境中茁壯成長。
瑪麗亞·奧巴馬（Malia Obama）在2016年成為新聞人物，當時，她宣佈將推遲在哈佛大學一年級的學習，以便獲得間隔年（gap year）的經歷。果不其然，這條新聞引發了人們對這種相對罕見的經歷的關注。間隔年在英國這樣的國家更為普遍，而瑪麗亞·奧巴馬的舉動可能會激發美國學生的廣泛興趣。在美國，間隔年或許並不常見，因為它看起來太像盛大出行，就像貴族用一整年時間遍遊歐洲，探索藝術、建築和文化，留下時光印記。鑑於某些項目的高昂費用，間隔年更像是富人和特權人士環遊世界、推遲成年的做法。
然而，事實證明，某些間隔年項目有教學上的好處。傑弗裏·塞林戈（Jeffrey Selingo）報告説：“無論是去國外還是去美國的其他地區，間隔年期間旅行的學生不僅會得到更高的分數，而且畢業率也與那些沒有推遲學業的學生持平。研究發現，過完間隔年的學生到校之後學習更加認真，也不會出現酗酒之類的危險行為。”有間隔年體驗的學生表明，他們到校學習時更有動力。所有這些，都是任何院校希望其畢業生取得的成果，對於剛進入大學的學生，那就更不用説了。如果僅參加一次間隔年曆練就有這些好處，那麼，將某所大學設計成為四年系列制的間隔年體驗，又會產生什麼呢？
關於間隔年，學生給出了另一個參與原因，具體而言，填鴨式考試的學業競爭，大致是他們中學體驗的寫照，因此，間隔年使他們能夠在開始大學“賽跑”之前好好休息一下。一項對學生的調查顯示，倦怠和“發現自我”的願望是參與間隔年的誘因。但是，就傳統大學的經歷而言，間隔年的體驗被視為預備或前奏，其本身並不作為一種教育目標。一些學者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許多學生選擇間隔年，目的是為了帶來激情，而激情曾經是上大學的理由。這就意味着學生們再也不在大學裏探索激情了。塞林戈指出：“為了讓間隔年對學業及以後工作的成功有顯著影響……它必須成為一項變革性活動，與學生之前所經歷的一切截然不同，它包括有意義的工作經驗，大學的學術準備，抑或是開闊世界各地視野的旅行。它還必須加以設計，幫助學生獲得大學和僱主正在尋找的技能和特質，包括成熟、自信、解決問題、溝通技巧和獨立性。”間隔年不能被視為大學的預備，把若干次間隔年體驗置於一個充分協調、精心設計的課程體系，將可以培養學生的成熟程度、解決問題的能力、溝通能力和雲遊天下的性格，以及人們想從以課堂為中心的大學經歷中看到的其他許多特性。
遊學大學是按照四年制的間隔年體驗而組織起來的。也就是説，間隔年不是上大學之前做完的事情，也不是上大學的準備，相反，一系列類似間隔年的體驗就是大學體驗。學生在國內外參加十個項目。每個項目的體驗持續四到六個月，在任一給定的年份，學生完成兩到三個這樣的項目。學生組團工作，每個團隊由一名教師指導。項目的組織方式類似於實驗室，主任（教授）領導一羣等級分明的學生助手，每個助手在團隊中扮演不同角色。等級結構基於學生的體驗層次，與一年級、二年級的學生相比，三年級或四年級的學生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項目生動活潑，學生需要完成一些任務，從中學習並展示技能。體驗結束時，學生必須證明他們對項目目標的貢獻。團隊的組建和解散視項目而定。也就是説，教師是團隊的領導，她可能會讓一些學生再次加入下一個項目，而另一些學生則可能加入先前未曾加入的團隊。
遊學大學類似於課室遍佈全球的密涅瓦學校（Minerva schools）。受教育期間，密涅瓦學校的學生在七個不同城市居住，但城市本身只是課程體系的半正式部分。從教學上講，在舊金山或巴塞羅那生活一段時間是很有價值的，但密涅瓦學校的學生並沒有針對這些城市的具體問題做什麼工作。實際上，該校的課程體系基於互動式的在線研討會，儘管學生居住在多個全球化的城市，但教育的重點仍限於研討會。遊學大學則有意識地將大部分學習內容移出課堂。與密涅瓦學校相似，遊學大學也在某處教學，但是，無論從技術問題看，從待解決的問題看，還是從邂逅他者的“參與—觀察—反思”過程看，教學所在之處都與核心課程體系息息相關，不可等閒視之。
我們只要看看美國間隔年協會（The American Gap Association）核准的一些項目，就會感受到學生在任一門遊學大學課程中學到的技能。例如，在加納，霍河的人類與社區發展項目（The Humanit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s）為某學校的供水項目徵集評估志願者，具體如下：
