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信息量大!“世界警察的喪鐘已敲響”

由 漆雕佁 發佈於 綜合

  聽美國人如何反思“失敗的戰爭”:所謂“復仇之戰”讓美國深陷泥潭

  所謂的“復仇之戰”讓美國深陷泥潭

  “我抵達達伊拉克的第一天就意識到,我遇到的大多數人都將美國人視為佔領者和入侵者。”美國“退役軍人和平(VFP)”組織負責人加雷特曾在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中擔任狙擊手。美國政府的謊言讓他徹底失望,也讓他走上堅決反戰的道路。反思“9·11”事件後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9·11’這個悲慘的時刻被很多人操縱,在‘報復’的基礎上把美國人民拖進無休止的戰爭。反戰是正確的做法,這樣的努力正在治癒我們的戰爭創傷。”

  加雷特 資料圖

  讓加雷特最關心的還是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的連鎖反應。他注意到美國媒體近日不斷揭露出有關阿富汗前官員腐敗、美國在戰略和戰術層面管理不善,以及美國在阿富汗建立“殖民主義依賴”等一系列問題。美國士兵在喀布爾機場恐怖襲擊中損失慘重更讓加雷特感到痛心,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慘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我們最初就根本不應來阿富汗。令人沮喪的是,我們進入阿富汗是為‘9·11’復仇,但很快就從消滅‘基地’組織頭目的行動變成與阿富汗塔利班的戰爭,這不是我們去那裏的最初原因。”談到美國的輿論氛圍,加雷特也很不滿,他表示經常能在美國媒體上看到美國軍人傷亡的消息,但很少能知道有多少阿富汗平民傷亡,“在機場恐襲中,我找了一天,才看到一點有關阿富汗平民遇難的報道”。

  談到美國的“復仇”心理,加雷特説:“我們習慣於重複製造這些復仇戰爭,然後深陷泥潭。我們在相關地區部署並進行軍事侵略的時間越長,當地針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極端主義和激進主義就越合法。我們佔領阿富汗近20年,結果對阿富汗人來説是毀滅性的。顯然,如果我們從未在阿富汗動用軍隊,錯誤和反噬就會最小化。對政治家來説,政治損害也會更小。”

  美國紐約世貿舊址舉行“9·11”事件紀念活動,拜登及多位政要出席。

  據加雷特介紹,VFP成立於1985年,早期成員主要是參加過越南戰爭的美國退伍軍人,現在則多是參加過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退伍軍人。談到反戰運動在美國的處境,加雷特説:“曾有一段時間,我們受美國政府關注,但美國的反戰運動這些年還是在走下坡路。當奧巴馬總統在2009年舉行就職典禮時,反戰運動就出現衰退之勢,人們認為事情會得到解決。但我們仍在很多地區捲入衝突,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參與其中。即使在我們沒有參與戰爭的地方,也存在美國的軍事幹預。”

  加雷特認為,很多美國軍人感到被背叛,很多人在回顧服兵役和海外參戰的經歷時,有一種意識是“這不僅是我們被政府官員和美國企業背叛,而且是被美國的公民文化背叛”。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所有宣揚民族主義的美國團體都在製造關於‘我們是誰’‘我們文化身份’的神話。在美國,很多人想參軍,因為他們相信這是愛國的事情,但我們的使命卻很少真正與愛國價值觀相一致,而是受到個人政治慾望以及軍事工業的驅使。”

  加雷特在美國的高中和大學做過很多演講,他常常提醒學生:“你們正在為美國的大企業服務,在為美國政客服務。”他分析説:“美國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等軍工業巨頭的目標顯然不同於普通美國人,當然也不同於普通阿富汗人。他們不希望我們結束軍事衝突。他們在賣子彈和炸彈,對吧?因此,他們將繼續操縱美國政治,操縱美國人民並儘可能長時間地把戰爭延續下去。美國還在世界其他地方重新部署軍隊,這讓我感到恐懼。”

