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電子垃圾村 此地的繁榮無法想象

　　全球電子垃圾村，此地的繁榮無法想象！貴嶼每一條街道都很相似：到處是簇新的樓房，豪華的小汽車，還有路邊黑臭的河水。每一幢樓房下面，都堆積着電子垃圾，從舊電腦、舊電視再到舊電冰箱。街面上到處是電子垃圾拆解作坊，作坊裏三三兩兩聚着工人，正熟練而匆忙地烤制線路板。如果風聲緊，他們會選擇晚上開工。

　　稍稍站一會，你就能聞到空氣中刺鼻的惡臭。“其實，站在靠近貴嶼的國道上，就已經瀰漫着這種氣味了，不習慣的人，立馬就會感覺喉頭疼痛。”綠色和平組織的賴芸，已記不清楚自己來過多少次貴嶼了，但每次來，這樣的情景就會一遍遍地重複，然後像電影膠片一樣展開。

全球電子垃圾村 此地的繁榮無法想象

　　“院子裏，有一個安徽小女孩，手裏抱着一個惠普的電腦鍵盤，身後是堆積如山的電子垃圾。”就是這些垃圾，造成了貴嶼地區癌症高發，其婦女流產率是別處的6倍。2003年，賴芸第一次來的時候，綠色和平組織和中山大學一起完成了一份人類學調查報告。

　　其後，有志願者把安徽小女孩的照片印成一張碩大的畫紙，貼到一個熱氣球上，來到惠普總部示威：“相當數量的貴嶼鎮兒童，都患有鉛中毒”。

　　八年中，賴芸和志願者們一次次重回貴嶼，“説實話，近年來經過整治，這裏比以前好多了”，拆解作坊有時要逃到偏僻的荒郊野外才敢作業。

　　但是，環境污染造成的巨大創傷，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撫平的。站在浮草渡大橋，練江墨黑的水面上覆蓋着浮萍，河岸邊被酸蝕過的電子垃圾堆依然可見，而且“還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孩子們”。

　　“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個小學2年級的孩子，正在幫父母幹活。他熟練地用鉗子篩檢三級管，動作麻利、神情專注，臉上洋溢着孩子特有的快樂。”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楊聰説。

　　志願者感到心痛。他們還在垃圾堆上看到過背者嬰孩的年輕母親，正在四處挑揀着垃圾。但就當志願者走上去，要送去一些禮物時，母親立即走開了。

　　敏感的氣氛、戒備的眼神，在貴嶼隨處可見。這也是那些想來幫助當地人的志願者所沒有料想到的。

　　“你這不是在拿命換錢嗎?”，志願者們問那些工友。但工人的話很直接：“誰不知道呢?但這裏的錢，比其它地方好賺。”能夠回家蓋個小樓、為孩子攢學費，就是他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而貴嶼本地的小老闆們，也拖家帶口地涉入其中。45歲的馬老闆是貴嶼本地人，做着廢舊塑料分類的生意。

　　他的工場裏擁擠不堪，工人都是徒手工作。志願者訪談的時候，馬老闆的老婆和大女兒都在外面做分類工作，也是徒手的。他們都覺得進行塑料的簡單分類，不會產生任何污染。“不用戴手套，也不用穿防護服”。

　　“都説貴嶼的水不能喝，是電子垃圾鬧的”，馬老闆表示，“其實，是因為本地的水質本身就很差。”這一觀點，賴芸在2003年第一次來到貴嶼，就聽到很多人這麼説過。

　　幾年過去了，那些因為電子垃圾一夜暴富的人，開始紛紛撤離貴嶼。“白天，他們大多開車來廠裏看一會，然後立馬就走人”。

　　而這些新貴對於媒體或是環保組織的抱怨，則延伸到“你們老把靶子瞄準在貴嶼，對於我們是很不公平的。清遠龍塘鎮、南海大瀝鎮不都一樣在拆解電子垃圾嗎?”如今，一般記者去貴嶼採訪，“當地人根本不會放你進去”。

　　“我們的生意，越來越難做了”，從當地老闆到打工者，都會這麼抱怨外界的聚焦。“他們難道不能面對現實嗎?”一個志願者很困惑：“我聽到一個數據。在徵兵體檢時，貴嶼88%的人都是不合格的”。

　　但另一方面，此地的繁榮是你無法想象的，這個小鎮的物價甚至比廣州還要高。每一個作坊工廠裏都會擺放一個電腦，上面顯示的是上海或倫敦期貨市場的黃金行情。

　　“你不相信嗎?”一個回收電子垃圾的老闆説：“這裏的市場，足以影響國內國際稀有金屬的價格。”

　　生命不能承受之“污”

