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埃博拉給人類的啓示與教訓：被遺忘的大陸，不該被遺忘的“血殤”
2016年5月3日，經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批准，以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受託管理的金融中介基金（FIF）形式設立了旨在填補重大疫情發生後、人道主義救援到來之前的資金缺口的PEF信託基金。PEF包含對甲型流感類、冠狀病毒類、絲狀病毒引起的出血熱、拉沙熱、克里米亞剛果熱等一系列嚴重疾病引發的公共衞生危機的應對。PEF的問世固然體現了國際社會對公共衞生危機的關心，但是這樣的措施或許來得遲了些，也無力了些——就在PEF問世的同一時刻，西非部分國家（地區）正在經受着埃博拉的衝擊。
作者：涼埃
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埃博拉治療中心，一位工作人員懷抱一名疑似感染病毒的兒童。
埃博拉，這種神秘絲狀病毒的陰影似乎一直盤旋在非洲上空。從20世紀70年代首次於扎伊爾（同時還有南蘇丹）被發現，並以暴發村莊旁一條名為“Ebola”的河流命名，這種出血熱就一直以“烈性高”而聞名。但是與其他病毒相比，埃博拉似乎低調得很，在日常生活中甚少提到。因為這種病毒似乎“專屬”於非洲，離我們很遙遠。雖説今天非洲也依然是這個地球上受到各類疾病威脅最嚴重的區域，但這樣的非洲，卻始終是一片被遺忘的大陸。
“死亡天使”轟然引爆炸彈
如果説埃博拉最初的出現，只是一次偶然，那麼2014到2016年非洲西部埃博拉的捲土重來倒頗有些蓄意而為的意味：這次大暴發是自出現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埃博拉疫情，埃博拉千里奔襲西非，不僅突破了以往的鄉村界限，在大城市中游走；更突破了國界，在幾內亞、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同時暴發，塞拉利昂、利比里亞全境無一地倖免。當2016年6月WHO（世界衞生組織）宣佈疫情結束時，已有28616人確診或疑似，其中11310人死亡。
這次的大暴發頗有些黑色寓言的意味。文明社會似乎都已經淡忘了埃博拉這個病毒之王的威力，非洲作為“遺忘的大陸”又往往在主流媒體關注之外，在這個敍述為王的時代，西非疫情轟然引爆了一顆炸彈：面對病毒，我們的公共衞生系統能做什麼？可悲的是，我們能做的極其有限。時隔半個世紀後，埃博拉病毒本身進化了、變異了，而人類依然脆弱，甚至受困於道德、倫理、民族意識，人類更加無助了。
《血殤：埃博拉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書就是關注這次西非埃博拉大暴發的絕佳紀實作品。與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頓備受好評的前作《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相比，《血殤》更關注的是病毒的社會屬性。我們既不能把病毒簡單看作某種生物，亦不能將其粗暴地劃入非生物。在病毒獨特的世界裏，作為闖入者的人類也在改變着病毒：病毒由某種野生動物體內進入人類體內，巧妙藉助着人類彼此之間的情感紐帶進行傳播，並搭乘人類技術、經濟發展的高速路，最終實現了暴發。而承擔着拯救生命重任的醫護人員同樣也是埃博拉病毒常見的受害者。作者用悲天憫人的筆觸刻畫着醫護、家人之間的情感紐帶，將埃博拉死亡天使這一名稱演繹得淋漓盡致。
無國界的病毒遭遇被遺忘的大陸
雖然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是埃博拉病毒而不是人類自身，然而在我看來，以2014年西非埃博拉暴發為開端，埃博拉疫情背後更多的是人類社會被自身傲慢反噬的影子。
有據可查的第一次埃博拉暴發，發生在非洲中部偏遠的村莊；而2014到2016年西非埃博拉的大暴發則同時吞噬了西非國家的城市與鄉村。距離第一次暴發已經將近半個世紀，全球其他地方無論是經濟條件還是技術水平都有了飛速發展，但是非洲沒有，其公共衞生部門依然脆弱。《逼近的瘟疫》一書中指出，20世紀70年代非洲的瘟疫前哨是修女、神父們，僅僅是信仰支撐着他們走在第一線，直面未知的病毒，甚至以死亡向人類世界點燃病毒來臨的警示狼煙。然而到了今天，瘟疫的腳步依然迫近，而這片大陸上的前哨卻沒有增多，依然只有憑藉着醫學信仰在工作的醫護人員，書中寫到的塞拉利昂凱內馬政府醫院拉沙熱項目組的監控小隊就是一個縮影。基層衞生部門分支機構的匱乏依然困擾着這片大陸，這給瘟疫創造了完美的温牀。同時，非洲欠完善的衞生設施、較低的受教育率都為這場瘟疫的暴發鼓勁吶喊。
