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是解決問題的高手，卻在解決問題中走向崩潰

大唐是解決問題的高手，財政困難就捉錢、邊地缺兵就募兵、朝堂不堪就換人。但是，這個解決問題的高手，卻從來不考慮產生問題的原因。

兩個人發現河裏有一個快要淹死的孩子，於是趕緊把孩子救上岸。剛救完這一個，馬上又漂來一個；他們再給救上來，但是又漂來了一個，他們不停地救，孩子卻不停地漂過來。於是，有一個人不救了，他説自己要到上游看一看：到底是誰在扔孩子。

而大唐呢？它從來不派人到上游去看一看：為什麼缺錢、為什麼缺兵、又為什麼管不住龐大帝國。對於看不見的原因從不追問，而對於看得見的問題則一定要解決。世界是複雜的，這其中沒有簡單問題。於是，在下游解決問題的結果就是：用一個問題解決另一個問題，而解決問題就是在製造問題，甚至是在製造更嚴重的問題。

01.李世民不如楊廣的一個論據：財政問題

氣賀澤保規的《絢爛世界的世界帝國 隋唐時代》，對隋煬帝楊廣和唐太宗李世民做了這樣一個對比評價：

無論在把握未來的構想能力和行動能力方面，還是在學問以及文學素養等方面，隋煬帝都要高出一籌；作為一位統治者來説，唐太宗並沒有任何方面超過隋煬帝。

李世民與唐朝士大夫一定惡意抹黑了隋煬帝楊廣，所以楊廣未必就如史書所説那麼不堪。而且，李世民與大唐的統治策略，完全就是在照抄開皇之治和楊廣作為。但是，據此就説楊廣勝過李世民，這還是需要認真商榷的。君主有建設性的作用，也有破壞性的作用。就破壞性來説，楊廣只能是一塌糊塗的敗筆。

但是，有一個問題也是李世民的敗筆，而且這個敗筆是上游問題的敗筆。用那個救孩子的比喻來説，就是：李世民就是那個一直在大唐帝國的上游扔孩子的人。

這個問題就是財政問題。大唐立國，要緊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東突厥的邊患問題；一個是朝廷缺錢的財政問題。邊患問題，李世民解決掉了，不僅對草原輸出了暴力，而且對草原輸出了秩序。但是，財政問題雖然解決掉了，卻是在以一種問題解決另一種問題。因為解決問題的方式出了問題，其結果就是一直在給帝國製造問題。

大隋沒有財政問題。簡單説就是國家不缺錢。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開運河。但是，除了這兩個舉世聞名的大工程之外，秦始皇還修了馳道全國、隋煬帝還開了糧倉遍地。洛陽回洛倉，僅“浮出”地面的部分，東西長1000米、南北寬355米，相當於50個國際標準足球場。這個糧倉能儲糧3.55億斤，足夠百萬人食用一年。楊廣登基後，首先向天下百姓發了個大紅包，就是普免天下百姓的税賦。這就是大隋的財力。

而大唐呢？大唐是真窮。窮到什麼地步？可統計的納税人口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一，這是數據。還有窘迫的局面：國家已經沒錢給官員開工資了。面對這種局面，李世民應該怎麼辦？他應該學習楊廣，甚至説要學習楊堅，就是清查人口、丈量土地，從源頭上解決財政問題。但是，李世民卻不是這麼做的，他只是解決問題。

李世民的方法非常簡單，就是：不給錢但給政策。這個方法成了大唐以後解決所有問題的總原則。

具體操作上，對於朝廷官員，大唐既不給辦公經費、也不給工資俸祿，而是：給土地、讓官員出租，給本金、讓官員放高利貸。北魏馮太后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給官員發工資，到李世民這裏，就全給找補回來了。

但是，官員畢竟不是地主商人，所以土地出租賺不回租金、放高利貸還把本金折騰沒了。之後，李世民仍舊繼續堅持這個“不給錢但給政策”的方法。官員既然不會理財，那就派理財的幹部。大唐70多個衙門，每個衙門給了9個編制的捉錢令史，然後拿着本金去放高利貸，賠錢貶官、賺錢就升官。初唐朝廷的官員定額是730多人，而捉錢令史就有600多個。

隨着帝國的統治區域越來越大，要花錢的地方也就越來越多，所以捉錢令史已經應付不過來了。於是，各種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就應運而生。