　　出汕頭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就能到達貴嶼。

　　整個街道顯得很繁榮，當地每一棟樓房前都有各種各樣的廣告招牌，分別寫着：“電腦、集成顯卡、筆記本、開關接觸器、繼電器、硬盤等”。

　　貴嶼人一向有收購廢舊品的傳統。由於地處一片低窪地帶，貴嶼成了嚴重的內澇區，農業生產基本沒法保障。貴嶼鎮的農民在20世紀的上半葉，就已經開始走村串巷，收購雞毛、鴨毛、廢舊銅鐵。説到貴嶼人，潮汕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收破爛的”。

　　上個世紀90年代初，貴嶼開始涉及舊五金電器的拆解生意，並且由於獲利豐厚，整個行業規模擴大，逐漸成為貴嶼人的主業。慢慢的，大面積土地開始拋荒，貴嶼鎮區80%的家庭參與到這個行業中來，並通過這個行業迅速積累財富。

　　而就在此時，國外的電子垃圾通過深圳、廣州和南海的轉運點，開始大規模進入貴嶼。現在，貴嶼沿街的樓房一般都會有一個長廊，長廊內全是家庭作坊式的“拆解工廠”。

　　上百平米的大廳裏，婦女和小孩在熟練地工作。他們將電源板放在電熱器窄小的吹風口下烘烤近兩秒鐘，便嫺熟地用鑷子將板上的各種芯片、電容、電極管等電子元器件取下，分別放入不同的陶瓷碗中。以前，這些工作常常會聚集在門口完成，如今大都被轉移到較為隱蔽的室內。

　　加熱器、鼓風機是作坊裏最為常見的“機器”，燒焦的塑料味道不時撲鼻而來。一個手機的電路板通過工人手中的小鑷子拆解成上百個零件，分類放入一旁的類似中藥鋪的上百個小櫃格里。

　　“當地人的樓房基本上都是四層，一層是作坊，老闆及其家人一般住在三到四樓，就這上百平米的地方，一年就可以掙幾百萬。鎮上一年上牌的車輛就有400多輛。”志願者們説。

　　在早期，一般都是整車交易，買主只能打開集裝箱車門簡單看看裏面的貨樣，然後估價成交，這種買賣方式對於買家來説風險很大：如果集裝箱裏面看不見的部分全是廉價塑料，那麼這次交易就虧定了;但是如果裏面都是大型電器的話，那麼就有可能賺大了。

　　“一般來説，電視機含有大量的銅、鐵，而只有電腦裏才含有金。”業內人士透露道。

　　一車電子垃圾，就可以讓人成為百萬富翁，這樣的故事時有發生。貴嶼人在長期勞作中，發明了最原始的電子垃圾拆解法。

　　不止一個打工者向賴芸他們描述過這種“土法”：“首先是拆，先人工拆分出鐵、銅、塑料、電路板，然後用碳火爐烤熔出電路板上的零件，那些可再生的零件就被賣出去讓人翻新成零件。至於金子等貴重金屬，就用硫酸洗出來，貴嶼人叫洗金;電路板上燒出來的銅，貴嶼人叫燒板;塑料則被切成丸狀，賣出去做再生塑料。”

　　“這世界上就沒有貴嶼人沒處理過的電子垃圾。”一個彭姓老闆這麼説。

　　有人乾脆把貴嶼處理電子垃圾的方式，稱為“19世紀工藝處理21世紀的垃圾”，當地通過“酸浴”來提取電子垃圾中貴重金屬的方式，和1200年前的工藝大同小異;洗金廠濃煙瀰漫，除了洗金廠的人，外人很難靠近、也不想靠近。

　　一個曾經的洗金者，介紹了洗金的過程：“這個是鹽酸、氫氟酸，那個是硫酸……用一個盆，把芯片放在裏面，摻硫酸，放在火上燒，要把芯片上的塑料燒掉，然後一道一道地洗，有的是銅，有的是鐵……再用硝酸溶化，再通過其他兩道工序，就能析出金粉了”。

　　洗金者所用的王水，是用25%純硝酸和75%的純鹽酸混合而成。這也就是1200年前，波斯鍊金術士札比爾•伊本•哈楊發明的王水鍊金法。

　　酸洗過程會揮發出大片蒸汽狀酸性氣體，從很遠的地方都能看到煙霧。一個李姓打工者説：“那個煙霧真得很嚇人。還是下午呢，整個天就暗了。山上都不長樹，人一靠近就受不了，像是要休克了”。

　　一位曾經從事過7年洗金工作的工人透露，電子垃圾中有含金量多的，有含金量少的。INTEL的芯片，在街上買600塊錢一噸的貨，一斤就可以融3克多的金，一斤能賺100多塊錢。