另一方面，主流世界對這片土地的遺忘與忽視，則成了瘟疫最好的掩護。當埃博拉再一次如蛇般遊走時，這場疫情甚至沒能進入主流媒體的視野。一些相關衞生機構也不過是認為，這依然是傳統的埃博拉，即使是最危險的扎伊爾毒株，最惡劣的後果也不過是屠村——何其諷刺，某種烈性病毒被忽視是因為它致死率過高，除了死亡什麼也不留下。這聽起來彷彿一箇中世紀的黑色寓言，卻是切實發生在埃博拉疫情中的故事。於是，最初的零星死亡被忽視，病毒悄悄在人羣中擴散的同時進行着自選擇，直到最適合的那個毒株誕生，至此病毒之王重生，扎伊爾毒株攜着新的突變奔襲西非，終釀成災難。
與主流媒體一向缺乏對非洲的關注一致，全球也依然缺乏對埃博拉的關注乃至深入研究。為什麼呢？因為這“不過”是一種專屬於非洲的疾病。何其可悲，病毒並不知道地理位置，埃博拉的陰影其實早已觸及歐洲、北美乃至亞洲，只不過我們一次次選擇了忽略。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埃博拉就已經深入芝加哥，所幸以一位回鄉探親不幸染病男子死亡告終，沒有釀成大禍；烏干達綠猴身上攜帶的埃博拉毒株也早已前往各地，所幸這不過是雷斯頓毒株，人類沒有遭殃。但是這些事實早已告訴人類，病毒沒有國界，只是我們依然怠慢。更可悲的是，人類一直自大地以為埃博拉會被自己的高致死性反噬，孰料聰明的病毒早已變得更具傳染性、隱蔽性，前期温和而後期暴發致死。至此，脆弱而無防備的人類與捲土重來的埃博拉正面相逢時，一場慘烈的疫情發生了。
人性的弱點為病毒推波助瀾
《血殤》中關注的塞拉利昂凱內馬政府醫院的拉沙熱項目組已經具備了對四級病毒進行處理的基本能力，但是受制於緊張的人手、嚴重不足的場地和經費，最終也難逃幾近全軍覆沒的慘劇。如果説1976年的埃博拉帶走了一整座醫院是因為人類與病毒初次相逢的無知；那麼2014年帶走一座醫院，則是因為人類的自大與冷漠。
自大使得人類遲遲沒有推進研究，零星的研究尚處於試驗階段，僅有的成品不能被使用。時至今日，WHO網站關於埃博拉的治療方案依然是宣判死刑的話語：“早期的支持性護理和補液、對症治療可以提高生存率。目前還沒有獲得許可的治療方法證明可以中和病毒，但一系列血液、免疫和藥物療法正在開發中。”
冷漠則使得人類沒有去相互幫助。當一所醫院獨自在風暴中心苦苦支撐時，當冗餘的官僚系統遲遲無法兑現承諾時，當從拉沙熱的魔掌下撿回生命的醫護人員再度奔赴埃博拉戰場時，他們都只能靠自己。這樣的情形下很難想象拉沙熱項目組全體醫務人員的心情，當院內感染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當同事一個個患病離開時，當胡瑪爾·汗醫生自己都身染沉痾時，身處漩渦中心其他人的心情幾何？事實上，作為讀者，讀到這裏時是絕望的。這樣的命運，可以落在任何一個人頭上。而為人類冷漠、自大付出代價的，可能是任何一個普通人。
更進一步，如果説1976年的醫務工作者是死於對疾病的無知，那麼2014年的以汗為代表的醫護人員則更多是死於倫理道德，這些人類社會不合時宜出現的滿地雞毛。絕對的理性往往是通向無序的開始：理性地選擇了不用藥，因為無法顧及醫者的職業道德；理性地選擇了不讓汗自己選擇是否用藥，因為必須避免實驗中的干擾。理性選擇的最終結果就是看着汗一點點死去。從程序上，這件事情本身無國界醫生並沒有做錯，只不過是因為理性過頭了，讓人有一種疏離的憤怒。大概也是因為無國界醫生始終堅持的這種理性思維，始終衝在抗擊埃博拉第一線的無國界醫生會在非洲這片大陸被妖魔化。而另一面，塞拉利昂國境另一側，利比里亞境內的肯特醫生和南希·萊特博爾的獲救則完全體現了醫者的赤子之心。如果不是萊斯· 普萊勒博士最後時刻違規給兩個人用了藥，勢必有一個人無法獲救。人類之所以為人，是因為在理性以外尚有情感。醫者仁心不僅僅體現在偶爾治癒，更是凝聚於持久的安慰。我們無法坐視同胞的死亡，這與職業無關，這是身為人類的本能。
埃博拉的身影依然沒有遠去，剛果民主共和國（就是20世紀10年代的扎伊爾）於2018年再次暴發埃博拉疫情。截至2020年6月20日，本次暴發已造成3463人感染，死亡2280例，死亡率為65.8%，接近66%。病毒之王的身影從未走遠，病毒的世界裏人類才是闖入者。而如果在病毒的世界裏，我們依然傲慢、自大、冷漠，那麼作為闖入者的我們終將被清除。