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有嘻哈 年輕一代並非只是戲謔

　　莫斯科有嘻哈

　　新潮的去處近年來如雨後春筍，

　　被人戲稱為“斯大林主義的嬉皮化”。

　　但年輕一代並非只是戲謔

　　文/曹然

　　莫斯科這個名字往往勾起相互矛盾的印象，一面是浮誇之氣，一面是令人敬畏之感。

　　大批遊客在紅場和聖瓦西里教堂五顏六色的洋葱頭旁邊留影，面容冷峻的軍人在巡邏中接受女孩們的注目禮；從克里姆林宮金碧輝煌的大廳裏出來，必然要在大劇院看一場《天鵝湖》或者《胡桃夾子》，和身着皮草與禮服的女士們擦肩而過。在歷經百年的古姆百貨，人們買下套娃、巧克力和魚子醬。帝國時代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聚居的老阿爾巴特街現在成了中庸的旅遊景點，新古典主義建築刷成廉價的黃、綠、粉，店鋪裏出售或真或假的沙皇時代古董或者外國遊客喜聞樂見的蘇聯紀念品。街道上佈滿了喧鬧的“現代藝術家”們，以塗鴉、街舞或者爵士樂來吸引遊客的銅板。

　　資料圖：俄羅斯民眾在街頭載歌載舞。中新社記者 王修君 攝

　　前蘇聯人民對詩歌的熱愛在全世界絕無僅有。遭到封殺的曼德爾施塔姆和阿赫瑪託娃收到成千上萬讀者來信，人人都能熟練背誦他們的詩句。這一點沒有變。一個雨夜，我鑽進特維爾大街上一家法國餐廳，正逢一羣老人高聲朗誦葉夫圖申科紀念猶太人的《娘子谷》：“我深深憎恨一切反猶分子，像猶太人一樣。因此，我是一個俄羅斯人！”

　　後來，我又兩次去莫斯科。這兩次都是小住，在國立普希金俄羅斯語言學院上課。每天早晨，我在莫斯科外圍的切廖姆什基區上完課，按慣例坐地鐵到河邊去喝一杯咖啡。

　　切廖姆什基是上世紀60年代社會主義住宅實驗的產物，火柴盒住宅組成連綿不絕的迷宮，初到莫斯科的人往往暈頭轉向。普通百姓經歷了斯大林時代毫無隱私的集體宿舍、公共浴室和廚房，一時對赫魯曉夫的激進住宅發展計劃感恩戴德。

　　“赫魯曉夫樓”的構件先在“住宅工廠”的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然後直接運到工地用起重設備組裝，一棟樓最快兩週即可完工。幾年之內，工廠、學院、研究所、圖書館等單位奉命搬到切廖姆什基。為了使連綿不絕的火柴盒大樓不致太過壓抑，中間裝點上了綠地、人造山丘和池塘。

　　在當時的官方宣傳片裏，羣眾歡天喜地搬進了新區，甚至有人説不喜歡去市中心，那裏的建築太陰森太壓抑了。但每一個午後，我離開千篇一律的火柴盒，一頭扎進莫斯科河環繞的老城，幾乎是急不可待地被它所淹沒。

　　總是無雲的藍天，紅場像一隻舒展的手掌。從克里姆林宮的高牆俯瞰河面，我想到的不是“世界盡在腳下”，而是一個普通蘇聯女大學生的回憶。

　　“那時候我18歲，我戀愛了，當我意識到這是愛，我就去了紅場。在那裏我總有種感覺：幸福是可能的。”

　　她的愛與失意，被諾貝爾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記錄在了《二手時間》中。這本書以口述的形式，記錄了蘇聯解體後20年社會轉型之痛中普通人的生活。

　　河岸老舊乏味的高爾基公園近年來被改造成了綜合休閒區，劃分為人行步道、自行車道和滑板區，每座橋下設有觀眾席，可圍觀街頭樂隊演出。周圍是大片的綠地和參天大樹。週末午後，創意市集上的時尚人士擺出手工衣飾、檸檬水和甜點，親朋好友野餐歡聚，空氣中飄着咖啡和烤黃油曲奇的味道。