志願者將有機會與人類與社區發展項目的工作人員合作，對阿達克盧阿布阿迪社區小學當前的飲用水狀況進行深入評估。此過程將需要在阿達克盧阿布阿迪進行幾周的訪談，以便確定：（1）學校和整個社區當前的飲用水系統，（2）這些系統關心的問題，（3）社區成員對可能的解決方案的想法。接着，我們將對訪談數據進行分析，以確定最合適的蓄水解決方案和社區焦點小組，從而敲定項目並確定實施角色。志願者還將遊歷瓦力瀑布羣、阿法扎託山和塔菲阿託摩猴子保護區，體驗加納霍河的大自然奇觀。
該項目本質上是社會學的，學生用上了評估技術。請注意最後一句話，它描述了體驗該地區特質的機會。如下所述，這類體驗需要精心設計，它們是遊學大學教育的關鍵特徵。
“為什麼”項目（Project Why）誠徵戲劇、舞蹈和藝術老師。志願者徵集通知上説：“［該項目服務的］孩子們很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並且很難做到這一點。……我們希望志願者……有開放的胸襟，能夠適應印度的生活方式，包括食物、天氣、生活條件、行為和衣着。”
這份通知再次表明，項目體驗不只包括技能的發展和展示。地母使命基金會（Fundación Misión Gaia）需要一位“可持續性和廢棄物管理協調員”，“該項目旨在設計並實施有效的一體化固體廢棄物管理系統，應用於聖瑪爾塔內華達山脈（Sierra Nevada de Santa Marta）的明卡村，它可以擴展到區內的其他城鎮，以及周邊的旅遊、鄉村或生態區域”。參加這類團隊項目的學生將就地學習工程技能。印度古瓦哈提的帕裏哈特學院（Parijat Academy）徵集志願者，幫助兒童學習電腦和多媒體技能；位於喀麥隆布埃亞的“綠色喀麥隆”（Green Cameroon）組織尋找“綠色媒體運動協調員”，其職責是運用媒體“宣傳教育本地乃至全球範圍的環境問題。如果您是優秀的作家、攝影師或電影製片人，那麼您就有機會自願參與該項目。志願者還來自加拿大、比利時、法國和印度尼西亞，你將有機會與世界各地技術嫺熟而且創意滿滿的人一起工作”。
項目開始之前，學生參加簡單的迎新會，瞭解他們將要從事的工作類型。迎新會還介紹他們將面對的文化。這樣的項目對領隊教師有特定要求，他既要了解完成項目所需的技能和工作，又要接觸當地文化，安排項目團隊的生活和工作。
03
引領遊學大學課程體系的是技能，而不是抽象概念
乍一看，遊學大學一味重視職業技能。誠然，這些能力是每門項目課程的核心，但學生還可以根據項目的具體情況，學習寫作、口頭交流和定量分析等技能。有些項目甚至要求學生具有藝術背景。引領遊學大學課程體系的是到位的技能，而不是課室裏的抽象概念。
有人會爭辯説，一些學生缺乏團隊技能，無法做好實際環境的工作準備，因此，把他們送到世界各地之前需要大量的課堂輔導。雖然項目迎新會培訓了一些必備技能，但是，遊學大學的教學理念是學生“做中學”。高年級學生將早期項目學到的技能帶入往後的體驗之中。我曾帶領學生團隊開展類似於遊學大學學生作業的項目訓練，該項目對某個公司的辦公室重新進行室內設計，使之對那些據信喜歡協作的千禧一代員工更具吸引力，同時向訪問辦公室的客人傳遞公司的理念。我帶的學生都沒有任何室內設計經驗，但是在八週的時間裏，他們提出了重新設計的策略，確定了團隊中從事各項工作的人選，有些人學會軟件“草圖大師”（SketchUp）並制定了重新設計的方案，有些人訪談工人，還有些人負責觀察空間的實際使用方式。例如，學生們通過觀察發現，用於公共活動或午餐的空間很小很雜亂。為此，重新設計中預留了充足的公共空間。我想重複一遍，學生們都不是設計師，但他們仍然透過這種體驗掌握了一些室內設計技能。
我們的學生在當地公司工作，所以他們沒什麼機會以新方式體驗公司所在地，也就是説，大多數學生早就知道要在那裏幹些什麼。遊學大學的項目則遍及全球，學生除了掌握技術技能之外，還要學習如何接觸並理解工作地點的文化。因此，儘管另一種地理文化環境下的學習體驗很重要，是遊學大學的主要學習成果，但遊學大學並不是把學習延伸至海外那麼簡單。如前述間隔年項目所介紹，學生在現實世界和現實問題的背景下邊做邊學。
“MBA×美國”是一個強化型實習項目，它將MBA學生團隊與企業家配對。例如，學生團隊在紅螞蟻服裝公司（Red Ants Pants，RAP）工作三個暑假，該公司是“史上首家致力於生產女性工作服的公司。它還運營RAP基金會，致力於在農村和農業社區增強女性力量，促進女性自力更生”。學生團隊“深入RAP的業務運營，推薦省時的技術和業務清單，以減少莎拉（Sarah C. Calhoun，RAP創始人）及其團隊不得不手動操作工褲業務所花的時間，讓她們得以用更多時間專心建設品牌，準備一年一度的音樂節，運營RAP基金會”。該項目是按照麥肯錫、德勤等公司管理諮詢業務打造的模式，惠及小型鄉鎮企業。項目本質近似遊學大學的宗旨。但是，為期一週的暑假強化體驗之後，學生將返回課堂，他們幾乎沒有時間接觸公司所在地的文化。學生飛過來，執行某項技術任務，然後又飛回去。一週時間不足以瞭解當地情況。前述的一種間隔年體驗提到“體驗大自然奇觀”，但它們看起來像觀光旅遊，而不是豐富而有意義的新穎文化體驗。