  在加雷特看來,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公信力在過去20年已大幅下降。在“9·11”悲劇發生後的一段時間裏,全世界都同情美國並希望提供幫助,但幾乎同時,時任總統小布什就看到發動戰爭和進行軍事侵略的機會。加雷特説:“從那一刻起,我認為美國的國際形象已受到損害。美國的外交政策導致本國巨大的傷亡和消耗,也讓很多國家動盪不安。如果現總統拜登要轉向並繼續在其他地區發動戰爭,將無助於扭轉美國的國際形象。”

  美國仍沉迷於海外帝國主義冒險

  克里斯·委拉斯蓋茲是一位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美國退伍軍人,現在是“退伍軍人和平”的數字信息負責人。克里斯直言不諱地告訴《環球時報》記者:“17歲加入海軍陸戰隊時我也別無選擇,因為美國的很多學校和貧困地區都是招兵最多的地方。我住的地區是一個保守地區,右翼的政治氛圍也肯定加強了對軍隊的美化以及‘美國例外論’。”因戰爭身心受到傷害後,他投身於反戰運動,希望美國平民能從戰爭中吸取教訓,不要讓悲劇再發生。

  克里斯 資料圖

  克里斯2006年被派往伊拉克,2009年又被派往阿富汗。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當我在阿富汗時,我是一名負責當地民政事務的人員。當時,我真的以為美國人是來幫助阿富汗人的,會幫助他們打水井、修學校和醫院,但結果卻是,我們給同美國人合作的許多人帶來安全風險,甚至生命危險。那裏的軍事行動對平民生活的影響比任何事情都大。這是戰爭的內在組成部分,無論你來自哪個國家或哪個國家的軍隊,都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實施武力,無論你在軍中從事什麼工作。”

  “不幸的是,在我們過去20年打的阿富汗戰爭中,我們不是在與另一個政府或其他軍隊作戰,而是在與當地居民作戰。”這是讓克里斯一直在反思的,他表示:“我不想繼續傷害阿富汗人,我認為大多數美國退伍軍人也是這樣想的。”

  心地善良的克里斯卻被阿富汗戰爭深深傷害。他這樣講述自己的不幸遭遇:“我被診斷出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這對我影響很大。2010年我離開海軍陸戰隊,工作前景很不好,所以我想上學。但我沒有得到朋友和家人的心理健康幫助,或在他們的幫助下渡過難關。我從來沒有真正從事過一年以上的工作。幾年前,我遇到自己的伴侶,是她極大地改變了我的生活。”克里斯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我也遭受着‘道德傷害’,那種‘曾傷害無辜平民’的自責一直伴隨着我。再説一次,我們不應該在阿富汗!伊拉克也是如此。美軍在當地只輸出暴力,當無人機飛過時,死亡的是無辜平民。”

  克里斯坦言,“9·11”恐襲事件發生後,他所在社區中的大多數人都支持戰爭,因為大家被告知太多通過武力和軍事行動來“傳播民主”的信息。但他現在認為:“回看過去20年,我們沒有傳播民主,相反,美國正在做的是開闢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並幫助寡頭維持其權力。我的立場因此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我不認為與恐怖主義進行戰爭應該被諷刺,但為了少數個體的利益而對平民進行戰爭除外。美國的軍工複合體很容易用這種模糊的打擊恐怖主義的概念來進行武力干涉,這與美國禁毒工作完全一樣——在美國的‘毒品戰爭’之後發生了什麼?答案是‘毒品贏了’,這與我們在阿富汗、伊拉克或其他國家的遭遇是一樣的。最糟糕的是什麼?政府不會從中吸取教訓,而是將其視為成功。”

