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候任總統拜登一個月後就將入主白宮，屆時他面對的將是一個面目全非並且充滿悖論的中東。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將外交起跑線和衝刺點都放在中東，從選擇沙特作為外訪首站到退出伊朗核協議，再到推出“新中東和平計劃”，促成阿聯酋等四個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這些所謂的中東外交成果被其視為最重要的外交遺產。雖然任期已經所剩無多，特朗普政府仍在緊鑼密鼓地開展中東外交，目的無非是鞏固已有成果，同時“挖坑埋雷”讓美伊關係變得更糟糕，使拜登未來難以逆轉。這份外交遺產將成為拜登政府中東外交的桎梏。
在宏觀層面，奧巴馬政府以來美國在中東減少投入同時維持掌控力的戰略一直得到延續。但在操作層面，特朗普政府把“拉一個打一個”的美國中東外交傳統發揮得淋漓盡致，企圖用新的盟友關係重塑中東。特朗普政府中東外交的底層邏輯是主導建立包括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反伊朗聯盟，其中包含三大邏輯：
一是“朋友還是朋友”，即鞏固與中東傳統盟友的關係，接連突破多條底線，不遺餘力地支持以色列，使以色列的地緣政治環境獲得空前改善；在也門等問題上，美國對阿拉伯盟友並未過分苛責。二是“敵人還是敵人”，即退出伊核協議，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政策。三是“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即整合擁有共同敵人的盟友。
而作為伊核協議達成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拜登釋放出的信號是他將部分復興奧巴馬政府的中東遺產，即支持盟友不可無底線，並嘗試化敵為友，塑造中東各陣營間的均勢，便於美國實施離岸平衡。目標和手法不同，決定特朗普政府的中東外交遺產之於拜登政府可能成為包袱。如果説特朗普政府重塑中東盟友關係與遏制伊朗可以互洽，那麼拜登既加強盟友關係又緩和美伊關係就是相互牴牾，這將掣肘其在中東施政。
首先，中東外交不是拜登政府的優先事項。拜登將作為“抗疫總統”入主白宮，外交問題暫時提不上日程。他會有意避開前任“深耕”四年的中東，另闢蹊徑尋找新的外交重心。預計拜登政府外交優先事項是向多邊主義回擺，重塑聯盟，特別是修復與歐洲等傳統西方盟友的關係。中東難題非短期內所能解決，新政府不會在中東問題上花費過多心力。
其次，中東新聯盟是拜登政府沒有理由拒絕的外交成果。特朗普政府促成多個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預計還會有阿拉伯國家或其他伊斯蘭國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這賦予美國圖謀建立的中東版“小北約”以強大勢能。對於這份外交遺產拜登只能照單全收，因為它有利於美國掌控中東。畢竟在支持以色列和阿拉伯盟友方面，美國兩黨只是力度和方式不同，並無本質分歧。然而，中東新地緣政治格局對伊朗十分不利，也將束縛拜登政府的手腳，使其動輒得咎，不敢輕易緩和對伊關係，以免破壞中東新聯盟組建進程。同時，拜登政府在中東推行民主化和人權外交也會投鼠忌器。
第三，美國和伊朗國內支持兩國關係緩和的力量明顯減弱。美國國內反伊朗勢力原本便很強大，又受到特朗普強硬政策鼓舞。拜登尋求完全迴歸伊核協議必然遭遇巨大阻力。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並對伊朗“極限施壓”，使主張緩和與西方關係的伊朗改革派灰頭土臉，強硬派勢力顯著上升，吃過虧的伊朗無條件重啓核問題談判幾乎不可能。雖然美國毀約在先，但伊朗畢竟在離心機數量、濃縮鈾產量等方面已突破伊核協議規定。讓伊朗重回伊核協議框架將經歷艱難的過程。
諸多掣肘之下，拜登政府在中東難有較大作為。其一，中東局勢驟變，加之前任四處“埋雷”。預計拜登政府將暫時擱置中東外交，而效仿大多數美國總統，謀求第二任期成功後再在中東問題上發力。
其二，拜登政府會緩和美伊緊張關係。美國製裁伊朗效果不彰，客觀上還幫了伊朗強硬派的忙。伊朗也已運用多種手段突破制裁。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候任國務卿布林肯表示將執行伊核協議條款，而不是完全迴歸伊核協議，這顯示拜登政府在伊核問題上已降低調門。未來拜登政府或將與歐洲盟友一道，恢復與伊朗接觸，重新探討對伊朗實施有別於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預計可能是“胡蘿蔔加大棒”式，即在抗疫、民生等領域減輕制裁力度，同時維持在軍事和安全領域的高壓。這種被稱為“凍結（制裁）換凍結（核活動）”模式，是伊核問題和美伊關係最有可能的走向。鑑於伊朗彈道導彈問題、在阿拉伯世界拓展影響力等問題已被炒熱，拜登政府很難迴避。未來美國試圖在伊核協議框架外就其另開談判的可能性較大。
其三，一度“押寶”特朗普勝選的一些海灣阿拉伯國家，需要儘快建立與拜登政府的互信。接受美國調解緩解卡塔爾斷交危機，將可能是它們送給拜登的禮物。
總之，經過特朗普政府的四年，中東面貌發生巨大變化，美國在中東的敵友關係被固化。這使拜登政府的運作空間被嚴重擠壓，很難有大的建樹。（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海灣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