遊學大學的學生研究特定問題，掌握技術技能，培養自己的能力，大學教育就這樣“事發當地”，與當地不同文化的碰撞是關鍵教育成果。瑪麗·凱瑟琳·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在《外部視覺》（Peripheral Visions）中辯稱，文化會碰撞，可能引起學生不適，這些應該是教育的關鍵部分。作為人類學家，她重視參與者觀察法，認為它是接觸陌生地方的一種方式。當人們必須在另一種文化中穿行並即興發揮時，學習就會發生。遊學大學並不是一種遊客經歷，也就是説，學生並非被限制在美式酒店商場之類的地方。
貝特森講述了自己20世紀70年代初在伊朗的生活，當時她帶着兩歲的女兒。這位人類學家應邀見證宗教節日殺死綿羊的儀式。她注意到，西化的伊朗精英與屠户之間有差異，體現在對事件的理解和處理方式上面。那次活動也促使貝特森重新審視自己的假設，並決定如何幫助小女兒理解殺羊儀式。貝特森稱，這種經歷令人不適，但具有教育意義，因為她被迫面對自己的文化假設。
來到一個新地方，你開始認識陌生事物，中規中矩地接觸不適和驚奇之處。稍後，隨着觀察積累，反差意識逐漸減弱，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增進的理解，理解自己的觀察如何融合另一種文化的特有系統。在時常感到事事格格不入之餘，你開始感到熟悉，在一個新的邏輯中體驗一切皆有道理的方式。最終，民族誌研究者希望對錶達這種內在一致性的整個生活方式進行描述，其中包括椅子的高度和位置，成年人對嬰兒哭聲和爭吵聲的反應，以及關於張弛有度的規則，描述並非盡善盡美。最終的描述應該用自身的術語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然而，畢竟是有對比才有學習。
貝特森認為，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她的目標是“説服學生，讓他們相信邊觀察邊學習是理所當然的”。遊學大學的學生是參與式觀察者，不是那些來去匆匆、與當地文化沒有交集的遊客或技術專家。學生駐地時間很長，他們花很多精力與一種不同的文化打交道，這是一個學習目標。
從文化和認識論的角度看，文化碰撞具有挑戰性，因此，它們是課程體系的關鍵方面。實際上，每個項目所包含的部分體驗就是學會撇開自己的文化假設，學會接觸陌生事物，用新文化自身的方式理解新文化。“每當有不同習俗和假設的人們見面時，一定程度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貝特森説：“在一個社會中，性別差異和階級差異司空見慣。不可思議的是，儘管人的行為準則各異，但還是經常有可能合作，維繫共同業績，並且援引不同的信仰體系來申明這種可能性。隨着移民和旅遊的增加，我們將不得不變得更加自覺、更加清楚地表達差異，並且找到可以接受的對話方式，討論在產生摩擦的情況下獲得的見解，在此過程中積累學習收穫。”“摩擦”一詞表明，與不同的文化相碰撞令人厭煩不適，但正是由於這種碰撞，才可能發生變革性的學習。即使是最普通的事件也可能有新奇遭遇。除了宗教之外，進餐禮儀、街頭風光和日常的性別經歷也有借鑑意義，它們有可能“產生摩擦”。
教師在這裏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她不僅是項目經理或技術技能導師，而且還是嚮導，幫助學生了解新環境，促使學生對比文化，進行反思。隨着學生在全球各地各種情景下積累更多這樣的體驗，教師鼓勵他們反思自己所遭遇、所體驗的文化。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本土文化？在他們所浸入的各種文化中，可以識別出哪些相似和不同的形態？
除了收穫技術知識，學生還練就四海為家的本領，將自己融入世上所到之處。任何人都不應存有幻想，指望學生在陌生的文化環境中待上半年，解決技術問題，然後就能“原汁原味”地通曉當地文化。四海為家意味着即便不是本地人也能浸入文化之中。
原作者 | [美] 戴維·斯特利
摘編 | 申嬋
編輯 | 張進
導語校對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