到了玄宗時期，大唐官員逐漸分成兩個派系，一個是賢相集團、一個是聚斂集團。聚斂集團因為能夠解決財政問題，於是李林甫和楊國忠這些人就執掌了大唐的國家行政。

02.不給錢但給政策治下的緣邊節度使

古代王朝的主要問題，就三個：一個是朝堂問題、一個是民治問題、一個是邊地問題。民治的主要問題就是財政問題，國家得把老百姓數清楚、得把土地丈量仔細，然後收取政治租金以支撐國家的存在和運行。財政問題，奉行不給錢但給政策。那麼邊地問題呢？

大唐前期，主要沿襲隋朝的軍事制度。折衝府實際上就是隋朝的鷹揚府，六百多個折衝府兵，就是大唐解決邊地戰爭問題的最強憑藉。但是，隨着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持續的時間越來越長，府兵制明顯就吃不消了。往東打到朝鮮、往西打到西域、往北打遍蒙古高原，亦農亦戰的府兵無論如何也扛不住了。

特別是薛仁貴大非川戰敗之後，大唐正式對決吐蕃帝國，到這個時候，府兵已經完全無法適應與吐蕃帝國的高烈度戰爭了。武后時期，黑齒常之以河源軍加屯田的模式，實現了對吐蕃的有效壓制。並無記載指出黑齒常之的這一模式，對緣邊節度使有什麼啓發作用。但是，我們仍可將這種長期戍守加軍事屯田的模式，看作是節度使制度的一個先期試驗。

公元711年，河西節度使建立。自此之後，大唐開始在緣邊地區大批量的建立節度使，並以長征健兒取代府兵。為了解決節度使的軍費開支問題，大唐繼續奉行不給錢但給政策的主張，節度使逐漸兼任度支使、營田使，甚至所在州的刺史、所在道的採訪使。

節度使的權力從軍事，向財政和行政染指。但是，主導這個發展趨勢的不是封疆大吏的節度使，而是大唐皇帝和帝國朝廷。朝堂為什麼要賦予節度使如此大的權力？他們不擔心手握重兵的節度使會造反嗎？

從來都是局面改變人而不是人改變局面。為了徹底扭轉高宗後期以及武后時期的邊地被動局面，玄宗朝逐漸向着效率導向發展。朝堂上，賢相集團逐漸被聚斂集團所取代，講仁義道德的下課、能開拓財源的上來；地方上，就是一個節度使、一個節度使的建立。聚斂集團加節度使的統治模式，不僅解決了財政問題，而且也解決了邊地問題。正是這種巨大成功，所以李林甫才能夠長期為相，節度使也才能夠長久不衰。對於其中掩蓋的問題和種種擔心，都掩蓋在了成功之下。

但是，問題也就出在了節度使之上。安史之亂，徹底讓大唐領教了節度使這把雙刃劍的厲害。

03.朝廷已經無法成為皇帝的有力執行者

唐玄宗後期，連續任用了兩個奸相，一個是李林甫、一個是楊國忠。但是，就像總要為錯誤找個藉口一樣，我們也總要為失敗找一個壞人。實際上，李林甫和楊國忠即便真是壞人，他們也無法承擔如此大的責任。大唐的權力設計和運行出了問題。這才是根本，李林甫和楊國忠只是沒有發揮撥亂反正的作用而已。

皇帝是國家領袖，宰相是政府領袖。在這個權力設置上，玄宗皇帝是堅持到底的。所以，李林甫和楊國忠發揮了他們應該發揮的作用。而這個作用就是財政問題和邊地問題均得到解決。但是，朝堂的風氣肯定是因為這兩個人血腥鬥爭而日益墮落。

墮落的結果，就是在這兩個宰相之後，大唐很難再出現強有力的宰相。朝堂已經不再中用。同時，歷經安史之亂的唐朝皇帝，已經開始猜疑一切，他們誰也不相信，不僅不相信將軍也不相信朝臣。

財政問題、邊地問題，然後就是朝堂問題。朝堂弱化而無力擔綱政府運作。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選拔賢相、任用幹吏，即便如漢武帝和武則天一般任用酷吏也可以，把朝堂力量強化起來，皇帝才能通過朝堂實現對帝國的統治。