　　河中幾十米高的彼得大帝雕塑注視着這一切。他的身後是一座我鍾愛的人行橋，兩側配有透明玻璃露台。在路邊咖啡車買杯熱飲，爬上露台，看粉紅色的夕陽逐漸把河水和兩岸低矮的建築變得輝煌。大膽的少男少女在露台上跳舞，親吻。岸上的酒吧天台也點亮了一串串小燈泡，風把談笑聲、杯盞交錯聲和風琴聲送往河面。

　　冰天雪地的環境，緊繃的面孔，高大、華麗而破舊的建築，無處不在的紅星和政治宣傳海報，從童年起就主宰了我對俄羅斯的印象。但其實，蘇聯解體已經26年了，正好是一個人從嬰孩長大成人的時間。

　　今年春天，從紅場到普希金廣場聚集着年輕的人羣，排山倒海一般。他們決心謀求自己心目中的未來，向腐敗無序説不。腳踩滑板鞋、身背帆布包的孩子們風一般掠過我身邊，無所顧慮地繞着市中心轉圈。我在酒吧、咖啡館裏見到了數不清的興奮面孔，一派指出“普京和梅德韋傑夫要為腐敗現象負責”，另一撥人在熱烈討論反對派是否另有靠山。

　　“人類社會最終還是要靠技術。”一個極客模樣的男孩總結道，“技術很快就會主宰人類社會，修正所有的不公正。”

　　社會主義宣傳畫和蘇聯標誌依然存在。在最火的漢堡店裏，可以一邊吃着多汁的澳洲安格斯牛肉，一邊欣賞牆上工人在集體農莊用心養豬的海報。在模仿斯大林時代集體宿舍的平價餐廳“kommunalka”，所有傢俱和擺設都是當年的產物，人們彷彿坐在時光隧道里吃蘇聯家常菜――土豆泥、燉雞和香腸，喝時髦的雞尾酒。

　　這些新潮的去處近年來如雨後春筍，被人戲稱為“斯大林主義的嬉皮化”。但年輕一代並非只是戲謔。

　　在紅場的人潮中，我見到白髮蒼蒼的老人勸年輕人安分守己，十幾歲的男孩反駁：是俄羅斯人，就要有主人翁精神。“如果不是我們，誰來做？”他們是社交網絡的一代，從小不承認權威，對別人劃定的邊界不屑一顧。

　　離開時髦的地區，夜色初上，正好適合在羅曼諾夫巷散步。雖然就在紅場邊緣，這裏總有點人跡罕至的意味。蘇聯時代，這裏是特權階層的居住區、普通公民的禁區。略有些陰森的斯大林風格的公寓樓上，藉着隱約的燈光才能看到外牆上密密麻麻的紀念牌――紀念那些著名的前主人們。莫洛托夫的公寓也在這條街上，據説有華麗的吊燈和天花板。現在它已和附近眾多房產一樣，被石油寡頭或是外國富豪買下了。不變的唯有神秘。

　　斯大林年代，如果夜間路過不遠處的盧比揚卡大樓，很可能會不自覺地生出恐懼之感。現在，這裏只是莫斯科寧靜夜色的一部分。幾年來，大樓一直關門整修，即將成為一座紀念館。特維爾大街上的古拉格歷史博物館早已開門迎客了。而在“紀念碑基金會”等機構蒐集整理普通人史料的基礎上，奧蘭多・費吉斯等人才能寫出《古拉格之戀》這樣大受好評的作品。

　　對那片黑暗，俄羅斯人已知道如何安放。

　　長久以來，我一直難忘第一次讀到《日瓦戈醫生》結尾時那種震顫。

　　在日瓦戈死後多年，他的好友們從高樓俯視夜色中遼闊的莫斯科，讀着他的文集。他們突然感到莫斯科並非故事的背景，而是其中的主角，它宣告心靈的自由已經到來。“在他們腳下的街道上已經能感觸到未來了，而他們自己也步入未來，今後將永遠處於未來之中。”

　　帕斯捷爾納克1956年完成這部作品的時候，已經感受到舊時代在迅速消亡，他甚至宣告走近了歷史的終結。

　　這種斷言未免過早了。年方26的新俄羅斯正在過去的陰影中悄然生長，多有徘徊，時有起伏，直到世人忽然發現，她已成了一個新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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