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這話是不假的。
但吃也是有講究的，普通百姓的“吃”是為了填飽肚子，而那些有身份的人卻能從“吃”中找到一條造福百姓的路，以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比如，宋詞高手，一代文壇巨匠蘇軾，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宋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烏台詩案”終於銷結，已經被囚禁在御史台長達四個月的蘇軾被貶黃州，擔任沒有實權的團練副使，還要時刻受到地方上的監視，自此他遠離了京師，遠離了中樞，但這對於蘇軾來説，已經是最好的結局了，命保住了。
只是黃州（今湖北黃岡）地處淮南西路最西端，長江之畔，雖不算太過偏僻，但終究比不上開封的天下之中，比不上杭州、湖州的市井繁華，比不上密州的文風之盛，比不上徐州的軍事重鎮。
而更重要的是，“詩案”前的蘇軾雖履任各地，但都具有實權，能夠造福一方；“詩案”後，他只能以團練副使的官職虛以度日，而且還要時刻置於地方官長的監控之下，這對有志於在政壇上有一番作為的蘇軾來説是十分痛苦的。
故而，他不得不對自己日後的人生進行思考，既然在政壇上為民造福是沒有希望了，那麼在黃州此地另闢蹊徑，尋求一項新的愛民之法就顯得十分有必要了。
舉目望去，除了美食之外，恐怕沒有更好的選擇了。
這也是他於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初一，作了《初到黃州》來表達自己的心思。
未來還是要憧憬的。
雖然是自嘲，也對自己在政壇上的建樹有遺憾，但面對被長江三面環繞的黃州城，魚鮮筍香，物華天寶，該放下的還是要放下，該豁達的還是要豁達，唯有如此，才能用“吃”來彌補自己在官場上的遺憾。
那麼，在黃州的這段時間裏，沒有了官場上的爾虞我詐，沒有了政務纏身的煩心事，愛吃的蘇軾發現了哪些美食來造福一方呢？
汪郎以為，首推的第一道美食，當屬紅燒豬肉。
很多人覺得奇怪，豬肉算什麼美食，其實對於宋朝人來説，紅燒豬肉真的可以算是一道美食。
事實上，在宋代，上流社會以吃羊肉為主，民間以吃狗肉為主，豬肉並沒有成為餐桌上的肉食主流，關鍵在於豬肉太臊（宋代的割騸之法還是一種秘密手段，所以當時的豬肉很多口感並不好，故而宋代文中的豬多稱為“豕”，就是沒有割騸的意思）。
然而，黃州此地的豬肉卻沒有這樣的味道，自然成為當地百姓肉質蛋白的補充來源。
只是百姓吃肉，為的是填飽肚子，補充營養，沒有其他的講究。
然而，蘇軾卻不同，他吃出了另外一種境界，不僅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口舌之慾，更是為了解決當地百姓的生計。
為此，揮毫一首《豬肉頌》為黃州的養豬農户們打了廣告。
看，我把豬肉的烹飪方法都教給大家了，黃州這麼好吃的豬肉，值得你們擁有。
黃州豬，有了名冠天下的蘇軾背書，還有不聞名於世的道理？
有了豬肉，自然少不了魚，但蘇軾吃魚，吃的是魚羹。
黃州地處長江，背靠大別山，漁業雖然發達，但商業氛圍不如開封、江浙濃厚，漁民日益辛勞也換不了幾個錢錢，問題還是出在宋人的觀念上，魚比豬肉還要賤，吃魚還不如吃豬肉。
百姓是要生存的。
雖然變法進行的如火如荼，但身處地方的蘇軾非常清楚，基層的地方官卻把變法唱歪了，故此，變法並沒有給百姓帶來實質上的改變。
自己無法扭轉大宋官家對變法的執着，何況自己現在也只是一名沒有任何實權的團練副使，能夠做的，就只有一張嘴，一支筆。
在京師上流社會沉浮過的蘇軾，對上流社會的權貴們的吃和養生，還是有一定了解的，所以，他需要通過自己在文壇的影響力，為那些日益在江河湖海之上漂泊的漁民創收。
既然要推廣魚，勢必要有一道拿得出手的美食，魚羹就成了首選，這也成了蘇軾最為得意的一道美食，不僅寫進了自己的文集《東坡志林》中，還公諸於世。
看看，我煮的魚羹大家都説好吃，但我不藏私，願意把魚羹的烹飪之法貢獻出來，大家都去找漁民買魚啊，一定要去，然後按我的方法來做，即使低賤的魚也能成為一道養生的上等美味。
