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爸爸回家了！”帶着《人間世》100個抗疫故事

3月31日，《人間世》的總導演範士廣在朋友圈發了一張從武漢飛往上海的機票，並配文“兒子，爸爸回家了！”伴隨着金銀潭、雷神山等醫院多病區“關艙”，在離家的第28天，範士廣帶着一部震撼人心的抗疫故事回到上海。

在疫情暴發的兩個月間，範士廣帶領《人間世》攝製組在上海、武漢兩地的抗疫醫院蹲守拍攝了逾三萬分鐘的素材，剪成共六集240分鐘的“特別版”紀錄片。這也是一部特殊的紀錄片。鏡頭中，所有受訪者都因護目鏡和口罩看不見面容，衣服上的名字是他們唯一的符號；鏡頭中，有金銀潭醫院的女患者在離院前邊鞠躬，邊記下每個護士的名字和電話號碼；有一位穿着皮卡丘服的普通市民，舉着“謝謝”的紙牌數小時為醫療隊送行……

“紅區是禁區，但生命終究是禁錮不住的。”範士廣説，在這種極端的環境裏，當所有人不再強調社會屬性，留下的，只有生命對抗病魔的頑強，以及陌生人之間最美好、純粹的關懷與疼惜。

採訪最後，記者問及範士廣，是否會讓孩子看爸爸拍的抗疫故事，面對這段經歷。範士廣思考片刻，聊起他思考過很久的辯題——家長願意讓孩子活在童話世界，還是告訴他現實世界的真相？範士廣選擇後者。“我希望這一代的孩子們，未來都能去看這些影像。我想讓他們知道，在這個年代，人類曾經很努力地對抗命運，以及災難中人性的光芒是多麼閃亮。”

第一次紅區拍攝後，手機還滴着消毒水

3月3日早上，範士廣照例陪五個月的兒子去打預防針。這時候孩子還不知道，幾個小時後，爸爸就要背上行囊前往“疫情重災區”武漢。“回來的時候應該還是春天，重新報兒子體重。找大家吃火鍋！” 範士廣出發前發了一條朋友圈。

早在二月初疫情全面暴發時，範士廣便有些“坐不住了”，每天關注着武漢的新聞，向醫療系統打了無數個聯絡電話。他想馬上帶組去武漢，“搶救式”記錄那裏發生的一切。2003年SARS爆發時，範士廣即將參加高考，但十幾年過去，他竟對當時發生的事情，印象極其模糊。而紀錄片正是最好的時代切片，可以把看到的、思考的、觀察的，永遠記錄下來，並留給後人反思。“人的記憶都會慢慢淡化，但鏡頭可以永久保存。我們希望《人間世》能記錄下2020年這個最不能遺忘的春天。”

3月3日晚7點，範士廣與3名攝製組成員柯丁丁、謝抒豪、周聖樂，坐上了一趟往武漢運送物資的綠皮火車。次日凌晨四點，火車抵達。整個城市被漆黑籠罩，路上沒有任何車和人的影子，所有商業建築全部關閉着燈光，甚至連建築物的輪廓都看不清。“你就像一瞬間被投入另一個星球，一切都戛然而止。”

《人間世》特別版攝製組出發。

同一天，攝製組前往金銀潭、雷神山和同濟醫院光谷院區三家新冠定點治療醫院拍攝。此前，範士廣和團隊已經在上海的醫院拍攝了近一個月，學習過專業醫療防疫流程，“剛開始很不適應防護服，因為非常悶熱。10分鐘不到你就會覺得悶得受不了；之後更難忍受的就是頭疼、缺氧，眼球被護目鏡壓迫得凸起疼痛。有時候一拍就是五、六個小時。”而來到武漢後，攝製組又重新進行培訓，僅是如何正確洗手就學習了一個上午。

而攝製組面臨不僅是被病毒感染的風險。嚴密的消殺過程，讓體型巨大、無法浸泡在酒精中的攝影機，根本無法進入“紅區”——抗疫醫院中重症隔離病房，也是人類與病魔激烈交鋒的戰區。最終範士廣只能用手機“背水一戰”。手機的防水性讓它扛住了紅外線“烤”、酒精擦拭、過氧乙酸擦拭、酒精浸泡的正常污染物消毒過程；進區、出區前，都要重複以上的步驟。完成拍攝後，範士廣需要從人員通道出區，手機則會單獨經過污染物通道，用非常厚的黃色塑料袋層層包裹，被運送到特定地方。

第一次從紅區拍攝後，範士廣顫抖着一層層拆開手機“防護”，拎出來的時候，手機還滴着消毒水。他不知道此次“試驗”能否成功。當他看到開機logo出現的那一刻，糾結、緊張、害怕、開心，五味雜陳，“素材保住了！”範士廣興奮地説。而第一集《紅區》七成以上的素材，都是這樣用手機拍攝的。

記錄下醫生早期面對病毒的焦灼

金銀潭馬上要關艙了，所有醫護人員都在歡呼、慶祝，護士陳貞卻帶範士廣來到空着的18牀牀前。她護理的一個病人曾在這裏離世。如果説《人間世》中面對的生命無常，每天都在持續發生，此次疫情帶來的無力感，更像是洶湧的熱浪，在幾天或幾個小時之內突然襲來，讓每個人應接不暇、喘不過氣。