　　“現在大家都知道燒板有毒，所以工錢相對就比較高，一天工作10個小時，就可以掙到100多塊錢，而如果你肯再加兩三個小時的班，工錢還會翻倍。但在所有工種中，燒板因為沒有太多技術含量，掙得並不是最多，要想掙到更多的錢，還是要去洗金。”很多工友這麼説。

　　可如此工作的後果是什麼呢?志願者在貴嶼北林專門走訪過一個工友陳生。見到他時，大家有些驚奇。因為陳生顯得非常憔悴，身體消瘦，肋骨凸現出來，幾乎可以數得清楚。

　　34歲的陳生是重慶人，初中文化。先前他去過新疆，在那裏種過棉花。後來才到貴嶼，在這裏打工已經有五六年了。

　　他的主要工作是對廢舊塑料進行分類處理。當老闆的貨物被搬進工廠之後，他們的工作也就開始，先將原料用火燒一下，然後再聞一下氣味來判斷是什麼類型的塑料了。各種塑料根據不同的質地，可以劃分上千種不同的型號。一些常見塑料的型號：ABS、PVC、PC、PS、PPO、PP、POM、MMA，陳生倒背如流。

全球電子垃圾村 此地的繁榮無法想象

　　“事實上，一個有悟性的人也要花一年時間，才能基本弄清楚這些塑料的分類”，他説。

　　進行分類的原料主要有電視機外殼、顯示器外殼、空調外殼等等，多數情況下可以看到上面的商標，有來自日本、美國的……涉及很多國家和地區。

　　生病以前，陳先後為四個老闆幹活，他每天要工作8個小時，工資是每天30元。一個月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很少有時間休息。他的妻子幹同樣的活已經有3年了，工資也同他一樣。正常情況下，他們夫婦每個月會有1800元左右的收入。但除去租金、水費和給老家郵去的生活費等，所剩無幾。

　　目前，陳已經停止工作兩個多月了。起初他感覺到渾身乏力，呼吸困難，不斷的出虛汗，就到處去找醫生看，但就是查不出什麼毛病。這樣折騰了兩個多月，花去了2000多元，但病情卻沒一點好轉。他現在已不可能繼續工作了。談到生病的事情，陳很激動。他心裏很清楚自己的處境，一定是得了職業病。

　　“很多人都像我這樣，只是因為傷害程度不同，個人的體質不同，暫時沒什麼反應，將來就不一定了。”他有句話令志願者感觸頗深，“我帶着老婆來到這裏打工，一年下來可能會有幾千元的收入，但今後為了治病要花多少錢，還是一個未知數。”

　　他對當地生活環境也很厭煩，“這裏簡直就是一個大垃圾城，空氣被污染了，水也喝不了。”他們是用不上自來水的，桶裝水分為兩種，一種是每桶1元，可以飲用;另一種是每桶0.5元，聞起來有一種氣味，不能喝，只能做其他用途。“用這裏的水洗衣服，白衣服馬上就變色了”。

　　在汕頭，只要是貴嶼人走出去，“別人一看就都知道，因為牙齒永遠是黑黑的”，一個打工者這樣描述道：“這時，無論你是老闆還是打工的，其實都一樣。”

　　廣東省汕頭大學醫學院的霍霞教授，曾多次深入貴嶼鎮進行醫學調查與諮詢服務。她在報告中指出，電子垃圾燃燒的過程中，會產生很多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通過動物實驗證明，它們都是致癌的。

　　霍霞教授還反覆提到了“不可逆”損害，意即鉛等重金屬一旦存在於人體內，對中樞神經等造成了傷害，以後就算通過各種方式將體內的這些重金屬排出去了，但這個傷害卻是永遠沒有辦法彌補了。

　　貴嶼並非孤本

　　“富庶、污染、艱難”，這些構成了貴嶼人的生存怪圈，人們是在一種什麼樣的狀態下進行生產和生活?他們將面對一個怎麼樣的未來?第一次出發前，賴芸感到“這是一個讓人無法迴避、也無法安睡的問題”。

　　在貴嶼的28個村中，有21個村、80%以上的家庭直接參與了電子垃圾分解，這些工人每年分解的電子垃圾可以達到150萬噸。

　　全球的眼光也聚集於此。雖然無法獲得貿易的精確數據，但專家普遍認為電子垃圾已成為發展中國家不可忽視的問題。專家預計全球每年會產生2000-2500萬噸電子垃圾，其中70%都被運往中國，剩下30%中的大部分則被運往印度和非洲國家。

　　中國已經加入了《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但將電子垃圾出口到中國的行為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此，清華大學環境系教授、國內固體廢氣物方面的專家聶永豐告訴記者：“我一直持有這種觀點，只要存在貧富懸殊，有害的物質就一定會從富裕的地方流向貧窮的地方。”