但是，大唐的皇帝仍舊不從這個上游去解決問題，而是就事論事。他們開始重用宦官集團實現對帝國的全面控制。這種全面控制，嚴厲到什麼程度？軍隊要有太監監軍，人事要有太監染指，皇帝與朝堂的溝通也經由太監，甚至連皇帝的禁軍也要掌握在太監手中。

經過這種權力的變換，太監或者宦官集團，幾乎接管了朝堂的權力。這時候的大唐朝廷呢？大唐朝廷已經墮落到朋黨相爭的地步，牛李黨爭持續了將近40年。在這麼長的時間裏，朝廷的主要工作就是搞鬥爭，至於理政治民早就顧不上了。雖然朝廷如此不堪，但大唐還能維持。原因就是宦官集團已經接管了大部分權力。

朝臣當然有自己的利益，而且注重門第的大唐朝臣也不是宋明以後的純代理制官僚。所以，他們與皇帝之間矛盾一直存在。但是，科舉制繁盛之後，豪族們也要經由科舉這個途徑進入官僚隊伍。所以，可以看作是豪族融進了官僚隊伍，豪族問題得到了初步解決。而豪族士大夫們畢竟在格局和道德上更勝一籌，所以能夠擔當皇帝意志的有力執行者。但是，唐朝皇帝在安史之亂後卻對官僚隊伍棄而不用了，他們重用的是宦官集團。凡是集團、凡是羣體，只要時間夠久，一定會結成自我認同的利益集團。於是，宦官集團一定會形成自己的利益，而他們的利益就是長期掌控權力。而掌控權力的這夥太監們，在格局和道德上，要遠遠次於朝臣士大夫。所以，大唐朝廷就是在宦官囂張和大臣內鬥之中，向着崩潰的邊緣逐漸逼近。

04.唐朝的教訓：只解決問題而不論原因

財政問題，一直都是中央帝國的重要問題。國家源自戰爭，國家組織源自軍事組織。有了軍事問題，就要面臨財政問題，暴力搶劫自然要向成本更低的國家行政轉變。於是，軍事問題、財政需要、行政官僚，逐漸演化出了國家。

面對財政困局，李世民的解決方式不是加強官僚隊伍、強化行政效率，從財源根本上解決問題，而是就事論事地權宜之計。他以不給錢但給政策的方式，給大唐做了一個非常惡劣的榜樣。

終唐一世，財政問題就一直沒有被徹底解決。

衞青、霍去病徵戰歸來，漢武帝對將領封侯、對士兵賞賜。這種大量的賞賜，甚至耗光了大漢的國庫。但是，府兵制下的大唐，不是給賞賜而是允許士兵分割戰利品。不是大唐不想像漢武帝一樣賞賜士兵，而是國家預算裏就沒有這筆開支。所以，後來的節度使制度，也就只能在這種缺錢的窘境中，逐漸發展起來。國家沒錢養活緣邊節度使的幾十萬大軍，於是繼續“不給錢但給政策”，允許節度使自籌經費、自力更生。

節度使這個怪胎，也就只能與大唐相愛相殺了。甚至，即便大唐滅亡，節度使和藩鎮的問題仍舊存在。五代十國，中原天下遍地是藩鎮、遍地是節度使、遍地是驕兵悍卒。

財政問題不能徹底解決，就無法建立一支強有力的官僚隊伍。因為先有財政需要才有官僚組織。官僚組織的主要工作，就是解決財政問題。但是，大唐的財政問題始終不解決，所以正規的官僚隊伍就不可能變的有力量。先是捉錢令史後是各種轉運使、租庸使，再後就是聚斂集團逐漸掌握國家行政。待到安史之亂後，什麼集團也不如宦官集團更厲害。於是，政府的行政運作，就只能是一團亂局。

大唐後期的主要問題是宦官問題、藩鎮問題。這兩個問題之下還有一個財政問題。財政問題得到解決，大唐才有可能從根本上瓦解藩鎮；財政問題得到解決，大唐才能建立健康的政府行政。

只在下游解決問題的大唐，只是在用一個新問題解決一箇舊問題。日積月累之後，待到問題在安史之亂後全面爆發，大唐也就無力在思考上游是不是有人在扔孩子了。因為局面已經不允許，大唐只能向着崩潰的邊緣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