  克里斯堅持認為,很難説反恐戰爭真的給美國帶來了安全。他甚至認為:“從過去20年的兩場戰爭中,我們實際上看到的是,美軍是最大的碳足跡製造者。我們甚至不知道美國正在產生多少碳排放,這導致世界各地的氣候變化、水資源短缺和難民增加。所以,我會説美國人沒有得到安全保障。美國政府造成了全球性破壞,讓每個人都更加不安全。”讓克里斯失望的是,美國沒有從海外帝國主義冒險中吸取教訓。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不幸的是,我認為拜登政府也沒有吸取教訓。我不相信美國政客的行為方式會有任何改變。美國政府從未吸取‘西貢撤退’的教訓。我認為隨着新一代人的成長,變化會隨之而來。要實現這一點,這將是一場漫長的戰鬥,涉及公民權利、社會正義、政治環境變化。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登上權力位置後,可能會認識到他們必須這樣做。”

  近日,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服役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中校斯圖爾特在社交媒體上發視頻,要求美國高層對他們在阿富汗的錯誤決策“負責”,隨後,他就被軍方解除職務。談到斯圖爾特的遭遇,克里斯説:“宣揚‘美國例外論’在美國仍是壓倒性的聲音,美國的軍事行動也被美化。我希望更多的軍人和退伍軍人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並思考未來會怎樣,這是他們成長的催化劑。”他還提醒美國年輕人,可以選擇拒絕參加一場戰爭,“拒絕可能會有後果,但在道德立場上,社區和人民會幫助他們”。

  “世界警察”的喪鐘已經敲響

  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2018年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獲得者羅伯特·勞倫斯·庫恩仍清楚記得,2001年9月11日,他在洛杉磯目瞪口呆地通過電視看着雙子塔被劫持的商用飛機撞擊後倒塌的情形。整個襲擊在他看來也是針對他這樣的美國人的,“9·11”事件開啓了可以被稱為21世紀初美國最關注的主題——“反恐戰爭”。但“9·11”事件20年後,庫恩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説:“我們的假設是錯誤的。事情並沒有如人們預想的那樣展開。”

  庫恩 資料圖

  在庫恩看來,美國當時的流行範式是——國家安全戰略需要從大國對抗轉向發現並消滅那些宗教狂熱分子的小團體。美國的戰略專注於所謂的“開明派”,他們認為,如果某些多數人口為穆斯林的國家轉變成西式的民主國家,即使這種轉變是通過武力實現的,也可以打擊恐怖主義。但美國的這一戰略在多個層面都存在缺陷,最重要的是,西式民主並不適合那些國家的文化和宗教傳統。在這些國家,對當地部落和民族文化的忠誠,遠遠強於對人為形成的“民族—國家”的忠誠,更何況很多國家的邊界是由以前的殖民列強劃定的。因此,悲劇發生——美國人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失敗的任務中流血犧牲,美國的財富被揮霍,軍事幹預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卻並沒有換來民主。

  庫恩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軍隊不光彩地從阿富汗撤軍,被廣泛認為是“敲響了美國作為‘世界警察’地位下降的鐘聲”。隨着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的日益活躍、印度不斷參與國際事務、東盟國家的角色日漸變得重要,不僅大國競爭回來了,一些地區力量也得到加強,尤其是中東的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他認為,以色列和阿聯酋在美國斡旋下籤署的《亞伯拉罕協議》也許是對“文明衝突論”最直接的駁斥。因此,亨廷頓的理論雖然有助於突出文化對地緣政治的影響,但該理論過於簡單化,忽視了文化的多樣性。作為一個宏觀的政治理論,“文明衝突論”已變得毫無意義。

  庫恩説,如果像英國詩人約翰·鄧恩所寫的“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那麼,今天肯定沒有一個國家能在孤立之中正常運轉。人類面臨重大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問題,如氣候變化、流行病、全球貧困及其帶來的社會不平等、民族-國家和族羣衝突、經濟發展不平衡等,都不能由單個國家獨自解決。世界已經變得脆弱,所有國家,特別是大國必須合作來照顧它。

  庫恩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當今世界,真正的衝突不應是不同政治制度或不同種族之間的對立,而是現代化、有競爭力、促發展的力量同無知卻專注於剝削和壓迫的力量之間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