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兒》有哪些主觀性錯誤呢？數不勝數，一言難盡。
本來嘛，治史者最忌在敍史中滲雜入太多私人情感和動輒抒發個人主觀意見。
這方面，太史公司馬遷起了一個很不好的頭。
可不是？太史公對秦始皇沒有好感，就繪聲繪色地八卦了一通秦始皇的私生子身份；太史公喜愛項羽，就聲情並茂地誇大和渲染了項羽的奮鬥史，使《項羽本紀》成為其“最得意之文”。
《明朝那些事兒》並非一本正經的歷史書；《明朝那些事兒》的作者也並非專業的史學家，作者寫這本書，自己也坦言，是“以心述史”，根據自己的感覺得解讀歷史，用自己的理解來描述歷史人物的心理。
既然初衷如此，就不妨把太史公那一套主觀性述史的手段發揚光大，甚至推向極致。
主觀性述史，如果靠譜的話也還説得過去；如果是錯誤的，就會誤導讀者，危害極大。
《明朝那些事兒》為了“以心述史”，為了吸引讀者，運用了大量主觀性的敍述，篇幅巨大，因此武斷難免，錯誤難免，自以為是難免。
下面簡單舉兩個例子。
一、清太祖努爾哈赤死亡之謎。
清太祖努爾哈赤是怎麼死的，這個在史學界是有爭議的。
爭議的根源，是天啓六年正月的寧遠之戰結束後，袁崇煥給薊遼經略高第打了份報告，説自己“用大炮打死無數”來犯之敵。山海關主事陳祖苞覺得這個報告太籠統，就另起了一份奏報，發回朝廷，上面稱：“用紅夷大炮，及一應火器諸物，奮勇焚擊，前後傷虜數千，內有頭目數人，酋子一人。”高第隨後認為，應該強調和突出這個“酋子”的身份，於是又追加了個摺子，説“奴賊攻寧遠，炮斃一大頭目，用紅布包裹，眾賊抬去，放聲大哭。”
寧遠大戰時，陳祖苞和高第身居山海關，離前線有七百多里距離，他們寫的東西，只能根據袁崇煥的報告進行具體和細化的，但他們居然加入了想象和推測。
然而，就是這種想象和推測，有人腦洞大開，斷定這被“炮斃一大頭目”就是努爾哈赤。依據是，天啓六年八月，努爾哈赤掛了。
從天啓六年正月到八月，時間長達大半年，竟然得出努爾哈赤死於袁崇煥炮下的結論，不能不讓人佩服！
但是，為了襯托袁崇煥的偉大，必須如此。
具體解釋是，努爾哈赤遭受了炮傷，再兼失敗後惱羞成怒，身心雙層痛苦交織在一起，患上了不治之症，苟延殘息了八個月，一命歸陰。
《明朝那些事兒》把袁崇煥定性為一個大英雄，因此極力支持這種想法。
作者是怎麼將這種推測進化為事實的呢？
首先，引用了《春坡堂日月錄》裏“紅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爛數十尺，斷無生理“一語，以描述袁崇煥炮火之犀利。
接着，別開生面地拋出了一道數學應用題，説十門大炮每炮每天轟二十炮，以兩天計算，至少四百炮，“每炮所中，糜爛數十尺”，然後臉不紅、心不跳地給出結論：“後金軍傷亡的人數，大致在四千人以上！”
可惜的是，沒有任何史料表明寧遠大戰中金軍傷亡人數是四千人以上的！
明朝方面，高第上報給天啓帝的戰果是：“寧遠捷功奴夷首級二百六十九顆，活夷一名，降夷十七名，獻俘報可。”
後金方面，《滿文老檔》上記錄是：“傷亡五百餘人。”
從明、金雙方記錄的數字來看，彼此的記錄都是相當靠譜的。畢竟，明朝收割的首級為二百六十九人，再加上受傷的二百餘，可不就是“五百餘人”？
這先暫且不主，繼續看《明朝那些事兒》是怎麼坐實“努爾哈赤斃命於袁崇煥炮火”這一説法的。
其描寫努爾哈赤死亡的文字，異常有趣：“漫天的炮火轟鳴聲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隨着一片驚叫和哀嚎，命中了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到底是誰，至今不得要領，但可以肯定是相當重要的，因為一個不重要的人，不會坐在黃帳子裏，也不會讓大家如此悲痛。對於此人身份，有多種説法，明朝這邊，説是努爾哈赤，清朝那邊，是壓根不提，這也不奇怪，如果戰無不勝的努爾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對陣一個無名小卒，被一顆無名炮彈重傷，實在太不體面，換我，我也不説。”
看，似乎説得很隱晦，實際上卻説得非常明解：努爾哈赤就是死於袁崇煥的炮下。
可惜的是，從相關史料來看，從天啓六年正月到八月這長達大半年的時間裏，努爾哈赤大部分時間是非常健康的，吃嘛嘛香，身體倍兒棒，期間，他曾率軍血屠覺華島、整頓軍馬準備遠征蒙古。
二、詭辯袁崇煥與後金的勾結問題。
袁崇煥的罪狀，是經過了漫長十個多月的審訊，最終由崇禎帝御平台，召輔臣並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記注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總協、錦衣衞堂上等官判定的，共有十大罪：付託不效、專恃欺隱、市米資盜、謀款誘敵、斬帥踐約、縱敵長驅、頓兵不戰、遣散援兵、潛攜喇嘛、堅請入城。
這其中，最為致命的當是“謀款誘敵”，性質就是通番賣國、叛逆造反。
“己巳之變”期間，民間就“喧傳袁崇煥挾奴講款”，廷臣對袁崇煥的彈劾是“督師賣姦不肯力戰”。
《明朝那些事兒》卻偷換了概念，説民間都造謠“袁崇煥是跟皇太極勾結的叛徒”，朝廷上對袁崇煥的彈劾是“督師要叛變後金”。然後活潑幽默地自我辯論，説：雖説此前也有李永芳、范文程之類的人前去投奔，但事實上，也都並非什麼大人物，比如李永芳，只是個地區總兵，而且就這麼個小人物，努爾哈赤同志都送了一個孫女，一個駙馬的 頭銜，還有無數金銀財寶，才算把他套住……按照這個標準，如果要買通明代最高地方官，總管遼東、天津、登州、萊州、薊州五個巡撫的袁崇煥，估計他就算把女兒、孫女全部打包送過去，估計也是白搭。所以從經濟學的角度講，只要袁崇煥智商正常，是不會當叛徒的。
精彩，實在精彩。這一段偷換了的概念的精彩自我辯論，讓人情不自禁地要鼓掌。
不過，所有正經史書上的記載、以及研究這段歷史的史家學者，根本沒有誰過説袁崇煥過要放棄自己身為大明督師的立場，象李永芳、范文程等人一樣逃跑叛變到後金的陣營裏。
大臣指控袁崇煥，是説他“以五年滅奴欺皇上”、“密謀款敵”，“以脅城下之盟”。
事實就是如此，袁崇煥先前在崇禎帝跟前拍着胸脯、放豪言，説是要“五年平遼”。但到了遼東任上，感覺得根本辦不到，為了五年後對自己的承諾交差，不得不動歪腦筋，妄圖通過議和談判來收復部分遼東失地。
《石匱書後集》因此明確記，袁崇煥是“殺毛文龍以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滅寇之局”。
《明史紀事本末補遺》也稱“無以塞五年平遼之命，乃復為講款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