有了一代文豪的大力推廣，淡水魚的價格如果還不漲，那就沒有天理了。
有肉，有魚，豈能少得了美酒，蜜酒是蘇軾送給黃州百姓的另一道謀生之道。
酒在宋代是管制商品，私自釀酒是要被判處死刑的，最大的寬限也是要綁在木樁上游街示眾，以示懲罰。
但酒的利潤極高，這也註定了在商業發達的宋代，有很多商人敢鋌而走險，不顧律法私自釀酒。
這一點，蘇軾是深有體會的。
怎麼辦？
利潤如此之高的商品怎麼能錯過呢？但又不能觸犯律法，自己已經被貶了，如果再觸國法，恐怕不好善後。
但念及黃州百姓之苦，蘇軾終究還是邁出了這一步。
膽大心細的他，在多次試驗後釀出了蜜酒，並以“白馬非馬”的詭辯以及和黃州太守的私交，躲過了官府的追查，為黃州百姓又新創了一條收入。
方法已經教了，並揮毫一首《蜜酒歌》作為宣傳。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一個沒有實權的團練副使，能做到這一步，蘇軾確實已經盡力了。
有肉，有魚，又有酒，那怎麼能少得了主食呢，獨創的二紅飯，為農户增收另闢蹊徑。
大宋商業雖然發達，但畢竟還是以農為本的國家，士農工商的四民思想還是佔據主流的，耕種並不是什麼丟人的事。
只是農作物的價值是不一樣的，粳米精細，大麥粗糧，養尊處優的權貴們自然青睞粳米，不喜大麥，但對於黃州百姓而言，一旦種植了大麥，豈不是斷了生路？
如何為百姓求活？蘇軾用自己作試驗，為大麥打出了一片食用的新天地，就是用紅豆和大麥同煮後的飯，既有紅豆味香，又有大麥甘滑，色澤微紅，爽口噴香。
心繫蒼生的蘇軾，一首《二紅飯》醖釀而生，激勵了在田間耕作的農夫們種植大麥和紅豆的熱情，也為他們打開了大麥和紅豆的市場銷路。
任何商品都是需要廣告效應的，蘇軾以其自身的影響力，作對黃州父老作出了最好的報答。
雖然文字苦澀，但他卻活出了新生。
汪郎説：
當然，蘇軾在黃州四年零二個月的日子裏，他所創的美食遠不止這些，雖説是美食，但也透露着蘇軾在經歷了“烏台詩案”後，心胸的豁達，現實的無奈，以及對清貧生活的坦然。
即使如此，蘇軾從沒有忘記做官一任，當造福一方的淳樸理念。
黃州之時，他雖然是微不足道的團練副使，但依舊心繫蒼生，體恤民間疾苦，所以他能夠不以官身為持，俯身和漁樵交談，傾聽天下最真實的聲音；他才會不顧自己官職卑微，挺身而出拯救黃州溺嬰，極力撮成黃州育兒會的成立，並促使富户捐款作為育兒會的專項資金，為救濟貧苦人家養嬰成為官府定例。
而蘇軾在自身經濟拮据的情況下，還慷慨解囊，捐助十千，並以“若歲活得百個小兒，亦閒居一樂事也”作為對自己的勉勵。
愛民者，人恆愛之！
故此，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四月初一，在蘇軾即將離開黃州時，他得到了萬民相送，並懇請他能夠終老黃州。
這在古代，可是天大的聲望。
一位貶謫黃州的團練副使，微末小官，居然能夠得到百姓如此敬仰，年近半百的蘇軾以一首《滿庭芳.歸去來兮》，表達了對黃州父老的感激，也説出了自己內心的忐忑。
他很清楚，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更多的還是在清貧之間尋找口舌之慾，然而，質樸的百姓卻念着他的好，這份真情恐怕早已化為不捨，銘刻心間，只是皇命難違，不得不走。
元豐七年四月七日，夜幕下的蘇軾，乘船過武昌吳王峴時，聽到黃州鼓角之聲，悲愴間，留下了《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一首，向黃州父老許下了承諾。
遺憾的是，蘇軾這一走，直到去世，此生再也沒有去過黃州。
然而，他卻沒有忘記自己對黃州父老的另一項承諾，“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執政理念，即使後來的從政之路顛簸不平，他始終沒有動搖過。
蘇軾，大宋文壇的一代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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