　　在美國，電子垃圾一直像個燙手山芋。“因為那裏的電子垃圾回收商，回收再生的成本相當高”，聶永豐説：“美國有非常嚴格的法律，限制電子垃圾對環境造成污染”。

　　而廢舊電腦的絕對數量卻越來越多。在美國，一台新電腦落下生產線的同時，就有好幾台舊電腦被人們從工作台上移開淘汰。據統計，1998年全美國一年就廢棄2000萬台電腦，而2005年，每天都會有13萬台電腦被扔掉。而美國環境保護署稱，僅有大約20%的廢舊電子產品被回收。

　　“吃不了又消化不掉”，於是，排出美國體外是利益驅動下最“自然”的選擇。事實上，美國的法律政策也在慫恿這種選擇。美國政府不僅拒籤巴塞爾公約和禁令，還在《資源保護和再生法案》有關保護進口國的款項(即要求預先通知有害廢物的航運)中，豁免了電子廢物這一項。

　　而美國聯邦環境保護署也承認，出口是美國電子廢物處理戰略中重要的一部分，美國惟一的考慮只是如何滿足國外最低的環保標準。

　　“我非常贊同為電子產品保留出口市場。因為若非如此，我們就不會在美國收集電子產品。你認為我們會在美國建立新的廢化爐嗎?不，我不這麼認為。”環境保護署固體廢物部的鮑勃•託尼在2002年巴塞爾行動網絡，對其進行的電話採訪中這樣説。

　　美國政府通過全球統一關税系監控通過邊境的進出口貨物。在這一系統下，貨物被分成約8000多類，卻單單沒有對舊電腦和電子廢物的分類。電子廢物往往被當作新電腦和電子產品出關。事實上，這也是至今美國政府、學術界、環境組織都拿不出出口電子廢物具體數量的原因。

　　不過，對於電子垃圾，聶永豐表示在學術上有專門的稱謂叫“電子廢棄物”。“我們最好還是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他表示：“電子廢棄物有它污染性的一面，但也有資源性的一面，關鍵是你如何建立一個良性的循環經濟體系?這也是未來的方向”。

　　華星集團總經理王建明對此深有感觸。該企業是國家發改委試點的科技型電子垃圾處理企業，但走來一路頗為艱難。

　　“對於資源性與危害性並存的東西，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去除電子垃圾的危害性，這必然會產生成本”，他説：“而另一方面，在原料的收購上，我們又根本競爭不過貴嶼那邊的個體户。”

　　究其原因，貴嶼的個體户會無限抬高電子垃圾的價格，而在處理過程中“他們簡單粗暴的燒烤手段，居然可以百分之百提取到有效物”，如果是按照工業化、環保型處理方式，“會有15%的損耗，但是我們可以做到對環境完全無害。”王建明説。

　　單從利益角度看，從成本和產出的節點上，環保正規軍華星集團鬥不過貴嶼的個體户。“而這正是環保必須付出的成本”，王建明説：“基本上，我們越收越虧。到現在還沒有盈利。”

　　而在歐洲，這種循環經濟體系卻相當成熟。王建明和聶永豐都去過比利時。他們的觀點相同，循環經濟的建立，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源頭，那就是人們的意識。聶永豐説：“那裏的人們，處理掉家中的一台廢舊電腦時，是需要倒給垃圾回收商一筆錢的”。

　　王建明更是仔細考察到，“不僅如此，人們還特別自覺地把廢棄的電腦、電視、電冰箱送到一個法律規定的地方，並由特定的企業前來收取，然後進行無害處理”。

　　“但在中國，這樣的情形大約還需要20年才能出現吧”，聶永豐説：“現在，你讓一箇中國人為自己的一部舊電視倒付兩百元給收垃圾的，不是天方夜譚嗎?”

　　作為業內人士，王建明認為國家在2009年實施的《電器以舊換新》方法，會遏制住一些電子垃圾的四處氾濫。“明年開始，國家會按照法律向電器生產商收取一定的費用，以便建立一個基金來推動環保企業的發展。這個實驗，我們還是要做下去”.

　　王建明的語氣聽起來很焦急，事實上，誰也無法置身事外了。

　　貴嶼不是孤本。現在，廣東、浙江、海南都出現了類似的“電子垃圾城”。而貴嶼人艱難的命運，也不單單屬於貴嶼。有環保組織檢測到，整個廣東上空的二噁英含量，都越來越高。

　　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人，能逃離此劫嗎?在伊利諾伊州，電子垃圾回收商瑪希斯也通過他的貿易伙伴，瞭解到了貴嶼的故事。但最讓他觸目的還是《華爾街日報》上的一條新聞——美國折扣店銷售的有毒、含鉛首飾，就是來自於中國工人們燒烤電路板後收集的鉛焊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