在雷神山醫院，攝製組記錄了兩個病人等待一台ECMO的“絕境”。ECMO是生命支持系統，可以暫時替代人的心肺功能，為治療贏取時間。但一台近百萬元的ECMO對醫院而言是“稀缺資源”。如果在日常情況下，醫生通常會參考家屬的意見，畢竟使用價格不菲；但在任何外部條件都無需考慮的抗疫時期，醫生會產生更大的糾結和痛苦。“兩個人只能選一個，醫生只能在醫學上判斷，救病情更危重的。但這種來自於現實情況的困境，會讓醫生產生極大的無力感。”範士廣説。

然而在範士廣看來，疫情期間最無力的，無疑是抗疫早期，醫生要在完全沒有任何預料的情況下救治。上海華山援鄂醫療隊醫生陳澍剛到光谷院區重症監護室時，沒有任何穿戴防護服的經驗，經常會因悶熱導致眼鏡起霧，什麼都看不清。他只能聽到耳邊不停傳來病人呼救的聲音。他想一把把護目鏡扯掉。“你能想象他那個時候眼前的世界是什麼樣的嗎？”範士廣説，光谷院區副院長劉繼紅曾向他形容，新冠病人就像一輛發動機出了故障的汽車，爬過這個高坡，他就能活；而醫生能做的，只是在他爬坡時，推一把。

為了紓解醫護人員的內心焦慮，上海曾指派50人的心理醫生團隊前往武漢，為醫護人員進行心理疏導。在“巴林特小組”（曾是促進醫生和病人之間理解和思考的小組），心理醫生和幾個醫護人員圍坐在一起，宣泄在醫院遇到的困難，或難以解脱的心理障礙。一位駐守金銀潭的護士已經一個月沒有回家了，她的兒子每天都抱着媽媽的枕頭睡覺，因為上面有媽媽的味道。一名護士長説，當她知道武漢醫護人員感染嚴重的消息後，她把所有的銀行卡密碼都告訴了家人，就像是訣別。

巴林特小組每天都在講述不同的故事。“如果説醫院的無力感是面對生命的搶救，但往往真正擊潰內心最後一道防線的是這種親情。”範士廣説，來自上海的一名42歲的心理醫生，在來武漢短短20天內，迅速白了頭髮，“那一刻我才明白，什麼叫惺惺相惜。”

醫生和患者在此處相逢，性命相托

在“紅區”蹲守時，範士廣曾經拍攝了這樣兩個故事。

12牀一位81歲的新冠肺炎患者因糖尿病，右腿迅速壞疽。但隔離病房不具備手術條件。上海援鄂護士盧文文照顧了老爺子半個多月，她哽咽地握着老爺子的手説“我們醫護人員都很努力，雖然你現在聽不到也感受不到，但真的希望你加油。”

另一位護士護理的一位病人，在彌留之際沒有家人在身邊陪伴，於是她把病牀推到走廊裏，坐在大概距離10米的位置，像親人一樣陪他走完了最後10分鐘。

“就像陳貞護士，和去世的病人也根本不認識，只不過照顧了他幾天。但這就像這個世界如果只剩下你和我，你離開了，我本能會產生痛苦。這是對生命逝去感到的痛苦。”範士廣和每個醫護人員一樣，全身包裹得像個粽子，很多護士曾把他當做醫生；在這裏，病人從未見過醫護人員的臉，不知道是胖是瘦，是美是醜，生離死別都很難再相見。大家在此處相逢，性命相托。

在來到武漢前，範士廣沒有對主題、拍攝內容做任何預設。而原本只計劃在武漢拍一集內容，擴充到兩集，直到最後成片中的四集，他想不到這裏會有那麼多動人的故事。例如第四集《臉龐》的拍攝契機，是突然有一天，範士廣和護士們隨機聊天，他發現，面前這些“白衣天使”的防護服之下，其實都是再平凡不過的人。有的人揹着家人偷偷來到抗疫一線，有的人原本計劃春節後就與男朋友舉辦婚禮。而無論是護士、醫生、甚至保潔阿姨，他們與病人就像是囚困在同一個牢籠當中，彼此陌生，又相互依偎，每個人都在這個醫院裏有着獨特的個人記憶。

“我們不應該功利性地要拍多宏大的故事，這些屬於每一個醫護人員的回憶，才是最真實的，更能持久的故事。”範士廣當時便提出變換拍攝思路，在醫院採訪一百個人，講述一百個真實的抗疫故事，記錄一百張平凡卻崇高的面龐。“我們所謂對醫護人員的歌頌，不是單純空洞的喊口號，我們通過這些故事，才能體現醫護人員最真實的人性崇高，和人與人之間最本真的情感。”

這兩個月間，範士廣最難忘的畫面，是來自上海和武漢的醫護人員推着12牀在轉院做手術的路上，路邊的桃花全部盛開了。其中一位醫生提議“給我們五個人拍張照片吧！”照片中，白色衣服的是武漢的醫護人員，藍色衣服的是上海的醫護人員，他們彼此不知道姓名，也從未見過對方的樣貌，“我們很難見到人和人之間如此純粹的情愫，但在疫情期間，隨處存在。”

新京報記者 張赫

編輯 佟娜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